树立灵魂工程意识坚持重在建设积累――鲁迅文学院理论评论家高研班学员就加强和改进理论评论工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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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着手加强和改进理论评论工作，这是刚刚开学的鲁迅文学院理论评论家高研班的学员们思考和热议的话题。9月3日晚，部分学员围坐在一起，敞开心扉，放飞思绪，激情评点。大家强调，要把理论评论工作作为一项基础工程、灵魂工程摆在突出位置，必须坚持重在建设、注重积累。
建构健康的、富有吸引力
又包含学理性的新的批评范式
渤海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周景雷认为，在创作与批评这对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批评本来应该和创作是同等重要的，但在文艺实践中两者的地位又是十分不对等的，文艺批评的边缘化甚至是被忽略的待遇的获得既有受众、媒体和商业机构对作品的单方面追逐的原因，也是批评自身的缺欠和不能够担当造成的。缺欠主要是指那些所谓的“红包”批评、圈子批评、人情批评、商业批评等等，这些只是文艺作品的广告而非严格的文艺批评。真正的文艺批评是有担当的批评，它既包括审美担当，又包括历史担当。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可以说当今的文艺批评家并不缺少审美检讨的理论素养，而是缺少用“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对文艺作品进行历史分析，甚至缺乏对生命伦理和日常品性的合乎规范的有效把握（这一点似乎已经突破了批评家的底线）。它表现为既有对重大现实境况和时代主题的回避和忽视，也有对那些颠覆了日常伦理、尽展个人欲望的作品的偏好和过度阐释。正是基于批评对于创作的这种引导和规范作用，我们应倡导有德性的文艺批评，并以此获得对文艺作品和社会的正义性。
艺术学院军事文艺研究所吕益都博士提出，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需要获得一种健康的、富有吸引力、引导力，又包含一定学理性的批评范式。学院派专业批评与网络等大众媒介所制造的民间性批评角度，在融合与渗透中，正在促进和建构起新的文艺批评范式与全新的语法特质。学院派批评体现了较为严肃、精准的学术态度及思辨性、严谨性的学术风范。但象牙塔内各个理论范式都有其固定化、程式化之处，批评词汇难免枯燥、深奥，有些甚至佶屈聱牙。这一批评系统特点是自圆其说、评说效果是冷暖自知，学术上的自为自在比较明显。民间化视角的批评范式的特点大体是：零散化状态――对文本没有专业角度的框架梳理、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但却比较敏感于文本的某个闪光的亮点，善于发现与现实生存状态中某种默契幽微的地方。原生化状态――在所有媒介中，网络成为普通大众自由发表文化见解的最大平台。面对文本，在网上往往最为迅速而浓密地生长起一片全新样态的批评丛林。批评中不乏一针见血与真知灼见，但也充斥着许多不负责任的评价、情绪化的抬高与贬斥。戏谑状态――一些批评者以夸张式语言“大话”、“歪说”、“水煮”作品，更利用一些经典的影响力进行拆解、颠覆甚至人格愚弄，是文化作秀的态度。融合上述两类批评各自的优长，进行体例调整、语法创新、词汇的加工与改造，可以说，是当下文艺批评应该建立与已经开始实践的道路。应追求一种有学术含量的平实、生动、客观的表达。应该言之有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读起来让人产生愉悦。应继续发挥论证严谨、切中肯綮、说理透彻的优长，言之有理的同时，展现出具有时代特征与现代意识的开阔视角。
推动形成科学有效的机制制度保障
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系主任万书辉说，如果我们追问：繁荣和发展文艺评论，到底缺什么？就要看到机制的问题，包括推出机制、评价机制和保障机制。与其长期陷入无谓的争论，不如尽快抓住关键问题，通过自上而下的调整行动，实现文艺评论风气的根本转变。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通过某种机制把好文章发掘出来、推广开来而已。如何发掘好文章呢？关键在刊物。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让分散的评论声音更加集中；二是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分享和评价优秀的社科成果；三是实行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制度。通过国家的专项扶持，建立文艺评论公共资源平台。这一平台融公共文化资源库、读者在线阅读与评价为一体，把读者在其中活动所显示的数据和信息作为评价一篇文章和一个刊物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开展专家评价和大众评价的对比研究，发现精英评价和大众评价的优势和局限。概言之，核心理念是“以质取胜”、“知荣明耻”，用有质量的代表作取代目前学术评价中对数量的盲目追求，用公众认可的荣誉抵制低俗写作的耻辱，从而在文艺评论行业形成“知荣而进、见辱而止”的良好风气，在全社会倡导不限字数、不限篇数的代表作胜过无数文字垃圾的健康观念，并将这种观念推广到职称评审和学位攻读上。总之，当前文艺评论界的问题，恰恰不是需要大力鼓励大家写的问题，而是遏制一部分人写作的问题，是阻止部分刊物什么东西都敢登的问题。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郎伟提出，要努力吸引新的人才满怀热情地进入理论评论队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文章的稿费制度进行改革，由于现在支付的稿费太低，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挫伤了文艺评论写作者的积极性；重点扶持优秀评论家，每年投入一定的经费支持，支持他们出版著作，赴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并支持优秀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在所在地方建立“理论和评论工作室”，由优秀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传、帮、带”，培养热爱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的年轻人；大众媒体应该开辟固定的文艺评论专版，使各地的文艺评论家有说话的地方；对优秀的文艺理论和评论家在各地报纸上进行重点宣传和介绍，在国家级和地方各级文艺评奖中，对优秀的文艺理论和评论著作实行倾斜政策；对边疆和少数民族评论家进行重点扶持和培养，在出国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上给予一定的照顾。
关注批评的空间和包容性
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韦丽华说，毋庸讳言，当下的文学批评状况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且不说众多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以及“版面费”批评从根本上扭曲了批评的本义，更多的单调僵化的经院式、八股式批评对批评的伤害同样巨大。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批评空间的匮乏、批评自由的缺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面至少显示出两个不自由，一个是批评形态的不自由，理性化、体系化的批评要求限制了感性的、悟性的、灵性的批评自由，而或许后者才更应该是文学批评的根基和生命；另一个是批评理论的不自由，无论如何，用外来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总难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同样，用社会学、文化学理论来分析文学也总嫌意犹未尽。由此，我们期待中国的理论创新，期待中国的文艺理论创新。
来自安徽省文联的评论家施晓静认为，要包容多样性。理论评论的发展提高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传统文艺评论在时代面前的苍白、弱化乃至退阵，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策划、具有商业背景的推介性文艺批评开始充斥各种媒体。虽然这类文艺评论的公正性、学术性常常备受质疑，但其对受众的影响能力也是无法否认的。只要不抵触社会的核心价值，不违背文艺评论的基本要求，部分文艺评论的适度“商业化”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开拓了新的天地。“商业化”的文艺评论在受众细分、市场策划、造势方式、团队分工等方面的探索也值得学习与借鉴。理论需要争论，在文艺评论事业上，无论是学术性的主流，还是商业化的分支，都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空间，而且它们并不是天然的就有高下之分，都要接受时间和受众的检验评判。
呼唤有个性、有锐气的批评
呼唤怎样的文学批评，以适应当下纷繁复杂的局面？《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何述强说，这是一个极容易陷入思想复制的时代，模式化的文学评论无疑是苍白的，因为文学本身一直在迁流变化，可以复制的理论也是有害的，因为它无法激发潜在的创造力。当前文学评论若要焕发生机，有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老老实实读作品，在具体作品中寻找脉络、线索、对作品进行渊源有自、体察入微的分析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不得不可谓得，不见不可谓见。此外，在写作中增加学术含金量，要运用其它知识背景的思维和方法拓展评论的空间。文学既然是复杂的现实与人生的提纯和重建，既然是对心灵隐秘走向的执着探寻，是作家积极调动现实事物和历史事物映照出来的一种属于人类的可能性。那么，作为批评，是否也需要多有几个观测的角度来立体地面对文学的存在？因此，综合相关领域和学科的认识深度和理性高度，打破单一的话语规约，大胆引进非文学的语词，或许可以让文学评论步出既定成色，获得异彩。让作家感到耳目一新，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这才是不能忽视的文学评论。宁静而深邃的江河可以映照大山的影子，而雨水只能从山体上滑落。因此，我主张学科间多一些融合和交叉，理论间多一些渗透和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异质因素的加入，文学批评才能保持锐气。批评家有责任理性地对待任何一种“时尚”和“狂热”，并时时对有可能造成的虚妄抱以警惕。古人云：“止水澄波，万象斯鉴”。无论什么时候，有立场、透明、清澈甚至尖锐的批评话语，都是文学的一面冷峻的镜子。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仁政认为，文学评论的写作需要逻辑和理论水平，但也应需有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不是空泛和僵化的概念支配一切，而是表达对作品的真切理解，及由此产生的鉴赏激情、生活情感和人生哲理等。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京派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曾提倡印象主义批评，借用法朗士的观点把批评定义为“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一反丹纳式的社会学批评方法，施行“审美的批评”。刘西渭说：“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公正的”；与其说是“分析的”，不如说是“同情的”――批评不是对艺术的肢解，而是对艺术的理解。批评的核心在于把握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风格。因此，创作要有灵魂，批评家也要有灵魂。决定创作和批评灵魂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品的风格和批评家的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文学，同样，没有个性就没有批评。沈从文认为，能够对《边城》这样的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的，惟有刘西渭的批评。“幸而还有一个刘西渭先生，几乎像凭空掉下一枝带感情的笔，常在手中挥来挥去”，像“一个光脊梁作战的典韦，不避箭矢，自充好汉，来同习惯作战，尽力显扬幽隐，宏奖乖僻，领导读者爬高山，瞻远景”。能否再拥有这样的作家和批评家，面对今天创作和批评的状况，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