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礼的传承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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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迎春礼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考察其风俗礼仪及仪式背后所包藏的结构与功能，揭示其文化意义，并提出笔者的忧虑与思考，反思在当今物质文化日益发展的社会，如何更好地承袭传统文化，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得以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者，国之本也”，掌握四季天时的变化，合理安排农业生产，是一个王朝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立春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中国古人于此日举行的迎春礼是一个重要的农业礼仪，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立春作为节气形成于周代，迟至东汉，迎春礼才正式形成。
1、迎春礼的产生、发展、演变
简涛在其专著《立春风俗考》中指出迎春礼的产生基于西汉时期的郊祀礼，受到两汉时期天人相应和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并吸收了民间驱逐大傩和牛的信仰的仪式，从而建立完善起来。据《后汉书・郊祀志》：“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此处的迎春礼沿袭了汉以来的郊祀迎气礼的性质，它由政府出面主持，其规模和形式都是庞大的。立春之日，设祭坛三尺于东郊，阶无等，祭祀青帝和勾芒，同时歌《青阳》之曲，跳《云翘》之舞，并赐予文官缣帛之类的丝织品。《史记・封禅书》：“秦宣公作密于渭南，祭青帝”，青帝作为五天帝之一，位于东方，五行属木，其色尚青，是司春之神。汉班固《白虎通・五行》：“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龙。芒之为言萌也。”句芒是为主木之官，是木神之名，可见于立春之日祭祀青帝与句芒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有其内在的同一性。相对于洛阳都城而言，民间的祭祀则没有那么庄严，《后汉书・祭祀志》：“县邑……立春之日，皆青幡帜，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衣，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较而言之，民间的迎春礼少了乐舞，改祭祀青帝和句芒为青衣童男，仪式上的简化固然是由于官方与非官方的差别，但其性质却是相同的，都在于迎接春天的到来，春者阳气始生，万物博发，是耕种的季节，是传统农耕社会收获的关键时期，因而对春的敬仰可以推论为先民对生存的重视。
东汉以来以至唐宋，迎春礼基本一脉相承，但是梁、陈至随的迎春礼与东汉相比有了一些变化，规模大了许多，此时的迎春礼不仅要用牺牲，还有皇帝的始祖配祀，三辰七宿从祀，《隋书・礼仪志》：“《礼》：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辂，建大纾服大裘，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迎其帝而祭之。……梁、陈、后齐、后周及隋，制度相询，皆以其时之日，各于其郊迎，而以太昊之属五人帝配祭。并以五官、三辰、七宿于其方从祀焉。”
唐代作为一个封建盛世的时代，其礼仪制度日益完善，加之唐前期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在礼仪方面先后制定了《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将礼仪制度分为大、中、小祀的级别，迎春礼是为大祀的一种，由皇帝亲自主持，《旧唐书・礼仪志》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其坛本在春明门外，玄宗以祀所隘狭，始移于核之东面，而值望春宫。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坛在东南，岁星以下各为一小坛，在青帝坛之北。” 唐代前期的迎春礼仍然沿袭前代的做法，政府对其重视程度较之南北朝时期而更进一步，由于唐代礼制的改定频繁，礼无定法，这种由天子主持的迎春礼并没有很好的沿袭下来。相较之官方庄严隆重的祭祀气氛，民间则显得热闹活泼。在立春日，皇帝会亲自赏赐大臣春花，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唐制，立春日，郎官御史长贰以上，赐春罗幡胜。宰臣亲王近臣，赐金银幡胜，入贺，带归私第。”宫中行之，民必效之。另外唐代也有戴春燕的习俗，立春日的春燕和春花无疑为这一传统祭祀的节日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时至宋代虽然仍承袭唐制，但是其迎春礼的规格和模式都已经简化，不仅皇帝不亲自主持，至南渡之后，迎春礼曾一度废止，并日趋消亡，这固然与国家的动荡不安有关。明清时期的迎春礼在唐宋的基础上日益缤纷多彩，鞭春作为一项重大的民俗活动而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不仅增加了乐队和杂戏，还在鞭春的过程中增加了撒米豆的活动，春牛的装饰物更加繁多，从单一的祭祀活动，演变为重大的节日活动，不仅注重节日饮食，如北方于立春日吃萝卜，南方则食生菜，更有五辛盘之类，美名为“咬春”，而且在服饰上也丰富多彩，在汉代就出现了立春的头饰，后世又有了彩花、春燕、春蝶、春杖等青年妇女的装饰，儿童也有属于自己的配饰，如春鸡和春娃等，这些精致小巧的饰物，不仅具有美感，也传递着劳动人民良好的愿望。在社会交往方面，立春这一天，是亲友之间互通情意，r赠礼物的好时机，在山西、西和山东的一些地区，还有立春接新婚女儿回娘家的习俗。民国时期则表现为官方立春礼俗的消亡，而出现了新的节日――农民节。当今社会立春仅仅作为一个节气而存在，其作为节日的功能转化到了春节上面。
2、 迎春礼的结构与功能
从立春节的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看出，它从一个传统祭祀日，转而成为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民俗节日。本节试图讨论立春于稳定时期――盛唐――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其结构和功能，从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的角度揭示其文化意义。
立春礼仪的文化结构：官方与民间。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社会领域，官方主持的礼仪主要是承接了前代的迎气于东郊的祭祀礼仪，其规格和规模都有所扩大，从《礼记・月令》：“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到《大唐开元礼》中《吉礼》：“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和“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有司摄事仪式”条所记载的场面的庄重以及仪式的庄严，都在阐述这一礼仪的官方认可度在不断提高，在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举行如此庄重仪式的目的在于顺“时气也”，祷万物之丰收也。天地运作，四时五行，“春乃万物之生也，阴阳乃相交接也”，从祭祀的构成要素来看，祭祀的对象：青帝与芒神，祭祀的地点：国之东郊；祭祀的用具：省牲器，玉帛，熟食；祭祀的参与者：皇帝及文官（武官除外），其背后有一个深层的文化结构，即是：顺应天命，勿动杀伐。民间的礼仪性狂欢，笔者认为应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范晔所撰《后汉书・礼仪志》：“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跷，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遵从万物始生的规律，体恤下民。土牛耕人本用于驱寒，在冬至之后，这里将作迎春，以告知万民春天的开始，从立春至于立夏，三个月的时间，又立之于人来人往的东门外面，其目的在于扩大传播面，造成重大的影响力。反观唐代社会，在民间，这样的仪式只在立春节这一天举行，地点相同，举行仪式的用具相同，其时间缩短，说明社会的关注度提高了，这一天不仅官员要放假一天，（据《唐六典》：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每旬并给休假一日），皇帝还往往会赐宴，唐人沈缙凇斗詈土⒋河卧酚春》：“东郊暂转迎春仗，上苑初飞行庆杯。风射蛟冰千片断，气冲鱼钥九关开。”皇帝与百官同乐，多有应制之作，再来看民间如何庆祝，白居易《六年立春日人日作》：“二日立春人七日，盘蔬饼饵逐时新。”在民间，人们于立春这一天会吃一些时蔬和春饼，李商隐《人日即事》：“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由于立春这一天又恰逢人日，荆楚一带的妇女往往剪彩为人，或是剪彩为花，成为人胜或华胜，簪在鬓上或是贴在屏风上，以求得吉利。无论是鞭耕牛，立土人，还是剪彩为鬓，簪花为胜，都赋予了立春这个节气以喜庆祥和安乐的气氛，使得春的到来为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气息。又《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而笔者认为官方的祭祀及民间的狂欢都在传递一个信念，就是对社会稳定生活富足的美好祝愿。
3、迎春礼的文化传承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立春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重大节日，在近代社会却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反而在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脚步下渐渐消亡，文化的传承断裂了，文明的发展也将日益颓废。笔者在此重申立春文化对于我们当下继承传统文化的意义，不是在于建立一个因循守旧，毫无更改的仪式的承袭，而是希望在文化的转型期，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以及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如何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让其不再只是束之高阁，只是学者笔下繁琐的考证与推论，让其能够更加深入人心。笔者认为只有牢固的依靠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我们才有面向全世界的底气和勇气。
参考文献：
[1]简涛.立春风俗考，[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月.
[2]（南朝宋）范晔纂.（唐）李贤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杨家骆.隋书[M].台北 ： 鼎文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