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尖的枞树之乡》中的女性及其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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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5-27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现代语境下萨拉・朱厄特的性属观研究（2012C059）;闽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女性主义批评与萨拉・朱厄特研究（SJ1009）

作者简介：陈煌书（1979-），男，福建永定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摘要：萨拉・朱厄特在其代表作《尖尖的枞树之乡》中对坚强、独立的女性的描写，深得评论界的关注和认可，但她并没有在作品中忘记其他女性。事实上，正是借助对有着刻板性别角色的传统女性、主动与男性互换角色的新女性，以及勇于承担双性化角色的理想女性的塑造，朱厄特表达了她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思考和理解。遗憾的是，这在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基于此，以社会性别为切入点，分析《尖尖的枞树之乡》中的女性群像及其性别角色，解读朱厄特的性别角色意识，指出作者透过对这些女性的刻画，表达了她对刻板性别角色的批判，对男女性别角色互换的质疑，以及对双性化性别角色的赞赏。

关键词：《尖尖的枞树之乡》;女性;性别角色;角色互换;双性角色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1-0092-05

在美国文学史上，萨拉・朱厄特（18491909）是公认的19世纪末杰出的乡土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朱厄特对于自己所选择的时代、地点和人物忠实的描绘是同代人中最突出的。”[1] 朱厄特生活的年代正是美国经历重大历史变革的时期，工业化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公私领域的划分，进而在两性问题上形成了“性别领域划分”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文坛上首次出现了女权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中渗透着男性偏见的女性角色模式，塑造了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新女性形象，并引发了社会对于女性性别角色问题的讨论，相关文章还经常出现在学术和通俗杂志上。对此，伊丽莎白・西尔弗索恩认为，“作为一个兴趣广泛的读者，朱厄特肯定读到过许多这样的文章”[2]。其实，朱厄特不仅关注这些讨论，更在其不少作品，包括代表作《尖尖的枞树之乡》（1896）中，对性别角色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正如雷纳・韦勒克所指出：“作家是个公民，就要对社会和政治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参与其时代的大事，表明其社会立场、态度和意识等。”[3]

或许是由于当下社会和文化语境，尤其是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当前学界更多地透过《尖尖的枞树之乡》中坚强、独立和勇于承担双性角色的女性，解读作者的女性主义意识。不可否认，朱厄特在作品中对这些理想女性的塑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并没有忘记那些刻板的传统女性，以及敢于挑战传统、主动与男性互换角色的新女性。正是通过对这些女性的描写和刻画，朱厄特表达了她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认识和理解。遗憾的是，这在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基于此，本文借助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尖尖的枞树之乡》中的女性及其性别角色，解读作者的性别角色意识。

一、传统女性――刻板的性别角色

在父权社会里，女性因其特殊的生理特征，被认为天生适合待在家庭等“私人领域”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为他人提供关心和照顾等情感。正是在这一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制约下，不少传统女性被囿于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她们中的一些人，要么将父权文化强加的刻板性别角色加以内化，默默地忍受它的束缚，成为其受害者;要么对敢于反叛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充满歧视，自觉沦为父权文化对女性伤害的支持者。不管哪一种情形，作者都对她们进行了批判。

蒂利的妻子莎拉拥有不少女性的美好天性，是丈夫眼中“甜蜜的小妇人”[4]128，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刻板的女子，笃信家庭是女性的专属领域，操持家务和照顾丈夫是妻子的天职。每当蒂利出海捕鱼，她总是待在家中精心地料理家务，耐心等候他的归来，更为他的故意迟归担惊受怕却没有丝毫怨言。她的行为与作者在《乡村医生》（1884）中塑造的刻板保守的弗雷利老太太极其相似，“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给公众提供的最好服务就是把自己的家管理得井然有序，把自己的丈夫伺候得舒舒服服，并且履行那些需要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5]。然而，莎拉对丈夫的付出，甚至逆来顺受，并未得到他的理解和尊重，反而助长了蒂利的大男子主义，将莎拉对他的担心和牵挂看作女性懦弱和依赖的表现而加以嘲讽，“我总是嘲笑可怜的老婆，我经常取笑她胆小”[4]129。正是莎拉对丈夫的一味顺从和纵容，蒂利将她视为自己的附属品和家里的摆设品，并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满足了她在物质生活和享受方面的需求，便尽了丈夫的全部义务。因此，每次去港口，他总以“大丈夫般”的口吻询问妻子还需要添置什么装饰品。对于丈夫“大男子般的示爱”，莎拉并没有感到不适，反而贬低自己去迎合他，将丈夫送给她的物品视作他们感情甜蜜和婚姻幸福的见证而加以展示和炫耀。而当她不慎打破一个心爱的瓷杯时，她更是觉得此举辜负了丈夫的爱，令她和丈夫所引以为豪且为外人所羡慕的“亲密”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进而整日陷于自责和羞愧中，根本没有意识到维持真正的夫妻关系除了需要物质层面的满足，更需要精神层面的满足，需要夫妻间的相互沟通、交流、理解和尊重。也难怪，当她在世时，蒂利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大男子行为给她带来的伤害，也无法真正体会她的内心世界，一如既往地以原有的方式生活，而莎拉则不得不继续成为其行为的受害者，导致至死都不被理解和尊重的悲剧。

海特太太也是一个深受刻板性别角色影响的女性。虽年事已高，并饱受疾病的折磨，但她身上依然保留着传统贵族女性的傲慢、严肃和冷漠等特质。她坚持认为女孩要温柔、体贴、恬静和端庄，最适合从事服务性工作。因此，她对女儿埃斯特为了还债而主动放弃教师职业，独自去深山放牧的行为颇感困惑。即便埃斯特后来在牧羊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还清了债务，在银行里有了存款，还改良了当地的牧羊法，她仍认为女儿还是从事为父权社会所认可的职业好，“她一直是个好女孩，可她本该做一个教员的”[4]191。正因其身上的刻板性别角色观念，海特太太对女儿与威廉的相爱表示质疑。在她眼中，女儿阴柔不足而阳刚有余，像个男子，而威廉则阳刚不足而阴柔有余，更像个女子，根本不符合父权文化对于男女的行为规范和角色期待的要求。她无法想象他们的结合会引发怎样的社会反应，进而对他们多年的恋情加以限制和阻拦，让他们饱受情感的煎熬。当威廉与埃斯特在海特太太去世后终于喜结连理时，托德太太为他们结束“受罪”的日子而感到高兴，“上帝终于认为那边的海特太太应该离去”[4]235。托德太太的这番话不仅是对这对磨难的恋人的同情，更是对刻板的海特太太的批判，毕竟“阻碍‘女人’成为‘人’的最大障碍不在于异性的压迫，而在于同性的麻木，倘若女性主体意识不能真正觉醒，女性解放仍将是漫长而艰辛的”[6]。

二、新女性――互换的性别角色

正是意识到刻板的性别角色不仅给传统女性自身带来束缚，也给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女性造成阻碍，朱厄特还在作品中刻画了一些敢于挑战和反叛的新女性。与传统女性相比，这些新女性不但摒弃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和天性，还大胆闯入传统观念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领域，积极向男性看齐，甚至与他们互换角色，以期摆脱刻板性别角色的限制，实现与男性的平等。遗憾的是，她们的行为并没有帮助她们实现梦想，反而把人类社会和文化预设中对女性有利的方面瓦解和扼杀掉，最终给她们自身的发展和解放制造新的障碍。这是作者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她对新女性盲目向男性看齐，主动与他们互换角色的行为表示了质疑。

玛丽・哈里斯身为利特尔佩奇老船长的管家，主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可她早已让自己游离于这一传统的女性角色之外，以致于在家务和穿着方面“料理得并不妥当”[4]16。此外，她还抛弃了女性应有的友善、耐心、对他人的需要敏感、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等美好天性，盲目效仿男性，养成了喜欢反对和乐于与人争执的习惯。因此，她非但无法像一般女性那样使自己成为船长的倾述对象，替他排忧解闷，反而将自己视作男性，经常与船长作对和争论，使他整日郁郁寡欢。由此可见，老船长在社区中感到孤独和被误解，除了与其自身的刻板男性气质有关，也与哈里斯的性别角色观念有一定的关系。然而，哈里斯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社区的认可，反而被视为不符合传统习俗而受到鄙视和排斥。社区居民不但在私下称她为“那个玛丽・哈里斯”[4]13，更在鲍登家族聚会上贬称她“样子像中国人”[4]110，将她与美国19世纪后半叶《排华法》中的主要对象“华工”相提并论。这不仅说明她在社区中并不受欢迎和尊重，“被排除在社区之外，也被排除在以社区生活为榜样的美国民族之外”[7]，还进一步证明女性一味抛弃自身的美好天性，盲目向男性看齐，并主动跟他们互换角色是愚蠢和不可取的。

约安娜的名字“Joanna”由“Joe”（约，男子名）和“Anna”（安娜，女子名）两部分构成。“作家给人物取名不是随心所欲的，里面饱含着作家对人物的一种规定，隐蔽着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寓意和心理倾向。”[8] 可见，作者在塑造约安娜时，希望她能人如其名，兼具男女双性气质，灵活地承担双性化角色，成为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只可惜，她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将原本有机结合的名字机械地拆成二元对立的两部分，并对照着去生活，进而酿成了悲剧。在爱情受挫之前，约安娜如同其名字中“安娜”所暗示的，不仅温柔、善良，性格开朗，还特别重视亲情和友情。和众多传统女性一样，她对父权制婚姻价值观深信不疑，认同“女人要么结婚，要么一无是处”，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结婚上，渴望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庭和一个可相依为命的人”[4]69。 正因如此，当她被未婚夫抛弃后，约安娜“颇像一只覆巢之鸟”[4]69，将自己的私愤和绝望发泄在对上帝的辱骂上，并因此觉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自甘流放到荒凉的壳堆岛上了却余生。宁可独自面对孤寂，也不渴求解脱，拒绝任何人，包括亲友的劝说、关心和往来，完全漠视了亲情和友情，也忘却了女性的美好天赋。不难看出，此时的约安娜早已不是先前那个美好的“安娜”，而蜕变成麻木、冷酷的“约”，其身上有着明显的顽固、武断、冲动等刻板的男性气质。她处理私人问题的方式与朱厄特的短篇小说《愚蠢岛上的国王》（1886）中的乔治如出一辙。乔治因其自负的行为没有得到邻居的认可，“一气之下，带着妻女来到遥远的愚蠢岛上独居，发誓再也不踏上陆地半步，进而致使妻女在孤独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郁郁而终”[9]。对于约安娜的悲剧，托德太太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人的脑筋，就像衰退的视力;你的眼睛看不清楚，还可以有救药，可是没有什么眼镜可以纠正脑筋。”[4]82从托德太太的话中不难听出，她对约安娜在遭遇挫折后，忘却自己的女性身份，一味以男性般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的质疑和否定。

三、理想女性――双性化的性别角色

不可否认，朱厄特笔下的新女性具备承担异性角色的潜质，但倘若她们一味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对自身的美好品质漠视甚至贬低，而对男性气质和角色盲目效仿，会让她们再次受困于畸形、单一的性别角色中而无法自拔，受伤害的还是她们自己。“角色互换并不能真正解决性别角色问题。在任何成功的两性关系中，男女双方都必须拒绝使自己囿于任何单一的角色中，不论它传统与否。”[10] 鉴于此，朱厄特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兼具双性气质，敢于打破刻板性别角色模式，既能承担女性角色，也能承担男性角色的坚强女性，并将她们视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而加以赞赏。诚如玛格里特・罗门所指出的那样：“朱厄特笔下的坚强女性不需要角色互换，她们要成为自己。”[11]

在初来乍到的叙述者看来，托德太太无非是一位孤苦伶仃、靠制作草药和出租房屋勉强度日的寡妇，但她很快发现托德太太身上还有着坚强、独立、自主、不屈等传统上属于男性的气质，更像个男子。虽然年轻时遭遇爱情受挫、丈夫早逝等诸多不幸，但她并未对人生失去信心，依然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不仅让自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还积极参与社区生活，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和尊敬。难得的是，托德太太并没有因此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不仅勤劳、善良，乐于助人，还善于与人交流和分享，重视姐妹情谊，与自然和谐相处。此外，托德太太还是一位不受刻板性别角色影响的女性，对弟弟威廉和埃斯特小姐身上与传统父权文化不相符的气质和行为深表理解、宽容和赏识。她的这一行为印证了双性化角色的人“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和自尊，自我评价更加积极，并可获得更高成就”[12]。也难怪，蒂利称赞她是“了不起的女人”，“在整个缅因州没有一个女人的心比她好”[4]133。

为了偿还父债，赡养瘫痪的母亲，埃斯特小姐毅然放弃教书职业，去深山牧羊，既当女儿又当儿子。虽然与威廉订婚多年，并且威廉也不反对婚后把岳母接来一起生活，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独立支撑家庭，宁可忍受感情的折磨和母亲的误解，也不屈服于环境和命运的安排，直至偿清债务，为母送终。从这一点来看，她更像一个敢于担当、有责任心、坚强、自立的男子。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善解人意，富有爱心和同情心，渴望拥有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伴侣。在结婚当天，她一边抱着羊羔，一边害羞地望着威廉，尽情展示了女性特有的善良和温柔，让叙述者觉得“从来没见过一个幸福的年轻新娘子，比得上埃斯特结婚那天一半那么令人感动”[4]246。可见，埃斯特在承担男性角色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和美好天性，其行为有力地反驳了父权文化所强调的“一个选择独身和在男性统治领域里工作的女性会变得举止粗鲁”[13]的观点。

相比之下，同为女性的叙述者就逊色多了。幸运的是，她在托德太太等人的帮助下，最终变成作者眼中另一个理想女性。她以度假为由来到登奈兰丁，寄宿在托德太太家，原本希望在此安心创作，不料此愿望却受到以托德太太为中心的女性群体的种种干扰和诱惑而落空。她因此搬到闲置的学堂去“办公”，把自己封闭和隔离起来，每天傍晚带着一种“下班的感觉”[4]11，满足地回到家中。此时的她“早已自觉游离于女性/家庭空间之外，把自己划归终日公事繁忙的男性/公共领域中去了”[14]。正因如此，她在登奈兰丁这个重姐妹情谊和家庭生活的社区感到不适应，产生了莫名的孤独和被隔离感，“我第一次渴望有人做伴”，“我并不真正属于登奈兰丁”[4]14。托德太太一眼便洞悉了她身上“一味男性化”的潜质，并对她发出了善意的警告。正是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叙述者逐渐从自闭和排斥中走出来，融入到社区生活中，学会欣赏和赞美女性身上的美好天性，更在鲍登家族聚会上重获归属感，重拾了女性的身份和天性，并受到托德太太的认可和赞赏。这一点可从她即将离开登奈兰丁时，托德太太送给她的礼物看出来。在这些礼物中，不仅有托德太太的先夫南墩送给其爱情受挫的堂妹约安娜而她却拒绝接受、象征亲情、友情、关心和照顾的珊瑚别针，也有象征“对叙述者的关爱和忠诚”的木兰花，更有象征“对叙述者的创作能力的肯定，以及对她在男性职业中取得成就的期待”[15]的月桂枝。

四、结 语

2014年恰逢朱厄特逝世105周年和《尖尖的枞树之乡》发表118周年。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借助社会性别的视野去重评《尖尖的枞树之乡》中的女性及其性别角色，不难看出作者早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不论是一味恪守刻板性别角色的传统女性，还是不顾两性差异、盲目与男性互换角色的新女性，都无法真正摆脱父权制刻板性别角色的束缚，真正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唯有兼具双性气质、在双性角色中游刃有余的女性才是其心目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她的这种既赞同两性差异，又反对刻板的性别角色模式，进而主张两性互补的理想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观不谋而合，也将为我们当下积极构建男女自由发展、两性和谐相处的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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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AGEL G L.This prim corner of land where she was queen： Sarah Orne Jewett’s New England Gardens [J]. Colby Library Quarterly， 1986（1）： 59.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

and Their Gender Roles

CHEN Huang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