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史:内涵与分期的再探讨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旅游文化史:内涵与分期的再探讨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旅游文化史研究成果丰富，但其基础理论研究却十分薄弱：旅游文化史内涵缺乏专门探讨，与旅游史内涵混淆不清；旅游文化史分期多套用社会史分期，自身特殊性湮没不彰。旅游文化史不同于旅游史，它是旅游体验与介入文化的发展史；旅游文化史分期不应随社会史亦步亦趋，应根据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另辟蹊径。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发展不同步时，界标的确定应以旅游体验文化为重心；各地旅游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时，界标的确定应以旅游文化相对发达者为重心。按此原则，从宏观的角度看，整个旅游文化史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3个大的历史阶段，起讫时间分别为前31世纪、18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现在；从中观的角度看，古代旅游文化可分为形成、消长、嬗变3个时期，分界线分别是2世纪、3世纪之交和14世纪中叶；近代旅游文化和现代旅游文化则分别以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90年代为界，各自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关键词]旅游文化史；旅游体验文化；旅游介入文化；历史分期；分期标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12-0109-12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12.015
旅游文化史是旅游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在不同学者的眼里，旅游文化史有不同的内涵，其发展阶段也见仁见智。旅游文化史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旅游文化史应该怎样分期？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1 旅游文化史的内涵
1.1旅游文化史内涵研究述评
旅游文化史的论著目前已有很多，对旅游文化史内涵的探讨却不多见。 林永匡先生着眼于中国旅游文化史，认为心态与价值观念是旅游文化活动（实为文化旅游）的“核心”与“灵魂”，是旅游文化史的首要课题。
马勇先生则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旅游文化不是旅游的某一方面或独立于旅游之外的另一事物，它是旅游的另一种表述；旅游文化史就是文化学视角的旅游史。
张启先生立足于旅游主体，认为：旅游文化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最为光辉灿烂的部分，则是旅游者旅游活动的历史。旅游文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旅游者的历史。
诸家对旅游文化史内涵的探讨虽各有侧重，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自觉不自觉地把旅游文化史混同于旅游史――林永匡强调旅游文化史首要课题是文化旅游的心态与价值观念（的发展史），马勇强调旅游文化史是文化学视角的旅游史，张启认为旅游文化史实为旅游者的旅游史。有的旅游文化史论著虽未明言旅游文化史就是旅游史，但所著旅游文化史却实实在在是指向旅游的，论著中旅游一词的使用比旅游文化一词还多。
这种现象令人深思。难道旅游文化史真的等同于旅游史？按某些学者的说法――旅游文化就是旅游，旅游文化史就是文化学视角的旅游史，旅游文化史当然可以等同于旅游史。遗憾的是，上述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一，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旅游文化史不同于旅游史。旅游文化与旅游是不是同一现象？少数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它们从来就不是同一现象，20世纪90年代前两个概念从未混用即是证明：作为概念，旅游一词早在5世纪初即已出现，泛指人的暂时性异地流动，是与“家居”相对应的。在诸多与之混用的概念中，有“游”“观”“游览”，唯独没有“旅游文化”；旅游文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泛指与旅游有关的文化，是与“旅游经济”相对应的。在诸多与之混用的概念中，有“旅游者文化（tourist culture）”“游览文化（touringculture）”“旅行文化（travel culture）”，唯独没有“旅游”。20世纪90年代，个别学者提出“旅游就是旅游文化”，两种独立的现象开始混为一谈。旅游文化与旅游有联系，更有区别，双方在主体、客体、性质上各不相同。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这在逻辑上决定了旅游文化史必然不同于旅游史。
第二，研究视角无法改变历史内容，文化学视角的旅游史依然是旅游史，不是旅游文化史。就本话题而言，研究视角和历史，两者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视角是研究者选择的，只能发现对象，不能改变对象。研究旅游史，可以用文化学视角，但旅游史并不因此变成旅游文化史。正如我们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视角研究旅游史，旅游史并不因此变成旅游社会史、旅游经济史、旅游地理史一样。作为研究对象，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研究者的意识为转移的。旅游史可能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横看成岭侧成峰”，但这只是旅游史的不同侧面，不是旅游文化史的“峰”和“岭”。毕竟，此岭非彼岭，此峰非彼峰。
1.2基于“体验与介入”理论的旅游文化史内涵
既然旅游文化史不是旅游史，那么，旅游文化史本来内涵是什么？旅游文化史是旅游文化的纵向展开，欲弄清旅游文化史的内涵，首先必须明确旅游文化的定义。
关于旅游文化的定义，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影响较大的有“相关文化总和”说、“特殊生活方式”说、“旅游主体文化”说、“旅游介体文化”说、“旅游客体文化”说、“旅游主、客体文化”说、“旅游主、介体文化”说、“三体碰撞”说、“文化交流与对话”说、“体验与介入文化”说。其中，“体验与介入文化”说较为晚出，也最有说服力。该说认为：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也不同于一般文化，更不同于旅游资源，它是“人们对旅游的体验与介入过程及其精神产品的总和”，旅游体验文化和旅游介入文化是旅游文化的两大主干。旅游体验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核心，是“旅游参与者对旅游的体验过程及其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现实旅游体验、虚拟旅游体验及相关的体验规范，具有广泛性、享受性、自由性、情感性和个体性等特点。旅游介入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是旅游干预者对旅游的介入过程及其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现实旅游介人文化和虚拟旅游介入文化，其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导向性、功利性、地域性、民族性和规范性等方面。
基于“体验与介入”的旅游文化理论，旅游文化史的内涵可以这样界定：旅游文化史就是旅游体验与介入文化的发展史。其内涵主要有二：
（1）旅游文化史是旅游体验文化的发展史。旅游体验文化包括现实旅游体验、虚拟旅游体验及相关的体验规范，旅游体验文化史必然包括现实旅游体验史、虚拟旅游体验史及相关的体验规范史。
从体验对象的角度看，现实旅游体验史包括社会旅游体验史和自然旅游体验史。
所谓社会旅游体验史是指旅游者通过对人文景观和旅游服务等社会文化现象的体验而创造的旅游文化史。人类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社会之中，较之自然，人类对社会更熟悉、也更亲切。所以，社会文化比自然更早进入旅游活动领域。古埃及是世界上社会旅游体验活动的发源地，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大批游客去那里游览人文奇观金字塔，考察当地民俗风情。我国先秦典籍《易经》也有“观光”等社会旅游体验的记载。此后，社会旅游体验活动日益发达，由此产生的旅游体验文化作品更是汗牛充栋。近代以来，随着旅游业的产生，旅游服务成为社会旅游体验的重要对象。对旅游服务的体验，因人而异，因质而异，苦辣酸甜，一言难尽。在当代，社会旅游体验仍是最主要的旅游体验文化之一。
所谓自然旅游体验史是指旅游者通过对自然景观的体验而创造的旅游文化史。春秋时孑L子总结了自己和前人的自然旅游体验，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的格言，成为中国自然旅游体验的经典；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等号召向大自然学习，揭开了西方自然旅游体验的序幕。魏晋南北朝时期，无数中国知识分子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吟风咏月，抒怀，掀起有史以来首次大规模自然旅游体验的高潮；18世纪中叶，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引导下，欧洲也出现了自然旅游体验的大潮。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获得“回归自然”的乐趣，自然旅游体验有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旅游体验文化的大宗。
虚拟旅游体验史几乎与现实旅游体验史同时发生。虚拟旅游体验史主要包括神游史和卧游史两大部分。
所谓神游是指身体不至而心神旅游，泛指想象出来的旅游。神游主要是一种想象活动。在古代，人的旅游受到极大限制，现实不能满足人的旅游需要，人们就通过想象来获得满足，于是出现了“神游”这一虚拟的旅游体验方式。古希腊的《大地环游记》、古中国的《山海经》就属于早期的神游作品。在虚拟旅游体验史上，神游主要有仙游、梦游、幻游3种形式。仙游是想象的神仙之游：不受内外环境制约，随心所欲，无所不至，优哉游哉，绝对自由。仙游主要盛行于古中国，流行至今。屈原的《远游》及大量的“游仙诗”即为著名的仙游作品。梦游是假托梦境所作的精神之游，中西盛行。典型的梦游当属《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爱丽丝的仙境之游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的天姥山之游。幻游是以现实为基础幻想出来的旅游，主旨是批判现实，反思文化。幻游包括以社会文化为主题的奇幻之游和以科学技术为主题的科幻之游。前者如《桃花源记》中渔夫的桃花源之游，《镜花缘》中唐敖的海外之游，《神曲》中但丁的地狱、炼狱、天堂之游，《格列弗游记》中格列弗的探险之游；后者如《地心游记》中登布罗克一行的地心之游，《时间机器》中时间旅行者的未来之游。奇幻之游往往流行于社会动荡、转型时代，科幻之游则盛行于科技发达的近现代。
卧游最初的意思是通过居家欣赏山水画体验旅游，后扩大为通过欣赏与旅游有关的诗文、图画或影视等体验旅游。按此定义，现代兴起的“网游”――网上旅游（不是旅游电子商务或电子网络游戏）也属卧游。因为网游同传统的卧游一样，也是通过欣赏与旅游有关的诗文、图画或影视等体验旅游，只是体验的介质不同――前者是网络，后者主要是纸质。（相对于网游，我们也可以据此把传统的卧游称为“纸游”――纸上旅游。）卧游主要属于感知活动，也是以满足旅游需要为主要目的。传统的卧游兴盛于中国，以至于山水画也称为卧游图，如南宋李生的山水画称为《潇湘卧游图卷》、明代沈周的山水画称为《卧游图》、清初程正揆的山水画称为《江山卧游图》。网游则中外咸宜。美国权威旅游杂志《旅行家》曾选出世界“十大奇景”，第十景即为无国界的电子网络。
无规矩不成方圆。随着旅游体验的形成，旅游体验的规范亦随之出现。
最早形成的旅游体验规范应属旅游习俗。习俗是人类最早的行为规范，是道德、法律等其他规范的渊薮。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时代，祭祀旅行保护神――路神的旅行习俗就产生了。古中国的路神是“修”或“累祖”，行前要举行祭祀仪式，称“祖道”。古希腊的路神是“赫尔墨斯（Hermes）”，街头路口要树立赫尔墨斯的雕像，供行人识别、拜祭。其后，旅游习俗越来越丰富，如中国人出行要占卜择吉，外国人旅行要赠物送别。春踏青、秋登高、游必有记，则是古今中外普遍的旅游习俗。在现代旅游活动中，除了业已形成的传统旅游习俗之外，还有一些正在形成的新的旅游习俗。新的旅游习俗主要源于相关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根据旅游发展的需要制定的各种“守则”、“指南”和“规范”。
旅游道德是继旅游习俗之后又一重要旅游体验规范，它在上古时期即已出现。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到外邦旅行时不要带着本国的成见，即要人乡随俗。这一提示要求尊重目的地的文化，已成为告诫旅游者的金玉良言。古中国思想家孔子提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这一伦理思想也很快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旅游道德规范。近代以后，旅游道德的调整对象已从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旅游者不但要尊重人，更要尊重自然。1999年10月1日，世界旅游组织第13届大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通过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对旅游道德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的通过，标志着全球旅游道德的初步形成。
规范旅游者及其行为的旅游法规，是随着旅游问题的加剧而出现的。早在先秦时期，西周统治者为了管理旅行，建立了通行制度和宵禁制度；秦国为了驱民归农，过禁游惰、废逆旅的法令。这应该是旅游法规的先声。现代以来，随着旅游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一些国家，尤其是旅游发展较早、较快的国家，感到了旅游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世纪40-50年代，有些国家开始制定有关旅游者的法律、法规；20世纪50-60年代，“旅游法”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到20世纪60-70年代，日本、韩国、巴西、墨西哥、英国等根据本国情况，相继制定了一些专门的旅游法律、法规。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专门针对旅游者的法律规范体系，相关的内容只能从国家立法与行政部门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
（2）旅游文化史是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史。旅游介入文化包括现实旅游介入文化、虚拟旅游介入文化，旅游介入文化史必然包括现实旅游介入文化史和虚拟旅游介入文化史。
现实旅游介入文化是随着旅游体验文化的产生而产生的。旅游者对旅游景观的体验起源于何时，至今未有定论；至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那时旅游现象刚刚萌芽，不足以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自然谈不上什么旅游介人文化了，社会、政府、企业、学界介入旅游形成旅游介入文化，那已经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了。
最早的旅游介入文化当属旅游服务文化。上古时期，随着旅游体验活动的出现，为之提供食、住、行、游等服务的旅店、交通、导游等应运而生了，旅游服务文化就此萌芽。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有一种自愿为故国来客提供食宿、向导的服务惯制，服务者均为义工。这应当是后世旅游服务志愿者文化的源头；在古中国的西周时期，宾馆既已形成“宾至如归”的服务理念，要求视来客为家人，影响至今。近代以后，旅行社纷纷成立，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服务文化正式形成。
继旅游服务文化之后的是旅游景观开发文化。最初的景观开发作品当属上古时期埃及的圣苑、中国的苑囿、西亚的花园和希腊的官苑。其后累经设计，自然山水越来越人工化，园林的组成要素日益成熟，终于形成风格各异、自成一系的中国、西亚和西欧三大园林体系。近代以后，山河湖海、民俗古迹，无不列入开发范围，并形成多样的开发理念。
旅游宣传文化几乎与旅游服务文化和景观开发文化相伴而生。为了吸引游客，推销产品，上古时期中国酒店发明了“酒旗”（幌子）这一宣传形式，古罗马甚至出现了“某某酒店欢迎光临”的宣传标语。中古时期，导游手册大量出现，导游员、游记成为旅游宣传的重要载体，旅游宣传文化进一步发展起来。近代以后，旅游宣传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以此为核心的旅游宣传文化也日益壮大。现在，旅游宣传文化已经成为一支最绚丽的旅游介入文化之花。
旅游研究文化同样历史悠久。在中国，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史料记载，老子、孑L子、壶丘子、列子均曾讨论“游至”与“游道”。“游至”即游的最高境界，“游道”即游的艺术方法，这些一直是中国旅游大家津津乐道的旅游核心问题，已经讨论几千年了，至今仍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西方，关于旅游的研究可追溯到16-18世纪“要不要旅行”的大讨论。近代以后，西方成了世界的旅游研究中心，旅游研究文化的西方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了。
虚拟旅游介入文化也是随着旅游体验文化的产生而产生的，所涉及的虚拟旅游介入主要有虚拟导游服务（如但丁《神曲》中的浮吉尔、俾德丽采导游，屈原《远游》中的丰隆向导）；虚拟食宿服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屈原《远游》中的“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虚拟交通服务（如但丁《神曲》中的开隆使船，屈原《远游》中的风伯开道）等。最初的虚拟旅游介入是从虚拟旅游的角度提出来的，没有形成独立现象。在虚拟旅游的最高层次――“仙游”中，上述虚拟旅游介入更是可有可无，因为这些仙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已经达到“无待（无需依赖任何介体而随心所欲）”的境界了。
现代以后，随着网游的兴起，网游介入文化兴盛起来。目前已经陆续开发出一些网游介入系统，如桌面虚拟现实系统――主要通过计算机显示器来显示虚拟世界；坐舱式虚拟现实系统――主要通过置身于特制的转动坐舱从不同的角度观看虚拟世界；沉浸式虚拟现实系统――用户通过头盔式显示器或全方位监视器自由地环顾虚拟空间。网游介入系统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生存和休闲空间，在其中，人们不必像在传统旅游世界那样受到因财富、地位、身份等不同而产生的歧视和压抑，可以平等地进行游览、交流，充分的解放思想和“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网游介入系统不只是对传统旅游文化的一种颠覆，更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平等、宽松的文化环境的塑造。网游介入文化的兴盛，标志着虚拟旅游介入文化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现象。
2 旅游文化史的分期
研究旅游文化史，绕不开旅游文化史的分期。这既是旅游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旅游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本文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旅游文化史的分期标准和具体分期。
2.1学界对旅游文化史分期的认识
关于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郝长海等先生认为：纵观旅游文化史的发展行程，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一是19世纪初叶之前的古代旅游文化，具有功利性、求知性、宗教性、审美性等特征：二是19世纪初叶至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代旅游文化，具有驳杂性、制度性、娱乐性、跨文化性等特征；三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兴起的现代旅游文化，经济与科技因素大增，消遣娱乐需求高涨，负面价值增多。这一说法出现较早，影响较大。
谢贵安等先生认为：世界旅游文化史可以分为起源与发展（上古-15世纪）、突变与扩展（15世纪-18世纪）、交流与整合（18世纪-现在）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上古时期，中西两大旅游文化系统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发生并成型。中古时期，中国旅游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西方民族冒险勇进的旅游性格也借教士、骑士和商人的旅游活动顽强地表现出来。在第二阶段，紧接中国人之后进军海洋的是西方的探险家，他们掀起了第二次跨越海洋的历史巨浪，并一浪高过一浪地将跨越海洋和联结文化圈的事业继续了下去。在第三阶段，东西两大文化民族的旅游风尚开始接触，并发生冲突。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最终导致环球旅游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世界性的旅游文化系统。谢先生的分期着眼于文化流变，为多家引用。
喻学才等先生认为：欧洲的旅游文化主要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公元前8-公元前3世纪），唱主角的是古希腊人。希腊人经过许多世纪的探险旅游，地理观念从原来熟悉的地中海周围扩张到印度和非洲。在第二阶段（公元前3世纪-3世纪），唱主角的是罗马人。本阶段欧洲的旅游文化主要体现在探险旅游上，罗马的探险集中在西欧陆地和不列颠岛。在第三阶段（3世纪-15世纪），传教士唱主角。中世纪的欧洲旅游文化有极浓的宗教色彩。在第四阶段（16世纪-现在），欧洲旅游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局。旅游中介机构的出现以及随之而起的旅游产业使旅游文化打上一系列迥异于此前许多个世纪的痕迹。喻先生还把中国的旅游文化分为神话传说和信史两个时期。其中信史时期又分为夏商周、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晚清民国等若干阶段。喻先生的欧洲旅游文化分期着眼于旅游文化主体的变化，很有特色；中国旅游文化分期则以朝代更替为标志，很有代表性。
沈祖祥、马勇则分别对中国旅游文化史分期做了探讨。沈祖祥认为：中国旅游文化史可分为形成（先秦秦汉）、勃兴（魏晋南北朝）、鼎盛（隋唐宋）、发展（元明清）、转型（近现代）5个时期；马勇认为：根据对旅游文化的主体、客体和媒体以及旅游观念等发展变迁的综合考察，可将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滥觞（先秦秦汉）、勃兴（魏晋南北朝）、隆盛（隋唐）、新变（宋元）、穴结（明清）和转型（近代）等6个时期。沈、马的中国旅游文化史分期着眼于旅游的自身发展，兼顾朝代的更替，在学界亦有影响。
2.2旅游文化史分期之我见
2.2.1 分期标准与分期对象
如前所述，上述各家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影响较大，但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差异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分期标准和分期对象并不相同。
从分期标准看，目前的旅游文化史分期标准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按社会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把旅游文化史相应分割若干个时期，如以朝代命名的旅游文化史阶段；二是按旅游文化史的阶段性，把旅游文化分为若干时期，如以“形成”“勃兴”“鼎盛”“新变”“穴结”“转型”命名的旅游文化史阶段。分期标准不同，分期阶段必不相同。
再从分期对象看，目前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对象形式上也有两种：一是旅游史，二是旅游文化史。大部分学者认为旅游史就是旅游文化史，所作的旅游文化分期，对象当然是旅游史了（奇怪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又认为旅游不同于旅游文化）；小部分学者认为：旅游史不同于旅游文化史，所作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对象自然锁定旅游文化史了（遗憾的是，持此观点的学者多未能坚持到底，他们笔下的旅游文化史仍多是旅游史）。分期对象不同，分期阶段也不相同。
可见，欲统一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必先统一分期标准和分期对象。
我们认为：旅游文化史分期标准还是以第二标准――旅游文化史的阶段性较为科学。进行历史分期，不仅仅为了方便学习历史，更是为了方便把握历史――把握历史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规律。旅游文化史也不例外。用社会史的分期标准处理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固然简便易行，却容易忽略旅游文化史的特殊性，有生搬硬套之弊。
至于分期对象，无疑应统一到旅游文化史上来。旅游史不是旅游文化史，也不能代替旅游文化史。为旅游文化史分期却以旅游史为替身，显然是找错了对象。目前已有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几乎全是旅游史分期，这正是进行历史分期时弄错对象的结果。
综上所述，按旅游文化的阶段性亦即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期，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旅游文化史是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史，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有时是不同步的；旅游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各地的旅游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旅游文化史分期的界标如何确定？笔者主张：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发展不同步时，界标的确定以旅游体验文化为重心；各地旅游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时，界标的确定以旅游文化相对发达者为重心。因为旅游体验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核心，旅游文化相对发达者是区域旅游文化的代表。
2.2.2 宏观分期与中观分期
（1）宏观分期。按着上述分期原则，从宏观的角度，整个旅游文化史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3个大的历史阶段，起讫时间分别为公元前31世纪、18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现在。
公元前31世纪是人类旅游文化史的起点。旅游文化是在旅游的基础上形成的，旅游从哪里开始，旅游文化就从哪里开始。一般认为，人类旅游与旅游文化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人类文明初期。具体时间是什么？我们认为：具体时间是公元前31世纪。埃及阿拜多斯曾出土一块刻有古埃及第1王朝第2任或者第3任法老Djer名字的象牙板，其上隐约记载了Djer巡游三角洲地区布托和舍易斯的情景，距今已有5000多年。这应是人类旅游体验之始，也是人类旅游文化的开端。至于旅游文化起源于数万年前的说法，根本就是将迁徙与旅游混为一谈了。
18世纪中叶是世界旅游文化史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点。
近代的旅游文化，其主流无疑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旅游文化早在14世纪工商业发达的欧洲既已出现，只是那时还不是主流。经400年的积累，资本主义的旅游文化终于在18世纪中叶实现从亚文化向主文化的华丽转身。其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大规模自然旅游体验的出现，二是传统求知旅游体验的质变。在西方，18世纪前已出现零星的自然旅游体验，其资本主义因素虽较中国为多，但仍属非主流。18世纪中叶，欧洲首次出现了有明确目标和自我意识的大规模自然旅游体验活动，酷爱自然、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成为该体验活动的主旋律。由于它与工业革命密切相连，又以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精神为指导，加之规模巨大，其资本主义性质和主导地位一举奠定。求知旅游体验古已有之，欧洲17世纪兴起的教育旅游（又称大旅游）及由此引发的求知旅游体验，堪称规模空前：贵族子弟几乎都要做一次全欧游学，贵族游学体验成为社会旅游体验的大宗。18世纪中叶起，游学文化的主体和内容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主体由传统的贵族子弟转变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内容由学习贵族文化转变为享受生活乐趣。长达百年的贵族游学文化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游乐文化。显而易见，欧洲18世纪中叶的旅游体验文化已经驶入近代的轨道。欧洲的近代旅游介入文化也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形成的：1760年，近代大饭店服务文化出现；40年后，近代交通服务文化出现；又40年后，近代旅行社服务文化出现。18世纪中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晚期，中国旅游文化虽然也达到古史最高潮――帝王巡游文化空前绝后，士人漫游文化华章毕现，饭店服务文化尽显旅游色彩，景观开发文化进入全盛时代，但其主流仍属封建性质，其在旅游文化史上的界标意义，首先是古代旅游文化的由盛转衰，然后才是近代旅游文化的化蛹成蝶。因为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直到19世纪中叶才宣告终结。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资本主义旅游文化由亚文化向主文化的华丽转身，昭示世界旅游文化正在告别古代，迈向近代。而发生这一历史转折的18世纪中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古、近代旅游文化的最佳分界线。以19世纪中叶近代旅行社开端为古、近代旅游文化分界线的流行说法，无视此前百年主流旅游文化的近代属性，独重旅行社服务文化，真正是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20世纪中叶是世界旅游文化史近、现代的分界点。
首先，20世纪中叶是世界近代旅游文化史的终点。近代旅游体验文化的主体是资产阶级，较之古代旅游体验文化的主体，也算是“大众”了，但较之现代旅游体验文化的主体，仍然是“小众”；近代旅游介入文化的主干是中、上层文化，较之古代旅游介入文化，更多平民色彩，但较之现代旅游介入文化，仍然是贵族文化。如果发生近代旅游文化从“小众”向“大众”、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转变，就意味着近代旅游文化走向衰落。事实上，这种转变在20世纪初就开始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国旅游仍然是少数有钱有权人的专利；战后，出国旅游开始大众化了。1908年前，饭店服务文化仍然是大饭店的贵族服务文化；1908年后，饭店服务文化开始向商业饭店的平民服务文化转变。1914年后，近代旅游文化加速衰亡：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衰变中的近代旅游文化伤痕累累；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让伤痕累累的近代旅游文化奄奄一息；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奄奄一息的近代旅游文化走向尽头。
其次，20世纪中叶是世界现代旅游文化史的开端。现代旅游文化有两大特征：一是旅游文化大众化，二是旅游文化一体化。旅游文化大众化是指旅游文化主体来源广泛，数量众多；旅游文化产品大众制造，全民共享。旅游文化一体化是指旅游文化由点到面，由区域性到世界性。旅游文化的大众化在19世纪中叶已见端倪，但真正的大众化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1950年，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次为0.25亿；1960年，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次为0.72亿；1970年，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次为1.58亿。国际、国内旅游人次按1：9的比例推算，1950年至1970年全球国际、国内旅游人次由2.5亿增至15.8亿。20年间国际国内旅游人次增长6倍多，包含了各个阶层。这还仅是旅游体验文化主体，旅游介入文化主体尚未计算在内。随着旅游文化主体的大众化，旅游文化产品也趋于大众化：旅游体验文化产品由雅而俗，旅游介入文化产品由贵族化而平民化。旅游文化的一体化也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20世纪50-60年代，探险、文化、生态等旅游体验主要流行于欧美、肯尼亚，现在已遍及全球，随着国际旅游者的增多和网络媒体的发达，这些旅游体验文化已由一时一地变为世界共享，其体验模式也因相互效仿而越来越趋同化进而国际化。这是现代旅游体验文化而且是主流体验文化的一体化。20世纪50年代前后，旅游介入文化也呈现出快速一体化的趋势：1947年，世界旅游组织前身官方旅游组织国际联盟成立；1949年，世界国际旅行社协会成立；1951年，国际旅游科学专家协会成立。上述世界性旅游组织分别是旅游行政、旅游企业、旅游学术等方面的代表，它们的成立，是旅游介入文化一体化的缩影。现代旅游文化的两大特征始于20世纪中叶，具体说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因此，20世纪中叶（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近、现代旅游文化的分界点。
“现在”是旅游文化史第4个最重要的时间点。意大利史学家Bendetto Croce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旅游文化史也不例外。它形成于“过去”，壮大于“现在”，发展于“将来”。但“将来”的历史还未发生，它的休止符只能暂时停留在“现在”，“现在”也就成了既有旅游文化史的最后一个时间点。
（2）中观分期。从中观的角度看，古代、近代、现代旅游文化亦可各自细分为若干小的历史时期。
古代旅游文化可分为形成、消长、嬗变3个时期。
古代旅游文化的形成阶段从公元前31世纪开始，到2世纪、3世纪之交结束。古代的旅游文化是多元发生的，埃及、西亚、欧洲、中国等都是旅游文化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的旅游文化区无疑是欧洲和中国。古欧洲旅游文化迭经古希腊、古罗马人的积累、创造，兼融地中海周边的旅游文化，至2世纪罗马兴盛时期，大体具备了贪图享乐、偏爱冒险、讲究科学、张扬个性等基本特征。兴盛时期的罗马旅游文化是欧洲旅游文化的主要源头，上述特征的具备，意味着欧洲旅游文化的形成。中国古代旅游文化以怡情、修身、观道、恤民为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具备，秦汉时期更加突出。这意味着中国古代旅游文化至迟在在2世纪也已形成。东西两大旅游文化在2世纪相继形成，由此决定了2世纪、3世纪之交必然是旅游文化史重要的分界点。
古代旅游文化的消长阶段始于2世纪、3世纪之交，结束于14世纪中叶。本阶段旅游文化的显著态势是此（西）消彼（东）长，故名。2世纪、3世纪之交成为古代旅游文化史的重要分界点，除了因为古代旅游文化形成于此前，还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古代旅游文化的消长阶段：2世纪末，罗马安敦尼王朝灭亡，罗马帝国陷入最混乱时期。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方严格意义的旅游不绝如缕，旅游文化一蹶不振。与此同时，中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也陷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大批知识分子走向山林，开启了旅游文化史上首次自觉、大规模的自然旅游体验。古代旅游文化消长阶段如此开端，奠定了本阶段旅游文化西衰东盛的发展格局：在西方，欧洲旅游文化自2世纪末衰落后，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旅行文化，真正的旅游文化进入“冬眠”状态，而且一“眠”就是千年，直到12世纪开始复苏。14世纪初但丁的“三界”神游及作品《神曲》标志着欧洲旅游文化复苏的完成。14世纪中叶，一场突如其来的黑死病（鼠疫）横扫欧洲，消灭了1/3的欧洲人口，复苏的旅游文化几乎再次进入“冬眠”状态。在欧洲古代旅游文化走向衰落的时候，东方旅游文化却日益繁盛。在中东，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重要旅游文化区。14世纪中叶，阿拉伯著名旅行家Ibn Battuta的亚非之游及其游记为盛极一时的阿拉伯旅游文化书写了完美的最后一章。在远东，随着封建社会的成熟和古代旅游的进步，3-14世纪中叶的中国旅游文化又迈上新的台阶：在旅游观念方面，中国人对旅游有了新的认识，不同旅游方式观和旅游价值观，各行其道。在旅游体验方面，旅游体验继续由社会领域向自然领域延伸，自然体验成为旅游体验的主流；旅游体验趋于艺术化、哲理化，行为和成果都变得前所未有的精致；在虚拟旅游体验方面，神游、卧游体验十分发达，前者如曹植笔下的仙游、李白笔下的梦游、陶渊明笔下的幻游，后者如宗炳自述中的卧游，均瑰丽多彩，辉耀古今。在旅游服务文化方面，不但逆旅食店兼营食宿服务，馆驿也开始向私务旅行者开放，旅游服务文化的色彩日益浓厚；在景观开发文化方面，古典旅游景观设计日趋成熟，园林设计完成了从“范山模水”到“尚理重神”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的旅游文化，无论是旅游体验文化，还是旅游介入文化，都超迈上古，并遥遥领先于世界。14世纪中叶后，中、西旅游文化变局频现，阿拉伯旅游文化风光不再，世界古代旅游文化进入新的阶段――嬗变阶段。
所谓“嬗变”，是指古代旅游文化高度发达，酝酿质变。这个阶段始于14世纪中叶，止于18世纪中叶。在西方，欧洲旅游文化历经持续的鼠疫和连绵的战争，开始复兴。特别是16世纪以来，发展势头益发强劲（有学者认为这是欧洲旅游之始：传统的“温泉旅游”体验再现辉煌，新兴的海滨旅游体验颇为流行，旅游审美体验开始崭露头角，旅游求知体验、旅游探险体验更是高潮迭起，虚拟旅游体验以《格列弗游记》（Jonathan Swift著，1726出版）为标志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们的旅游观念由保守而趋于开放，旅游服务文化由单一而趋于多样。欧洲14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旅游文化，既有传统的强大的封建主义基因，也有新兴的壮大的资本主义因素，既有本土的特质，也有外来的养分，各种成分交织在一起，汇成一股壮观的洪流，新旧裹挟，呼啸着穿越中世纪的寒夜，向着近代的黎明奔腾而来。在东方，中国正从明朝建立走向康乾盛世，中国古代旅游文化也经历着最后的辉煌：旅游行为方式雅俗竞胜，旅游心理取向内外并行，传统旅游进入全面反思阶段，旅游服务文化丰富多彩，古典景观设计进入集成时代。同西方旅游文化一样，此时的中国旅游文化虽然以传统为主，但也有一些开新的因素，如探险旅游体验盛行，科考旅游体验大兴。正是这些开新的因素，为近代旅游文化的到来做了铺垫。只是较之西方，开新不足而集成有余，以至于18世纪中叶，西方旅游文化率先迈入近代的门槛，中国旅游文化还停留在古代。领先世界1000多年的中国旅游文化，就在这短短的400年间，被西方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
近代旅游文化可以19世纪中叶为界，分为前后2个时期。近代旅游文化史除了上限18世纪中叶和下限20世纪中叶外，恐怕没有哪个年代像19世纪中叶那样重要了――许多重大旅游文化事件都集中在这个年代：1840年，中国迈人近代社会，中国旅游文化打开了通往近代的大门；1845年，托马斯・库克创建世界首家旅行社，近代旅游服务文化的核心从此形成；1851年，首届万国博览会在伦敦举行，参观者600多万，开旅游文化大众化的先河；1852-1858年，世界级旅行家、俄国作家冈察洛夫（IvanAleksandrovich Goncharov）环游欧亚，完成了旅游文化史里程碑式的巨著《冈察洛夫环球游记》；1863-1869年，“科幻之父”、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me）先后出版了《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月球到地球》《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二万里》等系列科幻小说，开辟了神游文化的新时代。这一系列重要事件使19世纪中叶成为近代旅游文化前、后期的当然分界线，以此为界，近代旅游文化前后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前期，西方旅游文化率先迈人近代的门槛。自然观光成为旅游大宗，人、家、山、水、林、沙、星、云，成为自然旅游体验的永恒主题；假日旅游风靡一时，温泉旅游体验和海滨旅游体验成为中产阶级的时髦风尚和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探险、考察旅游大潮出现了，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另类旅游体验文化；大饭店服务文化、轮船服务文化、火车服务文化相继出现，近代旅游介入文化开始形成；随着美国的独立，北美旅游文化区也开始形成。
在后期，世界近代旅游文化出现新的局面。北美自然观光体验沛然兴起，新大陆成为领略自然的壮美与神秘的最佳场所；西方温泉度假疗养旅游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也加入其中；海滨旅游进入疗养娱乐阶段，滨海旅游体验也由疗养向娱乐延伸；探险、考察体验在世界各地广泛普及开来；以《时间机器》（Wells H.G.著，1895出版），《太空旅行记》（Georgios Melis导演，1904年上映）等为载体的科幻旅游体验达到新的高峰。交通服务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饭店服务文化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旅行社服务文化成为近代旅游服务文化的标志，旅游宣传成为近代旅游介入文化的亮点，有组织的旅游景观开发开始兴起，旅游研究从文化向经济转移。中国旅游文化充满忧患意识并与西方接轨，北美旅游文化区完全形成并与欧洲旅游文化区交相辉映。191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世界近代旅游文化走向衰亡。
现代旅游文化可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2个时期。同19世纪中叶一样，20世纪90年代也是重大旅游文化事件集中的年代：1990年，首届中国旅游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旅游文化从学术走向学术中心；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旅游文化模式全面转型；1992年，旅游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获得了无比丰厚的基础；1997年，全球联网主机近2000万台，上网人数突破1亿，旅游文化进入网游时代；1999年，美国安德森太空冒险旅行公司和俄罗斯空间联盟公司合作开发“太空旅游项目”，并于20个月后完成自费旅游者Dennis Toti的太空“非常之旅”，太空旅游的体验与介入首次由虚拟变为现实。重要的年代，必然是重要的界标。以20世纪90年代为中界的现代旅游文化，前、后期确有大量的变化：
在旅游体验文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旅游体验文化的主流是普通化；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体验文化个性化的脚步明显加快。
二战后旅游体验文化普通化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旅游体验的行为方式趋于普通化；二是旅游体验的心理倾向趋于普通化。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旅游体验工具和观光游、海滨游、乡村游、体育游、文化游等旅游体验形式原本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享受得起，二战后不出几十年，很快成为一般大众普遍选择的普通旅游方式，这是旅游体验行为方式普通化的典型事例；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单一性旅游需要占据主流，大多数旅游者渴望和谐、熟悉、稳定、可预见性，不希望旅游出现非单一性，团体包价旅游盛行，这是旅游体验的心理倾向趋于普通化的典型事例。
与普通化相对的是个性化。普通化旅游体验文化久了，不免厌倦，个性化旅游体验文化于是受到青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性化旅游体验文化获得长足发展，主要表现有三点：一是普通旅游体验个性化，二是个性旅游体验扩大化，三是虚拟旅游体验普及化、定制化。现代以来，乘坐火车、游船旅游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旅游体验方式，这种方式已传统得既让人厌倦，又让人难舍。于是，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上不少旅游者纷纷尝试乘坐豪华列车、豪华游船的旅游方式。这是普通旅游体验个性化的例证。“背包旅游”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是欧美年轻人追求个性的结果和表现。20世纪90年代后，背包旅游之风已流行世界各地。从欧美到非洲，从亚洲到大洋洲，到处都能看到这样一些年轻人：手执一张地图，身背一个大双肩包，全身便装，脚踏旅游鞋，步行穿梭在城乡山水之间。这是个性化旅游体验扩大化的证明；网游体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充满个性的虚拟旅游体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网游体验行列中来。“一项新的研究发现，45%的成年美国互联网用户利用了能够使他们虚拟地到其他地方旅游的功能。尽管大多数网络活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但年龄稍大些的用户更喜欢参加虚拟旅游活动……城市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互联网用户也更喜欢参加虚拟旅游。”有些网游者连这样充满个性的体验也不满足，进一步要求定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虚拟旅游产品，如独特的“旅游线路”、全套的“旅游证明”。这是虚拟旅游体验普及化、定制化的反映。
在旅游介入文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旅游介入文化盛行标准化；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介入文化凸显个性化。
二战后，工业革命即第二次浪潮快速向发展中国家推进，标准化（生产、管理、文化、生活都按一定标准进行）成为首要社会准则。受此影响，二战后的40年，标准化成为旅游介入文化的主流。二战后旅游介入文化标准化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旅游介入文化的行为标准化――旅游服务有服务质量标准，景观开发有景观设计标准，旅游宣传有宣传用语标准，旅游研究有研究规范标准；二是旅游介入文化的产品标准化――旅游服务艺术有艺术的创作标准，旅游景观作品有作品的审美标准，旅游宣传品有宣传品的等级标准，旅游线路有线路的技术标准，旅游科研成果有学术的质量标准。
旅游介入文化的标准化对推进服务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服务质量优质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整齐划一的标准很难满足灵活多变的旅游需要，因此，随着个性化旅游体验的发展，旅游介入文化在标准化的基础上也日益突出个性化。在旅游服务文化上，20世纪90年代国外饭店业首先提出个性化服务的理念，即：以规范化服务为前提和基础，在满足一般游客的一般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与满足不同客人的个性需求，其后流行全球；旅游交通、旅行社也不断调整服务战略，推出更多个性化服务产品，如：海上豪华巡游服务、观光客车和专项旅游客车服务项目、小包价旅游产品、组合式旅游产品等。在景观开发文化上，为适应大众旅游从普通化向个性化的转变，欧美一些主要的海滨旅游地采取了新的开发策略，如开发新景点、提高接待质量、挖掘资源潜力、完善通信设施、改进环境质量、扩大市场营销活动和开展研究调查等。传统的山地旅游地也正在尝试各种新的开发理念，以适应新的个性化旅游方式。在虚拟旅游介入文化上，随着网游体验日益个性化，网游介入文化也日益个性化。1995年3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Robert Armstrong等人在美国人工智能协会上提出了个性化导航系统Web Watcher；斯坦福大学的Marko Balabanovic等人在同一次会议上推出了个性化推荐系统LIRA；8月，麻省理工学院的Henry Lieberman在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IJCAl）上提出个性化导航智能体Litizia。这3个系统被公认为个性化服务发展初期最为经典的系统，标志着个性化服务的开始，也标志着网游介入文化个性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