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和谐”理念及其政治含义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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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追求“和谐”是人类最素朴平正、古老而永恒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愿望。中国古典的“和谐”思想及其相应的政治理念发端于传说中的上古尧舜时期，奠基确立于西周之世，最终成熟于春秋战国这一先秦诸子思想勃兴的轴心时代。深入探讨和辨析中国古典“和谐”理念的意蕴及其政治含义，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过去自身历史的理解，也更能使我们深切体察和领会自身当下的所思所为。
关键词 中国 轴心时代 和谐理念 政治含义
先秦诸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富原创性且具有典范意义的古典时期或“轴心时代”，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和阐发的“和谐”思想及其政治哲学理念与治国方略思想，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影响深远，构成了中华民族之根源性智慧的源头活水，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而又历久弥新的古典思想遗产。那么，这份思想遗产究竟是怎样的？是否仍然具有某种当下的相关性或启示性意义？本文将对此作一些尝试性的初步探讨和阐述，而这一探讨和阐述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过去自身历史的理解，也更能使我们深切体察和领会自身当下的所思所为。
引言
众所周知，讲“和”、贵“和”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然而，为了更好地传承、发扬，我们需要全面而客观地理解和看待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
首先，讲“和”、贵“和”固然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不过，我们却大可不必把它标榜为独具特异的东西，诚如方克立先生所说，“和谐”其实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追求”，是“人类文化关怀的普遍主题和永恒主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①；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也曾如是说：“一种陈旧的解释，它将西方说成是爱好理论的，好冷静地反思，将中国的思想说成是充满了对社会和谐的要求。根据我们的观点，这两种文化共有一个对于社会的人来说是惟一明智的目标——达到社会的稳定，可能还有社会的和谐”②。同时，笔者认为，在探究中国传统的“和谐”观时，也不能忽视思想文化传统中其他的一些重要特色，比如“求同”、“尚同”的问题，如严复早就指出过的，相对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来说，其实传统的中国人更倾向于“贵一道而同风”③；另如钱穆先生尝言，“中国学术有一特征，亦可谓是中国文化之特征，即贵求与人同，不贵与人异”④；李泽厚先生亦有言，“中国思想传统一般表现为重‘求同’”⑤。果如是言，则我们不仅有讲求“和而不同”、多样性统一的思想传统，还有和同一致、求同尚同的思想倾向，这两种不同取向的思想意义同样都不容轻忽，对它们需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其次，讲“和”、贵“和”并不意味着就不讲“斗争”或漠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反之，讲“斗争”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或必然要“仇必仇到底”。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讲“和”、贵“和”，而在于“要阐明和谐的本质内涵及其与差异、矛盾、斗争的关系”⑥；而且，如果说追求“和谐”的社会目标并不意味着要轻忽或漠视人类生活中的对立与冲突、矛盾与斗争的现象的话，那么，我们似可以说，人们唯有或必须敢于正视和直面人类生活中的种种对立与冲突、矛盾与斗争的现象，并积极寻求应对和化解之道，才能求得真正的“和谐”。
最后，中华“和谐”思想和“和谐”文化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不可一概而论，其内涵与意义需要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去揭示”⑦。而且，这种“和谐”思想和文化究竟与我们当下具有什么样的相关性，这问题比表面看上去要错综复杂得多，但不管怎样，都有必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梳理并弄清中国传统“和谐”理念的真实含义，并对之加以批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传统中的“和谐”理念与思想，哪些是有用有益的，需要我们珍视和吸取，哪些是有害无益的，需要我们批判和扬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甄别和选择，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更好地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
中国前轴心期的“和谐”观及其意义演生的历史脉络
在中国历史上，讲“和”、贵“和”的观念与意识可谓源远流长，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足以让我们矜以为独异的东西，或者唯此才是最足以彰显我们独一无二的民族特性的东西，但是，将中华民族称之为是一个崇尚和谐的古老民族，而且其“和谐”理念也自有其自身文化的独特内涵与民族特色，这一点大概是毋庸置疑、也是世所公认的。
依据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记载来看，在上古圣王统治的时代，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和”之为“和”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而且，自始便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观念。据《尚书》所载，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而舜命夔曰：“夔！命汝典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典》）禹亦尝言：“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谟》）显然，这些记载表达了这样一种以“协和万邦”、“神人以和”、养民和民即邦国家族之间、神人之间和君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为追求目标的“和谐”政治理念。
如果说有关尧、舜、禹的说法还有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和色彩的话，那么，根据《尚书·周书》中的记载，基本可以确信的是，降至西周时期，“和”已成为周初统治者所实际奉行的一个重要政治观念，所谓“惟民其敕懋和”（《康诰》），“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梓材》），“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洛诰》），“用咸和万民”（《无逸》）。很明显，周人信奉天命，但又认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诗·大雅·文王》），故而基于一种政治忧患意识而发展出了一系列尊奉天命、敬德保民或明德慎罚的政治观念，充分体现出周初统治者已具备一种自我克制的政治理性，而尤其表现在对民的态度上，如周公谆谆告诫其群臣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依，隐也，意即隐痛，疾苦）”（《尚书·无逸》），即要体察民情，了解民生之艰难，而切不可贪图安乐乃至恣意妄为，甚至还提出应把民众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以照察、反省政治之得失，如《尚书·酒诰》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总之，周人所抱持的核心政治理念就是谨慎地敬修己德、发政施教，以便实现上奉天命、下和万民的目标。而且，这一以和民为目标的政治理念，常常被后来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反复申论和强调，以警戒劝告背离这一政治理念的统治者，不管这在实际上对统治者是否能够产生有效的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周人为后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正是“以德和民”（《左传·隐公四年》）的政治理念，乃至直到春秋时期，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仍然普遍认为，统治者是否能够做到“以德和民”，实关系着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成败。以德治国理政，则民和而神降之福，否则，则民不和而神亦不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