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觚”到“觚不觚”看中国古代道器设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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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觚”与“觚不觚”的解读、“器”与“具”的分析，探讨中国古代道器观及其的设计思想，指出器物的设计制造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道器的设计不仅重视造形、利用。更重视对使用者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引导与塑造，道器的设计最终是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关系的创造。这种设计思想对中国当代设计立足当代大众的生活文化，探寻新时代的创遣源泉，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道；器；具

中图分类号：J509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古代的“道”与“器”

《周易・系辞下》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似乎就这样被明确地划分、隔离了。诚然，器物的制造起源于满足人类的生理、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而一旦蒙昧初开，意识形态的思想表达和精神追求却一直如影随行，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为事物”――器的制造就远超乎“形而下”的物质范围而直指“形而上”的精神领域。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道”是幽深玄远的、抽象的、不可言说的，“器”是直观可感的、形象的、触目可及的；“器”的制作受“道”的引导与制约，“道”则要通过“器”来传达与表现，并发挥作用，“器”是“道”的载体与物质表现。可以说，“器以载道”、“道由器传”，二者相统一、相一致。因此，《系辞传》明确地提出了“观物取象”的造物原则，也确立了“立象以尽意”、“观象以制器”、“制器以尚象”的造物旨归。‘周易・系辞上>云：“闽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段话也揭示出“道”、“象”、“器”三者的关系。“道”通过天地万物的变化被人所感知(“象”)，人在造物的活动中把感知到的“象”用一定的“形”表现出来，创造出可用之“器”。这样，以“象”为中介，通过人为事物的创造，把不可见的“形而上”之“道”转化成可见的“形而下”之“器”，同时又通过“形而下”之“器”传达出“形而上”之“道”，实现了两个世界的互动和“双重转换”。如图所示：

“道”一“象”一“观象以制器”一“器”一“制器以尚象”一“道”

至于人类创造的器物上有美化、装饰作用的“文”，则是由对天地刚柔相推、自然界万物不断生长变化的“天文”的仰观俯察而来，施之于人类社会、人类创作的器物上，便是“人文”，它不仅可以美化器物以满足感官之欲，更重要的是具有“化成天下”的社会意义。

可见，器物是应人类的各种需求(包括个体的、群体的；物质的、精神的等)而产生的，受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制约，但同时，它又反作用于对方，对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具有引导和塑造作用。器的造型、装饰等设计与使用者的身心如一，物质与精神相统一。

正是由于“器”不仅作用于外在的事物，更作用于人类内在的心灵和思想，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作用，因此，古人对于“器”的设计制作非常慎重，物质功能形制与精神功能形制并举。

“器，当指形名度数而言，举一器而形名度数皆该其中”，“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耜之用也”。用礼为器，则能除去人的邪恶之心，增进人的美善之性，使人身正事行。礼应有节，不应逾越节度，尊礼守制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古代的器，尤其是礼器是被置于宇宙及人类社会秩序即“礼”的框架中来思考的，具有和邦国、谐万民、安宾客、说远人的功能，其造型、名称、规格尺寸、装饰与使用方式取决于其社会政治效用，二者是融合一体的，具有远超乎物质实用价值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具有象征性和符号化的特征。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被孔子一再叹息的“觚”。

二、“觚”与“觚不觚”

觚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主要盛行于商和西周。其基本形制为长筒状身，大喇叭形口，斜坡状高圈足，常与爵组合使用。同时，觚也是燕礼和祭祀时献酬之际的礼器，所谓“古者献以爵而酬以觚”(《丹铅录》)，因此，觚又具有了“超日常”、“非日常”的意义。

古人认为，饮酒过度则会生淫佚暴慢之心，破坏礼制，从而导致祸患，因此，古人对待饮酒之礼是十分慎重的。史载当齐景公邀请晏子陪其通宵达旦地饮酒时，晏子以已尽宾主之礼，再饮则过量，会失宾主之德为由而力拒。基于此，古代饮酒的礼器也严格按照饮酒的礼仪来设计制作。

在战国以前，对不同的饮酒器在命名和容量上有明确的规定：凡觞，“一升日爵，爵尽也。二升日觚，觚者，少也，饮常寡少也。三升日觯，觯，适也，饮之体适适然也。四升日角，角，触也，不能自适，但触罪过也。五升日散，散者，讪也，饮不知节，徒为人谤讪也”(韩婴《诗说》)。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饮酒器。《札记・礼器》篇云：“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在造型上，觚的设计制作则遵循着“制器以尚象”的原则，为上圆下方，以象“天圆地方，资始资生”的宇宙观，并有置顿安稳之用和正位之意，其稳固感与秩序感则象征着国家王权的稳定与正当。君子见其形、用其器则应思其义，遵其礼，通过感性的存在来强化理性的凝聚，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

《礼记・玉藻》篇规定：“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也就是说，在古代礼仪中，饮酒以三爵即三升的量，就已充分地表达了礼的和敬之意，礼已经很完备了，饮酒之仪即可结束了。也指出，饮酒“以三升为当，五升为过，二升为寡，而制器者即因之。”其中也明确指出饮酒以三升之量最为适宜，并要求古代的工匠应根据饮酒礼仪的规定来制作酒器。

但到了春秋战国之世，周王室日趋衰落，王权散落，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崩毁，传统的礼仪制度已不那么严格，青铜器的制作也逐渐没落了，丧失了其原有的神圣性。这种变化突出地反映在觚的设计制作上。

当时，觚的造型开始发生变化，“有破觚为圆者”。觚，有棱之意，“破觚为圆”即指当时觚的设计制作失其制度，取消了象征地方之棱而通体为圆，既违背了“制器以尚象”的造物原则，也远离了天圆地方之“象”和安稳正位之义；在容量上，则由二升增至三升，如春秋末至战国时期齐国记录官府造作之事的官书《考工记》就记载：“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觚已由二升的容量增至三升，虽名为觚，实乃为觯，名不符实。当在燕饮之时“献以爵而酬以觚”，则饮酒量就由原来的三升增至四升(一豆为四升)，虽然刚好为一个人的食量，但饮酒则超过了适宜的限度，宾主身体不能自持，难免失态，触犯罪过，破坏了礼仪场合的庄严、和敬，这是不符合礼制的道德规范的。

可见，此时觚的造型和容量的变化，出发点是满足主体的 口腹之欲，道德精神的追求让渡于物质之欲的满足，这导致了觚所承载的道的丧失和礼的沦落，使君子不能再顾其名、视其形而思其义，用其器而合于礼，丧失了觚的“超日常”、“非日常”的神圣性，同时也消解了礼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作用，这反映出周王室的没落和文化的失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崩毁解体。觚成为整体社会的隐喻，成为一种象征系统。其造型设计的失范成为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映，潜藏着社会结构秩序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危机。这引起了孔子的焦虑和不安。觚的造型变化只是表面的显性的现象，而孔子则从中看到了深层隐性逻辑。可见孔子是把觚放到整体社会的政治文化总体框架中来认识的。因此，当孔子看到这样所谓的“觚”时，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深长而无奈的叹息，实际上是对于觚这一器物造型的变化所反映出由轻改古制而导致的“礼崩乐坏”、“为政不得其道”的失控的社会状况的叹息和反思。

三、“器”与“具”

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已转化为文化的需要。……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设备活动的结果。”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生理一生物需要，早已脱离和超越了动物本能冲动需要的层面，而转化为社会性和文化性的需要了。

“器”不仅是技术发展程度的衡量器，更是反映人的生活方式、生存面貌、伦理道德和精神状态的参照系，蕴涵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自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古代“器”的创造，不仅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物质之需，更是引导人们从物质世界向着精神世界飞升的媒介，实现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超越、精神境界的提升。器的变化实际上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的演变是一致的，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和人的精神状态的反映。

对中国古人来说，自然物(如玉、山、水、梅兰竹菊等)和人为事物(如各种“器”)与人的感情、希望、需求、理想、观念、理性等精神是相一致的、相通的。这些“物”和“器”是有生命和道德内涵的。对于“器”，一方面重视其使用功能，如《周易・系辞上>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但另一方面，更重视器的精神、人文思想的表达，重视在对器的使用过程、行为活动中主体的心理感受和对主体精神的塑造，通过主体的这种“在场”性的实践参与，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天道)、社会(人道)的统一，实现“天人合一”，与“道”同行，这也使使用器的活动具有了一种“超日常”、“非日常”的意义。因此，古人称具有一定物质功能同时又具有一定礼义性质和精神塑造功能之“人为事物”为“器”，如礼器、乐器、武器、酒器、茶器以及僧人用的法器等，从制造的材料上分则有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瓷器、木器等。

“器”与“具”却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具”则更看重其具体可感的物质使用价值，通过主体对具的使用，达到生产或生活便利的实用目的。相对于“器”来说，“具”更着重于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改造、征服，如农具。但随着礼仪神圣性的消解和文化的普及与大众化，“器”与“具”也逐渐混为一谈，统称为“器具”或“器”、“具”通用。如中国古代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唐代陆羽的《茶经》就将在茶道过程中茶人煮饮茶使用的器物称为“茶器”，而将茶农在采茶、制茶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器具称为“茶具”，只是到了宋代以后，随着饮茶活动的普及和大众化，茶器才逐渐被称为茶具。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虽然器与具都基于满足人的物质使用需求，但器主要作用于人，通过器的制作与使用，加强对主体内在身心的修养与塑造，以适应外在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达到了主客统一；而具则主要作用于物，通过主体加强对外在工具的改进、发展工具系统来改造和征服外在的自然界和社会结构，强化了主客二分。古代成器造物不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是为了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这种器与具的差异，也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显著表现。

在道家思想中，老子《道德经・十一章》云：“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二十八章》又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将器物的制造提高到哲学美学的高度来思考，并指出功能效用是器物制作所遵循的基本的原则。在《庄子・天地》中有一个著名的小故事，记载了孔子的弟子子贡见一丈人抱瓮而灌圃畦，“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就向丈人推荐一种名为“槔”的汲水机械，这种机械“掣水若抽，数如u汤”，一日可灌溉百畦，力寡功多，有很强的物质使用功能。但丈人则指出，使用这种机械，势必使人看重“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这种机械既不能载道(“道之不载”)，又会损坏人德行的完备(“全德”)，因此对它的推广使用持反对态度。在这里，庄子借丈人之口表明，对于器物的制造与使用，不能一味追求物质功能而放弃精神功能。

器在实现其物质使用功能的同时，也是实现主体在精神上与“道”同一的媒介与契机，是人类所创造的通往大道之途之物，因此器能超越物质的范围，进而对人的心灵起作用。道器的存在形式、使用方式与人的精神追求是融为一体的。道器的设计不仅重视造形、利用，更重视对使用者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引导与塑造，道器的设计最终是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关系的创造。那些与人朝夕相处之器，既给人们的物质生活提供了方便，又创造着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熏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四、中国古代道器设计思想的当代意义

文化人类学家盖茨(C・Geertz)认为，应当把文化的研究拉人到现实社会中来，脱离现实生活的阐释不具有意义。通过对“觚”与“觚不觚”的解读，探讨中国古代道器观及其的设计思想，可以看出，器物的设计制造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其设计生产和使用的人都是“社会人”而非“自然人”，因此，器物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器物是社会的表征和指示器、风向标，器物的设计反映出器物与人、社会、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是人与自然、社会间关系的建构过程及其结构的表现，设计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的文化语境。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从技术标准和使用功能需要的满足等物质层面来考虑和评价设计，而应将哲学美学思想和人们的道德、理想、愿望等精神层面的追求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考虑在内。

设计不仅是反映时代物质水平也是反映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器以载道，形而上的精神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不仅靠抽象的概念、文字的灌输和说教，更普遍地是通过形象生动的形而下之器――那些与人接触最多、最亲近的日常用品来“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的。在当今之世，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为事物由产品而商品，并逐渐异化为资本增殖和获利的工具，偏离了人类造物的初衷，不是以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目的，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 人造物的使用者由“生活者”――具有物质需求和情感、思想、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的生活中的人，在商业社会也被异化为“消费者”――具有一定的经济购买能力、能给企业带来利润的、成为商业活动和营销环节中的一环的人，甚至是丧失自我主体的“消费人”。我们的设计是为“生活者”而作，还是为“消费者”而作，概念不同，反映了设计的出发点和设计逻辑的不同。

现代工业设计虽然不再负有道德教化的沉重使命，但与商品世界巨大扩张的同时，精神世界却趋于消散瓦解，流于表面的浮华而缺乏对深层意义的追寻。现代工业生产的高效率和消费过剩的“商品拜物教”，消解了人造物的“道”性和形而上的意义，过分强调了“具”性、物质性，刺激和放纵人的物质欲望，使人造物由具有精神和道德双重属性的“器”堕落为单纯工具性的“具”。物质和精神的分离、分裂不仅使人成为“单面人”，也使人造物的设计、生产呈现出“去精神性”的“单面化”的倾向。过度商品化，过度着眼于商品战略和营销战略，丧失了设计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感。竞争的混乱、浮躁和急功近利蕴藏着潜在的“精神危机”。与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相对应的则是环境的污染破坏，人们在享受着过剩的物质盛宴的同时，却难掩精神的贫乏与不安，呈现出一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平衡状态。盲目的商品生产造成泡沫商品和泡沫经济，既无法给当代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也无法给后人留下传世的杰作和有益的启迪。

中国工业生产和设计的现代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对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造型设计的引进与模仿，照搬西方的设计思想，单纯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构建中国的设计思想体系，这种简单地“西化”与“拿来”的做法，一方面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跟上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水平，在生产和生活物资上不断与西方缩小差距，快速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种多快好省的短期效应，使我们养成了“拿来”的惯性与惰性，而丧失了自身的创造能力，使我们的设计从理论到实践，长期以来只能顺着西方的思维走，亦步亦趋，而在出人新意的原创性设计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出现了庸俗化、低级化的倾向，不利于设计一再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效率不等于进化，在提高生产效率、经济效率的同时，精神层面的需求与人文关怀被忽视了。中国古代早在春秋之世就有“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之说，利用厚生就是要提高物质生活，正德则是要提高精神生活，并位于三事之首，强调了物质和精神生活并重。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对于设计来说，如何立足当代和本土，激活创新，不再浮躁和急功近利，安下心来，在设计过程中，除了冷静的理性思考、科学的精确计算和技术的不断更新，还应深入大众生活，倾注更多的情感体验、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创造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意向和具有生命力的新型文化的优秀设计，创造合理的生活方式，肯定个体生命的内在丰盈，激发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唤起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情怀，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生活之美和人生之趣，使设计向人本位的回归，消费者向生活者回归，裸的商品世界向着日臻完美的生活世界的回归，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环境都日臻良性循环，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前进，这是当代人文工作者和设计师的主要社会责任。我们对蕴藏在中国古代道器中的设计思想进行探讨，从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追本溯源，立足当代大众的生活文化，探寻新时代的创造源泉，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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