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批评报道的新闻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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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批评报道、监督报道、负面报道这些名词说的都是同一个内容，即对某些违背社会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社会现象、突发事件做披露性报道。这一类报道长期以来是新闻传媒的主打产品，长期以来被视为新闻传媒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不过，进入2012年以来，批评报道遭遇的阻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很多媒体人心存疑虑：批评报道还能做下去吗？而受众也很困惑：批评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是否社会现实的确如此？笔者从三方面做了论述。
关键词： 批评报道； 监督； 阻力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6-0060-02
一、批评报道的量价比问题
批评报道的社会影响力的确很大，这一点早已被社会各界公认。在都市类新闻媒体上，每天都会有近乎四分之一的批评报道出现。从量上说，批评报道是整个报道中数量最大的新闻品种，这样多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出当地的社会现状呢？很明显，批评报道多，并不意味着某地的社会现状很糟糕。在西方一些国家，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观点是整个社会群体可以接受的，也没有谁会认为坏消息扎堆出现会有什么不对。因为在这些国家媒体对市场的分割已经多元化了，有些媒体特别是都市小报全部内容就是负面消息，而有些媒体比如政治类大报就少出现典型的负面报道。这方面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太阳报》与《泰晤士报》，某一张报纸上尽管连篇累牍都是负面报道，但是其他的报纸会对此进行平衡，不同的观点非常多，受众很难根据一张报纸、一家电视台的报道作出结论。而中国的传媒市场恰恰相反，由于市场开发尚待深化，同城媒体的不同声音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在报道负面新闻时，差异性很小，这样的话很容易形成统一口径的揭批声音，对当地而言，这样的舆论集中便不是一件小事，很容易导致受众的意见不够理性地全面集中，从而对社会现状产生错觉。
以我国很多城市而言，能够主宰舆论的基本上都是两家平媒、一家省级电视台、一家市级电视台，还有一两家电台，记者之间互相交换线索，遇到负面新闻的线索时共同采访也非常普遍，这样的集中“火力”使得“负面情绪”被扩大的可能性非常高。有时候这样做的确可以对某些有违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纠正，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负面情绪的积累却是不容忽视的。
以陕西为例，出现在新浪等国内门户网站的新闻（大多数是陕西本地媒体首先报道的）经常都是批评报道。不需要专家做出结论，有心者可以看看网友的留言就能知道，这类批评报道无形中引导了受众对陕西误解，认为这里落后、保守、投资环境差、公务员执法水平低等等，当这些看法成为一种舆论导向，很多国内媒体也就非常喜欢转载陕西的负面新闻，以求得关注度。我们试想一下，近年来陕西的发展速度全国领先，很多方面比起前些年有了巨大的进步，其实很多负面新闻能够报道出来，本身就说明了一种时代的进步。然而，这些负面新闻长期的、集中的为全国所关注，也必将使得全国舆论对陕西的发展予以忽视，对陕西继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试问当地有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批评报道进行限制呢？媒体在抱怨这种限制的同时，似乎了忽视了一点，批评与被批评之间也是需要有良性互动的，如果这样的良性互动不能够形成，一篇批评报道就让当地“刺刀见红”，那么打压批评报道是必然的。尽管就事论事，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任何一件新闻都不可能是就事论事式的影响。以一家公司为例，总经理接手的3个月内，连续遭到媒体多次批评，试问董事会会不会考虑换人呢？尽管这位总经理或许在其他方面做出了成绩，但不利的舆论氛围显然直接打击了整个公司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论之，批评报道是一枚不可控的爆炸物，当它引爆，可以打击的绝对不是新闻当事人一处。因此，在批评报道的发放量方面，媒体不得不全面考量，批评不可以连篇累牍，否则很难不遭到被批评方的误解，以至于敌视，这对于媒体本身的生存环境来说，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当然，从深层次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传媒市场还是处于一种较低的开发阶段，媒体分工仍然显得单一，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化解读不够，这一点从批评报道方面来说，也许论据不足，至少这种趋势是可以看出来的。传媒市场的多元化阶段没有到来，市场蛋糕的划分在同一层面上，而不是多角度、多层面的。
二、批评报道的生命力在于正确引导舆论
从中国批评报道的发展历程来看，批评报道在初创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是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哪个时候，说起批评报道有一条原则：即依靠当地党委展开批评报道。当时的记者在很多时候是喉舌，更是眼睛和耳朵，能够有效起到承上启下、互通有无的作用。当然，那时候的很多批评报道不是公开发表的，而是通过内参的形式在小范围传播的。就传播效果来说，不能够与今天相比；就解决问题来说，要比今天更有效。
但进入信息社会后，以往的方式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经验完全没有借鉴的价值。原先的经验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促进问题解决，又能使使当事人举一反三思考工作存在的不足，也让公众了解整个过程，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以此来反思我们现在的批评报道，追求新闻当下的关注度没有错，媒体有义务代表公众来了解某些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有义务让公众知道某些不按正常思维、不按正常规定出的“牌”。但是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被批评方的立场。我们想想看，倘若被批评方存在犯罪行为，作为媒体是不是应该先与司法部门沟通一下，征求对方的意见后再酌情披露部分内容，否则的话对方惊觉之后立即毁灭相关证据，而司法部门抓不到证据，到那时被批评方直接与新闻单位对簿公堂，吃亏的又是谁呢？再比如，被批评方明明是有问题的，见记者采访，给记者设一个“套”，事后举报记者敲诈，记者又如何脱身？
这些事情在现实中就发生过，并不是笔者的构想。
在批评报道进行时，多方采访的一个原因是，要给记者留一条退路。试问，不少批评报道在采访时，记者就主动与当地党委进行过沟通，甚至就有当地党委的相关人员在场，报道中岂不是更多了一层力度，也更显得客观公正，也能让公众了解到当地对问题的立场与态度。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样做也许带来说情风肆虐，这意味着记者在采访中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正义感以及更多的沟通能力。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一篇真正通过相关部门进行的批评报道一定会有成效，一定会给记者带来一个稳固的线索源，一定会让记者交到真正的朋友。比较起来，对批评报道给予更多思考、开动脑筋、考虑周全的记者，不会因为徒劳无功而懊悔，也不会因为屡屡爆出重量级稿件反而线索越打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