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车牌捐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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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对车征税，始自汉朝的算商车。历朝对车征税的叫法较多，有车捐、车行捐、马车捐、车牌捐、车牌税等。1935年民国政府将其改为使用牌照税，定为县级税收，从此，对车征税的叫法才统一。

清代对车征税主要是对马车征税，按套数计征。征税的凭证为铜质车马牌捐证，税种为马车税(捐)。如，同治二年(1863年)港英政府((车马轿管理条例》后在香港开征的车牌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一(1月22日)上海马路工程善后局仿照租界办法开征的车捐。但也有把汽车按马车征税的。据上海财政税务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时(Leinz)将2辆汽车运进上海。该汽车的式样与马车相似，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第一张特别临时执照(此车牌为中国第一块汽车车牌及汽车车牌捐证)，按马车捐银。1906年上海工部局收取的马车捐就达白银32761两。

民国对车征税，主要有营业用人力车捐、自用人力车捐、兽力车捐、汽车捐、脚踏车(自行车)捐、马车捐、车牌捐等。有的地方将马车捐与车牌捐合并为车捐。据吉林省双辽市志记载：辽源县将马路捐每月每辆1元和车牌捐1套每牌1元、2套每牌3元、3套每牌5元、5套每牌8元合并为车捐。双山县将马车捐每辆每月1元和车牌捐2套每牌5元、4套每牌8元合并为车捐。1936年，辽源、双山两县车捐比1932年多收8135元，增长62．2％。车牌税是民国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杭州市志记载：民国16年、21年，杭州市车牌税收入分别为：76103元、175200元。据广州市志记载：民国11年、17年广州市车捐收入分别为：164000元、851700元。从民国16年、17年看，每年车牌税收入广州市比杭州市高出6倍多。

目前发现的车税牌主要有：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图1)、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和宣统二年、三年(图2)等车马捐牌，民国3年、5～7年、9年、12～13年、15～18年、20年车捐牌(图3、4、5、6)，康德大同二年、康德元至三年车牌捐证等。笔者收藏的车税牌，除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宣统二年(凹边长方形)，康德元年(兴安)、三年(兴西)、三年的品种外，其余的均有。省份包括奉天省(图7、8)、黑龙江省、吉林省和洲国(图9、10)。质地全部为铜质捐(税)牌，但色泽略有不同；形状有三角形、长方形、凸边长方形、凹边长方形、棱形、六边形、八边形、圆形、椭圆形、五瓣花形、八瓣花形等种类；花纹有麦纹、花草纹、波浪纹、扣纹、鱼纹、瓜纹(背面)等；计税单位有单套、双套(2套)、2套以下、2套以上、3套以下、3套以上、4套以上等；纳税额度为捐洋(银)半两、5角、l元、1．5元、2元、3元、4元、5元、6元、20元等；有效时间一般为1年，少数税牌未标注时间。

对清代及民国时期车牌税的研究，史志记载和媒体报道较少。笔者通过多方搜集资料，发现下列问题有待探讨：一是把车牌捐(税)定为养路费。据南京市栖霞区志第一章第五节交通管理内容记载：养路费征收自民国18年(1929年)12月，《南京特别市财政局征收车捐章程》规定，凡南京市各种车辆，经工务局登记检验发证并向市财政局缴纳费用后，方可行驶(事实上，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工务局既收车捐，又收养路费，南京市栖霞区志可能混淆了)。二是把车牌捐(税)证当作彩票。据金羊网在《彩票之“最”惊现羊城》中报道：在一次展览会上，据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发行的“车马牌”的收藏者袁广平介绍，它是原奉天(即如今东北沈阳一带)发行的铜质彩票，当时的彩票发行方比较舍得下本钱，从铜片上的字迹可依稀看出，购买者只要付“捐洋”2元就能购得此奖券。三是有些车牌捐(税)证，只有一面有铭文或花纹，另一面无任何内容，有些车牌捐(税)证，或无“捐”字样，或无有效时间，或无计量单位和捐税额等，原因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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