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医疗,未必全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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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号到底有多难？
在今年年初曝光的一个短视频中，中国网民第一次全面了解了目前的医疗“新”难题：挂号。这不仅是体现在挂号难上，经“号贩子”几番抬价，原价300元人民币的挂号费能涨到4 500元人民币。当然，这只是在网络上曝料的一例典型，至于互联网之外到底有多少类似甚至是远甚于此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造成这种难题的原因很多，和监管不利、医疗资源相对集中以及民众意识的偏颇等都有关系。据一份网络调查的统计，参与调查的人中有90.91%的人会选择先挂号再去科室，其中42.5%的人需排队30分钟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调查的人中有75.91%的人认为“大城市、大医院和挂名专家的医生”是挂号首选。
从《2015年度挂号数据分析报告》中看，“全国医院挂号排行榜”排名前十，北京就占了八成。以北京广安门医院为例，平均一天有11 000个门诊，但医务人员却只有400人，门诊量远远超过了医院的最大负荷。然而北京全市医院专家号全年不到180万个，这就意味着99%的患者不能如愿挂上专家号。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直接导致各大医院的拥挤不堪。
不难看出，相对于民众的观念而言，医疗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医生“手动加号”便成了暂时缓解的办法：在医生的正常休息时间，通过手动加号来增加诊疗次数。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用“杯水车薪”四个字来形容这种办法毫不为过，而且事实上，这也导致了医患矛盾逐年激发的另一个诱因：“号贩子”。
“号贩子”的能耐到底有多大？在前段时间，中国青年网披露了一份记者的暗访实录。记者分别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进行了调查，但无一例外都在“专家号已挂满”和“网上预约无号”的情况下，从“号贩子”手中高价买到了专家号。
实际上，在这三个城市中，“卖号倒号”已呈规模化，有系统的经营模式：参与加号的医生与护士负责“出货”，“号贩子”负责寻找“客源”，其中收入是“出货方”占大头，剩下的是“号贩子”的“劳务费”。
那么移动医疗呢？如今的相关APP实现挂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接入当地统一的挂号平台，比如《微医》在北京地区提供的部分网络挂号服务，接入了北京地区的统一平台114预约；另外一种是接入医生加号的服务，比如《春雨医生》和《一呼医生》等提供的网络预约挂号，就是来自医生的手动加号。如前段时间央视就曾报道，有“号贩子”利用《一呼医生》抢到专家号后，再高价倒卖给患者。
移动医疗：黄牛养成记
在医生不能手动加号后，苦的不仅是“号贩子”，众多拥有挂号业务的APP也会被波及。在最开始，移动医疗新创企业推出挂号业务时普遍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可以放大稀缺的医生资源，医生可以用碎片化时间提供灵活的在线咨询。二是通过APP把医生和病人预约时间连接起来，极大减少患者在医院排队等候和停留的时间。
从初衷上看，移动医疗公司应该是“号贩子”们的天敌。从“号贩子”的各种手法中可以看出，最基本的一招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低价进高价出。而移动医疗采取的方式则是明码标价，用户能快速查询并获取。所以从表面上看，移动医疗相关APP的普及，会不断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甚至最终让“号贩子”消失。
但实际上呢？
事实上，通过第三方医疗APP挂号加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像好大夫、挂号网等互联网医疗公司，在很早以前就开通了专家预约加号服务，也是明码标价。但是，“号贩子”这一个存在了10余年的隐形团体，也早已对这种方式熟门熟路，不仅有专人负责抢号，还有人负责联系有手动加号资格的医生与护士一起赚“外快”。
有业内人士指出，移动医疗公司开拓加号业务，实际上和现有的“号贩子”做的事情极其类似。因为它既没有改变就医服务品质，也没有优化医疗资源分配，最终只是和“号贩子”一样在利用医生的“空闲休息”时间。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给“号贩子”提供了一个更能获取号源的平台。
医院“号贩子”之所以能够横行10几年，其根源就是优质医疗资源的供不应求，满足不了庞大且日益集中的患者群体。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说，“号贩子”这职业是无法完全消失的―只要医疗资源不平衡带来的问题依旧在，那么他们就永远有生存的空间。而一些移动医疗企业的做法（挂号业务），则是相当于加剧了资源的倾斜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