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冲撞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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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曾经沧海。是一种什么感觉?

在自豪满足的背后，在淡定从容的背后，一定还有疲惫、虚弱、心有余悸。还有难再复述的深深无力。

2007年盛夏，7天的极限冲撞，轰然一声霹雳，我已嗒然无言。这次才真正触到了一名记者精神负荷的底线，锋利、坚硬、冰凉、沉重，仿佛走在刀刃上。

《霹雳重生――河南陕县支建煤矿“7・29”淹井事件69名矿工脱险记》，这篇全景式的报告文学。以两版半的篇幅在《河南日报》头版重磅推出以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予以赞许。省委书记徐光春批示表扬。省委宣传部发文嘉奖……

然而我这个作者，感受更多的却是侥幸、却是后怕。

这年7月29日，河南省陕县支建煤矿的东风二井，因旁边的河床水通过采空区涌入井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淹井事件。经过全省上下的奋力施救，69名矿工被困井底76小时之后，毫发无损，全数生还，这在国内和国际的矿难救援史上，成为一个惊喜的奇迹、一个漂亮的范例。在这前后，此起彼伏的各地矿难，每次凶讯、每次噩耗。都在反衬着“7・29”事件结局的幸运完美。所以在河南，“7・29”凯歌成了一曲经久不息的主旋律。

不过当时我没去现场。

7月29日淹井报警，8月1日矿工获救，直至全国形成报道热潮的8月5日。我都只是距离事发地点200多公里之遥的旁观者。

那段时间，人命关天，千钧一发，《河南日报》就像一架绷紧的弦弓，处于一种临战气氛之中。凭着灵敏的“新闻鼻”和“新闻眼”，大家意识到转危为安的“7・29”、挽狂澜于既倒的“7・29”、负面新闻变成正面新闻的“7・29”，多好的题材、多好的机遇!这样一件富有普世价值、“含金量”极高的新闻，百年不遇，举世瞩目，天降大任于河南，我们正在这一新闻的台风眼中起舞!

我只捕捉了几个字，这是省委书记徐光春对“7・29”的情势概括――急、难、险、重，命悬一线。

8月5日，报社通知全省“7・29”报道即将再掀一轮高潮，《河南日报》要上一组系列通讯，还有我的一篇大报告文学。报道计划已报省委宣传部，明天赴陕县采访，等我马上答复。

大报告文学?大报告文学!

答复不去吗?到底去不去呢?……纷乱之中，耳畔一个声音渐渐变得清晰：为什么选择的是你?这个题材值不值得去?放弃出行、放弃报道，都会遗憾，但是前者可以弥补，后者不能弥补；前者会难受一阵子，后者会难受一辈子!

次日早晨到报业大厦乘车，出发前夕，我给社长、总编辑打了电话。询问对报告文学的具体要求。社长雷厉风行。说话干脆：一个星期，两个整版!――据悉一星期后的8月13日上午，省委省政府就要隆重召开“7・29”抢险救援表彰大会，报告文学必须赶于当日见报，一早送达会场。

虽然二话没说，我已双腿发软。自己比较擅长的是人物报道，这次却是事件报道，而且题材这么大、采访这么晚。如果说以往每次都是如履薄冰，这次已是如临深渊了。

十万火急，赤手空拳。事先谁会料到还有今天呢?“7・29”报道已经铺天盖地，可我从没想到搜集保存一些资料，仅仅作了粗略浏览。

时间，只有时间，成了我唯一的赌注。从此刻起，我变成了一个悭吝的守财奴。一星期7天，就像褡裢里仅有的7枚铜板，这是我能指望的全部盘缠，精打细算，敲骨吸髓，我该怎么花它?

汽车几乎横穿整个豫西，终于驶下一个小小山坳，抵达陕县支建煤矿东风井区――安静、平静、寂静，这里已经空空如也。

这是8月6日，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河南省委书记、省长率领千军万马的大营救，才过去了不足10天，可是除了现场指挥部策划救援的两幅粉笔图示还留在墙上，除了为井下矿工输送牛奶面汤的一根橡皮管子还拖在坡上。这里仿佛一切从未发生。矿井停产了，矿工回家了。报纸上反复描述过的激越场面，电视上滚动播出过的壮观场面，都已被山风吹灭无痕，只余一缕雾岚轻轻缭绕山谷。沿途遇见的当地百姓，多是壮年男女，他们蹲在路边闲话家常，目光十分漠然。

一篇全景式的事件报告文学，两个整版篇幅，除去标题和图片的位置，文字至少需要16000字，这是已确定的。

不确定的是，这16000字达到什么质量。无非两种结果：一是拾人牙慧，东拼西凑，重复罗列，在两个整版上堆满“别人嚼过的馍”；一是突击采访，独立思考，写出富有深度、力度、新意的两个整版文字。

靠搜集资料行吗?――我来陕县，倒是带来一大摞报纸资料，抽空翻阅，用红蓝铅笔画得密密麻麻的。可是越看越乱、越看越急。所谓海量信息，多是流程报道，细枝末节生动丰富。宏观梗概却比较空泛，有些关键之处还说法不一，好似一堆散沙难以捏成团。

靠现场采访行吗?――“7・29”大营救，上自九霄云端射云驱雨。下至黄泉地底掘井救人，场面大，头绪多，当时记者采访就是云里雾里，何况现在锣罢鼓罢!“老虎吃天，无处下嘴。”当地部门只能配合采访，记者提出找谁，就帮忙联系谁，能找到谁便是谁。

其实我到陕县，也是硬着头皮孤注一掷。

从新闻规则来讲，从报社传统来讲，我都不能不走这一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使空余虎穴，也望从中追觅虎虎雄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心灵去悟，终归靠得住，我相信现场总还会剩下一些东西给我。尤其“7・29”这样的重大报道，如果连现场都没到过，当别人批评我的文章时我会抬不起头。当别人表扬我的文章时我也会抬不起头。

从6日下午到8日上午，或与本报同事集体行动。或自己单独行动，我辗转陕县、义马市、三门峡市，深入支建煤矿、东风二井、东岭村。进行了8场当面采访、3次电话采访，对象包括获救矿工及其家属、矿区干部、抢险救援队员、医护人员、市委书记、县安监局长、煤矿股东……采访笔记有些终未用上，有些成了独家精彩素材。

独自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回到郑州，已是8日傍晚。这时7天已花掉了3天，令人肉痛不已。

而真正明白如临深渊的危险，是在采访归来以后。没去之前还有所指望，回来以后连指望都没有了。

平时写大稿子，最喜欢的是搭架子，就是谋篇布局的整体构思。采撷而来的大堆素材活蹦乱跳，上拟一个总题目，下拟一串小标题。然后魔术一般，素材分门别类走进去，在各自的位置上摇曳生姿……但眼前这个架子却是搭不起来了，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微观有余，宏观不足，最匮乏的恰恰是事件核心的主干部分。

头发乱了，心神乱了，阵脚乱了。

原定郑州还有两位采访对象，是省直部门的两位局长，他们都是“7・29”救援前线指挥部的成员。采访了一位，另一位却

冷淡推托，说没什么好谈的了。最后一个采访就此搁浅。

我呆呆地盯着电脑屏幕，几天来写成的段落，总共不过3000字吧。我想到了打退堂鼓，想到了半途而废。随时准备拿起电话，告知领导，告知夜班，不要等我的稿子了。对不起，真对不起!……

报纸不至于为此大开天窗，生涯却会为此大开一个永难愈合的创口。放弃是痛苦的。放弃是耻辱的，对于从事写作20多年的我来说，写不出来，就是沉沦。

此时，我也与被困井底的69名矿工一样了，也是急、难、险、重，命悬一线。最后生还的机会，他们有，我有吗?

8月9日中午，我向最后那位采访对象发出短信，再努力争取一下。如果对方仍旧推辞便彻底作罢。不久接到回信，约定下午4点半接受采访。

两杯清茶，对面而坐，我想能够听到一些例子和细节就行，个把小时够了。没想到，我刚一抛出采访话题：省委书记徐光春不是总结了四个字“急、难、险、重”吗?顿时像点着了一把火，这一谈就谈了整整四个半小时。

急是什么?一二三；

难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险是什么?两个方面；

重是什么?两个层次：

抢险救援的战略是什么?

战术又是什么?

井上怎样抢救?

井下怎样自救?

69名矿工升井一幕怎样激动人心?

“7・29”大营救体现了什么精神?……

嗬嗬，一边问答，一边梳理，一边提炼，这些一气串联下来，就是思路，就是结构，就是一篇大报告文学的整体骨架!

由此我也领悟了一个采访诀窍：面对重大事件题材，最最关键的，是要争取切人事件决策的核心层面，尽力获取事件中枢的核心素材。

不知不觉之间，手里一支新墨水笔都写干了，我又打电话让司机送笔来。结束采访时，已是夜幕深沉。

接下来就剩玩儿命地写稿子了。

时间只余两天半，背水一战。当时赶稿的情景，在记忆中已经混沌不清。总之，偌大一个家里，唯有书房成了我的一孔幽深洞窟，终日沉埋在洞窟之中艰难掘进，晨昏颠倒，饥饱不分，直写得容颜青黄，肌肤干瘪，视力在屏幕上凝成模糊，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冰凉，思绪在四壁间横冲直撞，气力在文字里消耗殆尽，一个女人在写作中狂放暴烈。一个女人在写作中枯萎衰败……

直到8月12日，万物熟睡之际，最后一天悄然来临。按照流程，稿子最晚下午就要送审，晚上就要发排，凌晨就要开印，保证13日早上送到表彰大会会场。

构思的十一部分还剩三部分没写完，我打算干个通宵。可是由于饮茶过量，心脏狂跳，双手颤抖得摁不住键盘，实在坚持不住，我凌晨4点睡下了。到早晨7点多挣扎起床，坐在电脑桌前，浑身软得像一堆泥，腰和脖子都直不起来。我不由叫苦。已经到了最后期限，这个样子可怎么冲刺啊!……幸亏一块巧克力救了我，精神还阳，重振心志，好似一员被人穷追不舍的兵勇，跌跌撞撞，继续撒腿拼命地往前赶路。

稿子抢在最后一刻完工，定名《霹雳重生》。

我至今记得，那是2007年8月12日的午后，窗外知了在叫，无边的骄阳金光耀眼，随着热风漫涌而来，暖和我的手脚，暖和我的身心。站在11层楼上俯瞰四周，市声轻柔，街巷温馨，人间亲切无比、美妙无比，我像一尾从涸辙捡来的鲋鱼又游回了现世。

稿子打印成册，封面的一页，在《霹雳重生》大标题下面，是一份全文的小标题目录：

一、淹井；二、急；三、难；四、险；五、重；六、战略；七、战术；八、抢救；九、自救；十、出井：十一、精神。

后来在郑州中州宾馆三号楼，见到了当时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这位白净儒雅的长者，总是出现于救灾现场的危急关头，常常在飞机和汽车上办公，对地方官员毫不留情以“狠话”著称。被网民评为“中国最忙碌、骂人最多的部长”。他抬起一双笑眼看着我，亲切颔首，并特意指着这一串小标题，说这个很好，看出了思路，坚实有力。

8月12日下午，稿子送到报社，呈交社长和值班总编审阅。夜班值班室里，流程环环相扣，领导坐镇斟酌修改，熟悉情况的记者帮忙技术把关。编辑设计版面。车间拼版，校对科校对……《霹雳重生》定稿17000字，配图见报的篇幅，比原定的两个整版又增加了半个版。从头版下半版转二、三版两个整版，并且首次破例在全文之前刊发了小标题目录。这一件满弓劲射的急就作品，实际是报社上下各个环节共同出击的心血之作。

17000字的一场龙卷风，吸去了我的体力、我的胆量、我的魂魄。只余一副皮囊，两三个月后才慢慢恢复元气。

记者的惊险，作家的惊险，以往从无这样的体验：一个不容任何闪失的长篇重大报道，居然从头至尾，就像坐在失控的飞车上，就像骑在脱缰的野马上，在这舍命一头撞去的惊魂时速之中。什么写作，什么成就感，统统无影无踪。

就从这次报道之后，我知道了怕。午夜惊梦，醒来还心生战栗：万一，万一当时交不出稿子，怎么办?怎么办?

也许因为禀气弱了，也许是年纪大了，已经不再喜欢极限，不再迷恋极限诱惑。

但这一声霹雳，真是值得，无悔，无憾。

正如托马斯・曼所说，我喝干了一个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