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擦身而过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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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上演前后的这段时间，各种评论层出不穷。从网络专访到杂志的封面文章，热度远远高于近几年的很多大片，但是观者的感受却是截然相反的，喜欢的人把这部电影捧得高高在上，不喜欢的直接就说没看懂，不知所云。我抓住档期的尾巴去看了“大银幕”，个人以为，这不是一部会讲故事的精彩电影，但值得一看。

很多人看了电影会对萧红有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她似乎一直在“作”，不“作”就不会死。但我觉得，和同时代的很多知名女性相比，萧红更勇敢，因此她追求自由所付出的成本也更大。萧红的作品我看过一些，同是生长于东北的我对她作品里的描述能产生一些共鸣。她的作品很不符合当时的主旋律：不够批判，不够昂扬，都是记录些点点滴滴的生活，连苦难都显得那么平常。她笔下的民众对苦难的生活习以为常，在我看来，这是更大的震撼，因为它真实。小说本来就应该是历史的补充和注解。萧红知道自己的作品和时代的要求有距离，却依旧坚持这种写作风格，这也导致当时的文学圈不认可她的写作能力。萧红选择背离封建冷酷的家庭，背离同床异梦不赏识她的萧军，不参加左翼社会组织，不去延安，只求安安静静地写作，这不能算是“作”。种种不幸的结果，只能归结到那个不幸的时代，那个“能安静的吃饱，就算是黄金时代”的年月。

1938年，聂绀弩与萧红分别时，做了个飞的姿势，用手指着天空。这动作缘自两人几天前的一场对话，聂绀弩鼓励萧红像大鹏般展翅高飞，萧红却回答：“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也会掉下来。”电影中的白朗、梅志、许广平，她们都有男人的庇护。这些年，当红的民国淑女：林徽因、冰心、杨绛、合肥四姐妹，各个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使那些投身去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革命圣地也迅速地找到了伴侣。而萧红的路，从她出走的那一刻起，注定是孤独的。

很多年来，提起萧红，绯闻总是高于作品，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对她暧昧的感情横加鄙视、指指点点。电影里萧红躺在哈尔滨小旅馆的硬板床上，饥饿是她的全部感受。这个时候萧军带来了大列巴，蘸着盐吃，这其实就是生活的全部美好。没有人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因为饥饿而卑微地生活，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苟且。

《黄金时代》确实不尽如人意，太多的旁白与独白，看着看着，一个长镜头拉过来，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人对着镜头表达一番，像是访谈节目。反复几次，一场电影下来，完全没有代入感，随时告诉你，这是个电影，这在讲述一个人的生平。但这些，不能掩盖住导演、编剧和演员的用心，他们都在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萧红。

这部电影对萧红的创作思路涉及甚少。电影之外，她的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第一句是她在武汉《七月》杂志座谈会上所说，“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第二句，“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先生是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受罪”;第三句即“我的笔锋，就是要对准人类的愚昧”。

萧红的创作，是要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