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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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积累总是伴随血腥，却并不是放之皆准的真理，我淘碟的经历非常人所有，但自认没有什么罪恶。

1997年，我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礼物，一个CD随身听外加一张“TLC组合”的原版碟，由此，才开始真正听CD，之后自然把“打口带”换成了“打口碟”，可以这么说，我的爱乐史上来就不符合什么传统。

第一张打口碟是淘自人人天桥上的重金属专辑《白光》，然后就迅速成了海淀斜街几个铺面的常客，并且和两个人成了朋友，关系最好的是“海峡小屋”的J店主，就是那个长发披肩、每天拎着把吉他的东北青年。那时不像现在，买和卖的矛盾并不尖锐，听的和做的都是为了爱好多一些，为了突破主流渠道的贫乏聚到一起，都显得有些另类的文艺劲儿。在那个小圈子里，不乏当时和现在一些文化界的名人。因为资源的缺乏，记得一些打得只剩一小半的CD能叫到近百元，不过很少为此发生纠纷。那段记忆是深刻的，我怀念那个在街上捧着打口碟游走的“朋克头”的时代，所以我很少把碟商叫做奸商，也很少把他们手里的东西叫做“玩意儿”。

说实在话，我本人也介入其内，这段历史并不隐秘，过去认识的不知者不多。有次在街上遇到一家做打口碟的外地人，他们不懂，并没有捡丢好货，要价也低，我刚好领了笔稿费，一次性拿了个饱，借了辆小推车推回去的。后来混熟了，一群人没日没夜蹲他家里消磨，饿了就在他家蹭饭，不夸张说，晚上两三点钟刚走，早上五六点钟就有人敲门了。

再后来脆租了间房子，自建了个小据点，来货了就分上一份，自大学毕业后，晚上呼啸一帮臭味相投者，一张一张细品，差不多夜夜通宵达旦，为此还被警察提溜过，不过很快就被同化了，没事也过来一起闹。邻居抗议，一敲门看见穿制服的，舌头伸出老长，后来习惯了，偶尔还参加一次，然后跟人吹“昨晚和那帮文化人发了回烧”。这里面当然涉及钱，CD五元一张，按两块五和供货人结帐，剩下来的还可以退回去，这样算下来，我们一群人每月大概消化五箱左右，利润有两千来块钱，除了房子租金，小吃小喝的花费也都有了。作为发起人，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房子白住，还存了不少好东西，比较好的有一套real world公司的《世界音乐》，一百多张，堆在柜子上花花绿绿一大片，但没什么古典，也没人迷那些，我出于好奇，留了套克伦佩勒在EMI出的一个套装，名字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跟别人怕是谈不上。

当时那群人最少也有二三十个，构成极杂，有新华社的记者、广播乐团的作曲，也有六七十岁的海归、航天部的高工，甚至还有地质队的勘探员和首钢的退休职工。影响也大，如果听人说起90年代末京西有个倒腾CD的大学毕业生，那就是我了。我的“顾客”中曾经有两个老太太，专门给孙子找那种带劲的音乐，还有一个朋友没钱了，就把养了许多年的一只大白龟送给我，当然不敢留，倒是开了一次眼界，再后来就纷纷作鸟兽散了。

其实现在想想是做“打口碟”生意的人没有了，盗版也渐成铺天盖地之势，资源失去了稀缺性，小众人群渐成大众，把人聚起来的动机没有了。现在，还有什么音乐家从来没有听过，还有什么人买CD会一样来一张呢？

搬家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愿意出四万块钱把我的东西全拿走，连着让司机带他来了好几个晚上，我说什么也舍不得，现在辗转留下了一部分，当年的珍品目前只剩下纪念意义了。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关系好的一家外地卖碟的有一次出了事，我跑到清河去保被扣起来的人，有许多朋友也都尽力帮忙，真是不为别的，谁都不容易，那时大家好像有种江湖气，姑且戏称为爱乐路上的“刺青时代”吧。这些事讲出来不知人家是否能理解，因为现在气氛好像一下子变了，再也找不到我们以前那个为了一张碟魂牵梦绕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