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戒结束》中纪实影像风格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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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真实将艺术的提炼视角对准了真实生活，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美的意象，通过美学思想的融入表现生活的真实。电影艺术不同于文学艺术，形象直观的影像相较于文字表述更加能够反映出生活的真实，一些电影甚至利用不加雕琢的镜头，还原生活最本真的面貌。《警戒结束》几乎全片采用DV摄影，在摇晃的镜头中捕捉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这种纪实影像风格呈现出的艺术张力，使该片的人物刻画与主题建构更加具有人文关怀与现实主义色彩。
[关键词]《警戒结束》;纪实风格;艺术张力
在电影《警戒结束》当中，导演大卫・阿耶利用最直观的DV摄影方式，将不停晃动的镜头对准了城市中最黑暗的角落，这些地方是城市暴力犯罪的源头，两名巡警的日常生活正是伴随着这些犯罪而继续的。该片透过塑造两名尽职尽责、极具正义感的巡警形象，以近乎琐碎又十分惊险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以及对于工作的奉献精神与过人的勇气。镜头中的巡警泰勒与萨瓦拉既是英勇无比的巡警，同时也是深爱着家人的普通人。在纪实风格的镜头画面当中，艺术真实得以实现，生活真实被高度还原。该片并没有明确地构建一个叙事框架，看似杂乱无章的镜头画面都是信手拈来的生活碎片，二人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向着充满未知的方向发展，在没有特效辅助的朴实的画面之中呈现出的生与死，表现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一、艺术的真实性――纪实影像的美学理想
艺术真实是对于生活真实之美的高度提炼与再现，反映着艺术家的美学理想和思想意识。在电影艺术当中，艺术真实是在镜头的轮转、画面的剪辑、人物的塑造与叙事的推进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不同于文学艺术，电影艺术以更加形象直观的方式呈现着艺术真实，而非文学艺术通过字里行间编织的想象空间勾勒着生活真实。由于艺术真实是以假定的情境表现出创作者对于生活的认知与感悟，在电影艺术中过度的美术设计与场景营造反而会削弱艺术真实的表现力与艺术效果。纪录片是众多电影类型中最接近生活本源的，通过纪实性的镜头语言与故事内容，或是将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或是通过艺术重构将曾经的生活片段还原。因此，纪实影像更加适合将生活的真实从艺术中还原出来，用最单纯的拍摄方式，呈现出一个相对真实的影像世界。
电影《警戒结束》由导演大卫・阿耶执导，由杰克・吉伦哈尔和迈克尔・佩纳联合主演，是一部非常规类型的警匪片，影片几乎全程采用DV拍摄，用纪录片的拍摄风格营造了一种纪实氛围，近乎“真实”地展现了巡警泰勒与萨瓦拉的工作和生活。导演大卫・阿耶想要在影片当中创造一个虚构的影像世界，但是具有绝对的真实感，甚至让观众相信这就是真实社会的镜像。然而，在好莱坞电影当中，曾经同样使用DV拍摄的最为著名的影片要属《女巫布莱尔》，该片利用DV拍摄的极具真实感的跟拍镜头，将追踪女巫布莱尔的全过程记录了下来，片中三个人的全部失踪也圆满了关于女巫布莱尔真实存在的传说。纪实影像将三人探索女巫布莱尔传说和踪迹的过程直观地呈现出来，没有画面的人为雕琢，只是透过摇晃的镜头带领观众一同踏上探索这个恐怖传说的旅途，具有极其强烈的代入感。
然而，这种纪实影像风格更适合表现社会问题的类型影片，透过拍摄目的以及镜头语言和画面内容的组织，呈现出导演想要营造的一个相对真实的虚拟世界，甚至让观众相信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极强的代入感让观众很容易进入这个既虚拟又真实的影像世界当中。《警戒结束》在纪实影像的构建下，弱化了叙事的技巧，以并不复杂的叙事结构，几乎以流水式的线性结构完成整部电影。影片采用DV摄影的方式呈现出大部分画面，强烈的纪实性与现实感透过晃动的画面呈现于银幕之上。这种影像风格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镜头语言的叙事能力，弱化了具体影像呈现出来的艺术表现力。
因此，影片的纪实影像风格呈现出导演大卫想要表现的生活的真实以及想要观众正视的真实存在于当今城市角落、黑色地带的恐怖事件，巡警泰勒与萨瓦拉的勇敢与坚持展现了小人物的不平凡一面，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友谊在灰暗的现实社会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也是影片着力表现的部分。
二、纪实影像中的常规线性叙事
常规的线性叙事结构被后现代主义所摒弃，传统的叙事结构往往依靠人物的表演和剧情的戏剧化演变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和观众情绪的起伏变化。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常规的线性叙事结构容易将电影推向庸俗、冗长、沉闷的叙事氛围当中，缺乏新意的叙事手法只会妨碍思想的表达与主题的凸显。而在纪录片当中，往往着重表现所关注人物的人生中的重要片段，或者是将其漫长的一生进行浓缩后的跳跃式表达，因此纪录片最常使用的就是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没有过多的叙事技巧的干预，反而能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塑造起来，同时也能够表现出其生活的真实感，从而提炼出精神内涵与美学意象，形成艺术真实。
影片《警戒结束》搭建了一个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在影片的一开始透过巡警泰勒的旁白交代他的身份与工作内容、工作性质：“我是警察，奉命逮捕你，你违反了法律，法律并非由我制定，我也许并不赞同，但必须严格执行，无论你如何辩护、巧舌如簧或者试图祈求我的同情，这些都无法阻止我要将你送进监狱的决心。……警徽和手枪就是我生命的意义。”置于车头的摄像机紧紧跟随前车，摇晃的镜头营造出紧张感与真实感。最后终于追上前车，并与两名匪徒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此时车辆已经停止，而镜头也固定在车前，静静地观望着四个人的枪战。从第一枪打响，到两名匪徒被击毙在地，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预兆，缺少了一般意义上的警匪片的镜头调度，枪战变成实打实的肉搏，死亡没有彩排。然而，这正是泰勒与萨瓦拉的一次普通的巡逻任务，碰巧遇上了手持枪支的匪徒。
泰勒与萨瓦拉是工作上的搭档，每天在一辆巡逻车上工作，共同执行任务，并且二人在私底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为了消除DV拍摄的突兀感，影片交代了利用DV拍摄生活、工作日常琐碎生活的泰勒，他正打算学习影视制片，想要报考一门艺术选修课。泰勒将两个微型摄像机挂在他与萨瓦拉的胸前，开始了实习影片的拍摄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交代了影片当中出现的镜头角度正是源自二人胸前的微型摄影机，消除了摄影师的存在感，给予观众一个主观意念――镜头是由泰勒控制的，镜头正是对二人工作生活的实景展示，而并非在现场存在第三个人物。
在泰勒的镜头里面，从他们配备的日常装备介绍开始，向观众展开了作为区域巡警的日常工作。故事内容也谈不上任何技巧性，组成整个故事的就是二人工作的碎片化的记忆，如工作当中遇到的不讲理的地痞流氓，甚至在与其沟通的过程中，萨瓦拉与对方发生了肢体接触，厮打在一起。透过泰勒的镜头，也展现了美国司法制度中不健全的一面，人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一板一眼地工作，随之而来的就是办事效率低下，很多时候都在莫名其妙的等待中度过。透过他的镜头，也展现了社会最边缘的角落里的黑暗势力，在接到一次噪声投诉后，他们来到了杀人不眨眼的黑帮帮派聚会现场，而这群黑帮人员正是之前在街头用冲锋枪扫射其他帮派成员的那群新兴势力。在这一场景中，泰勒、萨瓦拉与他们并没有过多的语言交流，更多的是透过偷拍的晃动镜头来展现人物的面部表情与眼神接触，也正是这次接触为二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镜头带领观众审视着二人的日常工作内容，每天处理了什么样的事件，缴获了多少违禁物品，等等。随着工作内容的不断铺展和危险的不断加剧，泰勒的镜头也带领观众来到了他们的私人生活当中，这是与他们白天工作内容截然不同的画面。一改工作时候的自然光与冷色调，展现他们个人生活的镜头充满了色彩与暖色调，充满了欢声笑语，爱人与家庭的温暖充盈在画面当中。但是，与他们工作内容的危险性相比，在镜头的残酷与温情之间，他们的人生也开始呈现出不确定性，极端的邪恶与极端的美好对比交织，甚至奠定了悲剧色彩。枪林弹雨的工作生活让他们的个人生活极端脆弱，命运也开始向他们不能掌控的形势发展着。直到影片最终，贩卖的黑帮团伙将二人围困在一幢大楼内，在冲锋枪的不断扫射中，曾经在工作中无比英勇的二人也只能任人宰割，最终泰勒中枪，萨瓦拉也在机枪的扫射下跪地身亡。幸运的是，萨瓦拉掩盖在泰勒的身上让泰勒躲过一劫，侥幸存活了下来。
从一开始的流水化叙事，再到二人工作场景与个人生活的镜头切换，充满主观情绪的镜头逐渐表明对于二人生活的焦虑，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罪恶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未知，虽然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但在子弹面前，依旧只是生命脆弱的个体。黑帮分子不会知道并体谅他们也有各自的家庭，也有他们的爱人，唯有用机枪扫射的过程中黑帮分子才能感受到自我力量的强大，实际上则映射了他们内心的空虚。泰勒与萨瓦拉的生活伴随着与犯罪分子的较量展开，悲剧情绪随着他们工作生活与私生活的交替展示而层层推进。纪实影像的风格让二人的所有情绪都真切可感，也让观众深深地感受到杀人不眨眼的犯罪分子内心的阴暗可怕，也正因这种纪实性的影像风格，让二人被黑帮分子机枪扫射的场面更加惨烈。
三、纪实影像中的人物形象
导演大卫・阿耶通过构建一个相对真实的虚拟世界，塑造了两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影片当中的所有故事都强调了泰勒与萨瓦拉的个人形象的真实性，他们虽然身为警务人员，但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摇晃的多角度跟拍镜头，也给予观众情绪上的代入感，让观众跟随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生活，感受他们在所有时刻的所有情绪，甚至做到同呼吸、共命运。但是，这种艺术真实只是导演大卫・阿耶通过虚拟的影像世界塑造起来的，这个虚拟的世界融入了他的思想意识与美学理想，在观众情绪代入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想要传达给观众的思想和情绪。
巡警泰勒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与梦想，对于艺术的好奇与热爱使他想研修艺术课程，通过DV拍摄短片来实践自己的电影梦。他有一个即将结婚的女友，有一个即将实现的生活理想。而萨瓦拉则已经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相爱的妻子与刚刚诞生的孩子，都让他的生活具有圆满的意味，也正因如此，他工作内容的危险性对于这种完美生活构成了危险和不确定因素。纪实影像收入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不断出现的脏话表达着他们对于整个体制以及犯罪分子的不满和愤慨，也收入了他们对于工作的感慨以及对于个人生活的梦想，其中也有他们为了压制罪犯而做出的极端行为。呈现在具有主观情绪的镜头前方的是真实可信的、“不加雕琢”的两名男性形象，他们身上的不完美特征给予观众强烈的真实感，同时这种镜头表现方式也加深了这种真实感。他们二人就如同真正生活在观众生命当中一样，他们之间不必言说的友情以及面对搭档中枪后，担心对方死亡流露出的真实情感，都为最终萨瓦拉被机枪扫射毙命增添了悲剧色彩，拥有最完美生活的萨瓦拉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当中的二人不仅是尽职尽责的警察形象，透过二人人物形象的塑造，导演大卫更倾向于表现二人因工作而萌生的亲密无间的个人情感，这份友情正如泰勒在电影开场时说的那样：“我不是孤军奋战，我有成千上万个与我有着相同使命的兄弟姐妹，他们愿意为我付出生命，我也愿意为他们付出生命。”警察的特殊身份让二人的人生变得神圣，更具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要承受比普通人更多的危险和压力去完成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幸福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来之不易的奢侈品。透过该片纪实风格的影像，传统警匪片的陈词滥调被消解，人的真实生活与情感成为被艺术真实还原的深切关注点，这也使影片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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