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到处有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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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时代。在这里，当有人遇到困难和不幸时，周围的人，总是积极想法替他分担困难，尽可能地给他以方便。

我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对旧社会的体验不深，对新社会的新风尚往往习以为常。不过，在我妻子闹病的那些日子里，我随处遇到的真诚关怀和无私帮助，时时使我感到激动，使我永生难忘。

我的妻子金淑贤，一九六一年三月间，从学校毕业到内蒙布特哈旅计量所工作不久，突然患眼病，双眼红肿难睁，由旅医院转哈尔滨求医。

四月初，淑贤由本单位的成守芬同志护送上了火车。旅客们看到双目肿胀的患者时，都争着让座。一位老大爷还要把座位让给成守芬。守芬觉得自己是护送病人的，不该受照顾，坚持不坐，但老大爷却说：“你坐下好好照顾病人吧，只要病人在车上少受些痛苦，我累会儿不要紧。”两人推让起来，这时，一位青年旅客挤过来，拉着老大爷说：“您上我的座位坐去吧，我们青年人站着才合情理。”等大家都坐下后，周围旅客都很关切地询问病情，并详细介绍哈尔滨治疗眼疾的几个著名医院。

淑贤到了哈尔滨市，在明明眼科医院就诊，因为医院一时没有空床位，只好住在旅社里，每天去医院门诊治疗。同房间的那位李大娘，已五十多岁，也是因为患眼病，来明明医院治疗的。淑贤想到生产任务忙，劝守芬回去，李大娘也热，心地帮着说：“姑娘，我的眼病比较轻，可以照料她，你尽管放心去吧。”三天后，守芬回去了。从此，大娘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照顾淑贤。上医院由大娘搀着手同去，吃饭时由大娘把饭买回来，连上厕所大娘也陪着她。

李大娘病愈快回家了，动身之前还叨念着：“我走了，淑贤怎么办？谁来照顾她？”这时，正好医院通知已倒出一张简易病床，不过必须自备被褥。淑贤在哈尔滨市无亲友，没处借行李。正发愁时，李大娘的儿子李赢来了，他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特地来看望母亲的。当他知道这个情况后，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地扛来了自己的一套新被褥，借给淑贤。淑贤觉得与李赢非亲非友，仅只是见过几次面，怎好接受；况且他也是从外地来此求学，不会有多余的行李，要是接受下来，他盖什么呢？懊悔自己不该告诉他实情。但李赢放下行李说：“你留下吧，治病要紧。我可以和同学凑合着盖。”说完又怕淑贤推让，扭身就跑了。这套铺盖，淑贤用了四个月，直到出院时，虽经浆洗，仍留有一些污痕，淑贤很感抱歉，但李赢并不介意，只说：“不碍事，一样盖。”

去年五六月间，淑贤又患了精神分裂症。有时语无伦次，哭笑无常。当时，我从铁业社调到旅委工业部才十多天，刚到一个新单位，工作还不熟悉，碰到爱人这种情况，思想上十分焦虑，束手无策。领导上知道后，非常关心，决定送她到外地治疗，尽力挽救。

我们单位的曹部长还亲自挂电话与有关的精神病院联系，详细询问入院手续。当天下午，确定坐火车去哈尔滨治疗。五点多钟，我们在门口等候马车去车站，隔壁王大嫂看到淑贤头发蓬乱，连忙放下了怀里的婴儿，进屋去拿了梳子，一边好言相劝，一边替她整理衣服、梳头。王大嫂还对我说：“她有病怕惊吓，这样乱蓬蓬的，路上要是有人围上来看热闹，她会更惊吓，增加病势的。”

我们到了火车站，工业部李主任和铁业社的王书记已骑车先到了，他们是担心淑贤不肯上火车，特地赶来相助的。领导上无微不至的关怀，真使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到了哈尔滨市，去食堂吃饭，服务员知道情况后，把我们特别安置在一个单间，并详细指点去医院的道路。就这样，我们顺利地把淑贤送入哈尔滨市精神病院。

幼年时候，我也见过这种病人，那时人们都围着圈子看热闹，歧视患者，恶作剧，甚至患者的家庭还有怕丢脸，全家迁移，将病人抛弃的。新社会却是这样千方百计地来挽救这种病人，同请、关心，人人相助，充满了革命的人道主义。

淑贤两次住院期间，她们单位的领导几次前去看望，亲自向大夫表示，希望医院尽力挽救。逢到节日，所里的同志们也没有忘记在外地治病的战友，有的同志写慰问信，有的托人送去水果、罐头、饼干。平常凡是出差和路过哈尔滨市的同志，也都抽空特地前去医院看望，给她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真是意外的迅速，医院来信说，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金淑贤完全清醒了，一切正常。很快就可以出院，要我准备去哈尔滨市接回。八月初，我到了哈尔滨市精神病院，淑贤见到我，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一些病友也都向我们祝贺。一个半月以前，我怀着尝试、侥幸的心情，送来一个重病人；现在，医院送回给我的是一个面色红润、神志清醒的正常人。淑贤轻松地说：“自从得病以后，我啥也不知道，好像做了一场怪梦。”我望着她想：在她做这场梦的过程中，有多少人向她伸出阶级友爱的手，为她操心，为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