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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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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圣外王”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教化思想的精髓。相比孔荀等人的“仁ネ馔酢彼枷耄孟子的“内圣外王教化思想是在战国时期战乱频繁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内圣”以“性善论”为理论出发点,存心养气,扩充四端,形成理想人格;“外王”是将理想人格外化为行为,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施行仁政,主张民贵君轻。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更加强调“内圣”的重要性,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内圣外王;思想政治;启示

“内圣外王”思想是我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的目标是内修身以成圣、外治世以为王,强调济世以修身为前提和基础,修身又以济世为目标,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内圣外王”最早由道家提出,但却是儒家关于个人修养和政治理想相关内容的最好的表述。

孟子的“内圣外王”教化思想是在战国时期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礼崩乐坏的历史大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深受孔子由人及礼、由礼启仁思想的影响,希望能通过个人修炼内心的“圣”,而达到社会太平、天下大治的政治目的。

一、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

(一)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

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人的心性生来就有向善的倾向,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谓“不忍人之心”,具体来说,就是人生来就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四心”又是仁、义、礼、智的发端。孟子认为,“四心”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根本特征,只有人才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禽兽是不具备这些心性的。人有“四心”,也就拥有了成贤立圣的可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君子”、“圣人”,只有将“四心”不断地扩充和完善,内化为思想、外化为行为,经常性地进行自我反思,才有可能成为“君子”、“圣人”。也就是说,孟子的性善论是在先验层面上论述的,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向善的心性,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善”的,顺从“四心”,就会朝着向善的方向发展;反之,就会向恶的方向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孟子性善论中所论述的“善”,是超乎于善恶之上的,特指人性有向善发展的倾向。

孟子以“性善论”为依据和出发点,认为人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将“四心”不断地扩充,就可以拥有仁、义、礼、智四种德行,再将这四种德行不断完善,就能达到“人伦之至”,这是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二)内圣之道――外王的人格要求

孟子的“性善论”从理论上肯定了人人都有成贤立圣的可能,“圣人”是孟子理想人格的典范,也是个人自我道德的目标。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之所以会有君子和普通人的差异,是因为君子能遵从道德心的指引。他特别强调道德心的自发作用,认为道德心能促使人们由内而外地去注意自己的言谈是否符合规范,行为举止是否符合“礼”的要求。个人一旦在自己的内心建立起道德体系,就会意识到为善行仁的重要性。“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大夫不仁,不保四体。”这句话说明,不管是天子还是庶民,所遇到的祸福,无不都是自己行为的结果,为善行仁方能立国保身。孟子所认定的道德规范的评判标准有理想坚定、有为有守、持守中道、知所进退等方面。孟子理想中的圣人典范以帝尧、帝舜、孔子等人为代表,凡是能在内心和行为上都符合道德规范的均可以尊崇为“圣”。

孟子的内圣之道因其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形而上学的观点。他特别强调“天”的概念和作用,认为“天”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更承载了神明的意义,既是道德的代表,又是道德的监督者,过分夸大了“天”的作用,是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中不合理的方面。

(三)外王之道――内圣的表现形式

儒家学说是一种强调积极入世的学说,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扩充四心以成贤立圣,达到相对较高的道德标准后,就应该将道德思想外化为行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推行仁政,以实现“圣王合一”的政治理想。

孟子认为实现外王的重要途径就是施行仁政。战国时期,战乱频发,民生凋敝,孟子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迫切希望结束战争,通过贤明君主施行仁政来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施行仁政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民众有“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表明了物质条件是实现“内圣”的先决条件。孟子主张停止混战、轻赋薄敛、发展生产、保障民生,通过施行“不忍人之政”来实现保民、养民、富民、教民的政治目的。

孟子还认为施行仁政,就不能任由君权的无限扩张,就必须节制君权。君主的权利是民众赋予的,得民心,则国家昌;失民心,则国家亡。而想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就必须做到爱民、敬民、保民,孟子因此而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得民心、得天下的保证,君主应礼遇下士,臣子应以德事君,防止君权的滥用,保证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民心向背是国家昌盛与否的关键。

二、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的特点

“内圣外王”教化思想是孟子建立于理想人格之上的政治主张,“内圣之道”在于加强自身修养,“外王之道”在于突显事功,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和前提,外王内圣的发展和实现,二者相辅相成,互有影响,初步建构了封建社会的理想人格,对后世政治文化影响深远。

(一)强调“内圣”和“外王”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强调必须做到内修身以为圣,外治世以为王,实现“圣王合一”。

一方面,“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存心养气,扩充四端,不断的修身养性,学习符合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而后才能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外王”是“内圣”的必然要求。孟子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平天下”,儒家提倡积极入世,修身以达到封建社会的道德要求,是保证封建社会持续稳固发展的基础。如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具有深层次的内在一致性的,逐渐形成了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常态。

(二)重视道德的力量

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实际上是勾勒出了一种道德典范,民众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沐仁浴义,不断修身以达到仁义君子的标准,而后督促、辅佐君主施行仁政实现积极入世的人生目标。这种圣王合一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泛道德化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政治的运作提供了动力。

三、孟子“内圣外王”教化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在当前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很容易对人的思想产生不良的影响。对此,应当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更好的约束和把握人们的思想动态。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基于高度的关注。这主要是由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很多方面的启示和引导,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十分有帮助。

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对于传统因素的涉及是在所难免的,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占据着最为主要的行为规范体系、价值体系等。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关注。孟子的“内圣外王”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其进行关注,从而帮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明晰,对于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也是十分有帮助的。

(一)传统人际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孟子的“内圣外王”教化思想强调内修身外治世,建立一个君圣臣贤、父慈子孝、长幼相亲、人际关系合理有序的理想社会。传统文化中的人际观是以国家为本位,因而能够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启示。在传统人际观当中,对于个人和整体关系的处理,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满足集体的利益。这种理念在当今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绝不能向极端方向演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当对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进行良好的平衡,从而实现更为和谐的发展。

(二)传统人性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其“内圣外王”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基础、本源应当进行关注。例如,在孟子的人性论、程朱的天理、董仲舒的天等理念中,都是对道德的作用和意义进行强调。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当具有明确的依据和基础,才能够提出正确的行为要求和价值体系。在传统伦理文化中,认为人天生是具有善性等,因此应当进行良好的修养,提升自己道德。对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理念能够提供监视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就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荀子的“性恶论”来说,也能够提醒人们对法律制度建设加以重视。

(三)传统德育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孟子的“内圣外王”教化思想以修身为第一要义,认为修身是成人成才、治国保家的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构建内容来说,需要对优秀的传统伦理文化加以运用。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于人性道德的提高十分重视,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而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对于德育教育、德性养成等也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并在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中,纳入了健全人格、健康心理的教育。另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能够对传统伦理文化中优秀、经典的内容进行发扬和继承。

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社会,因此人们在社会当中更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极端的思想或观念的影响,进而造成不良的后果。对此,应当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孟子的“内圣外王”教化思想之外,仍然有很多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供良好的⑹荆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当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关注,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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