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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著,尤其在独立人格塑造和士人气节培养方面,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唐宋以来,便有学者指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氏醇乎其醇也”。“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师。”故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读《孟子》。
阅读《孟子》,与其他经典一样,需要借助前人的注疏。关于《孟子》的注疏,可分为两种:一是古人所作,代表性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等。二是今人所作,如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梁涛的《孟子解读》等。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从今人的注疏入手,这主要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经典本来就是常读常新的。另外,今人的注疏,往往综合、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写作方式上,会照顾到今人的阅读习惯,从其入手无疑是较为合适的。在今人的著作中,《孟子解读》一书是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经典解读”系列教材撰写的。我研究孟子十余年的心得,最后汇集在该书中。我在欧美及中国港台地区访问,看到一些大W的哲学系和东亚系将其列为学生的教材、参考书,说明其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故不揣冒昧,“内举不避亲”,愿意将其推荐给读者。
《孟子》一书为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编订,主要记录孟子游说诸侯及与时人、弟子的问答,体例上有意模仿《论语》,往往根据某一主题对内容进行编排,但并不严格。故阅读《孟子》,除了逐字逐句的细读外,还有两条线索值得关注,一是时间线索,二是思想线索。《孟子》一书主要记载了孟子的思想,但他的思想不是书斋中的沉思和玄想,而是在游说诸侯的实践中的宣教和主张,是对一个个具体现实问题的回应。孟子不是冥想的哲学家,而是充满济世情怀的行动者。故读《孟子》,不能脱离历史,不能抽象地看待其思想,而应结合其生平活动,了解其言论、主张的具体情境,想见其精神气质和音容笑貌,这样才可以“知人论世”,真正读懂和理解《孟子》。
据潭贞默《孟子编年略》讲,“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大致反映了孟子的生平活动。孟子,邹国人,游说诸侯应当从邹穆公开始。故有学者认为,《梁惠王下》“邹与鲁\(hòng,争斗)”一章是孟子早期游说诸侯的记录。据该章,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被打死30 多人,而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这时,孟子在邹国已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于是穆公便向孟子请教。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孟子实际上是遇到了“人民为何不爱国”的问题。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官吏,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算是得到报应。解决民众的“爱国”问题,要靠“行仁政”,执政者只有执政为民,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民本、仁政是贯穿孟子一生的核心思想,仔细考察则可以发现,这些思想都是孟子在应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孟子在邹国附近活动一段时间后,前往齐国。齐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稷下学宫的设立,更是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兴办于桓公田午之时,大约经历了150 年的历史,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孟子一生曾两次来到齐国,荀子也曾在学宫“三为祭酒”,稷下学宫对古代文化的贡献可谓大矣!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值齐威王执政,可能由于当时孟子的影响还不够大,《孟子》一书中未见其与齐威王的对话。不过,《告子》篇中所记载的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则发生在这一时期。孟子的言论多有不合逻辑之处,是其思想还未成熟的表现。孟子在齐国未得到重视,无法施展抱负,于是前往宋国。到宋国后,他发现宋偃王身边多为奸佞小人,只有一位薛居州可称为善士,便对宋偃王的仁政产生深深的忧虑。按照孟子的想法,“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政的动力在于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保证君主能够行仁政,就要在其身边安排大量的善士,对其劝诫、进谏,乃至影响、感化。故孟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规范权力的问题,但他一方面想规范和引导权力,另一方面其可以凭借的力量却十分有限。在他那里,“仁政如何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
孟子在宋国活动虽未果,却遇到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滕文公。孟子言必称尧舜,给后来的滕文公留下深刻印象。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于是派人将已回到邹国的孟子接到滕国,协助其推行仁政,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不少人闻风而至。不过,孟子虽有机会得君行道,但滕只是一个小国,要推行仁政于天下,仅靠其力量是不够的。这时,孟子通过滕国的仁政实践已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是率领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时年,孟子约50 岁。
孟子一到魏国,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见。《孟子》开篇第一章即记录了二人相见的场景:“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由于涉及义利之辩,二人一开始便话不投机。除上面一章外,《梁惠王》还有四章记录了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都是劝导其推行仁政。几年后,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离开魏国前往齐国。
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时值齐宣王执政。《孟子》一书明确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达十余处。另外,著名的“知言养气”章记录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事。孟子初到齐国,与宣王的关系尚可,二人的对话态度和缓,气氛融洽,如孟子以宣王对牛的不忍之心,启发其推行仁政等。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很久。公元前315 年(齐宣王五年),燕国因燕王哙让国而发生内乱,宣王询问孟子:是否应出兵攻取燕国?孟子从民本立场出发,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将人权置于之上,是中国古代的人权高于论。不过,孟子并不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讨伐别国的权力,只有“天吏”也就是合法授权者,才有资格征伐不道,救民于水火。但是齐国攻占燕国后,不仅不行仁政,反而“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完全违背了孟子的意愿,站在了燕国民众的对立面。孟子对宣王大为失望,认识到他不是一个仁义之君,言谈中多有批驳、讥讽,常使“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决心离开齐国。当弟子充虞问是否不愉快时,孟子回答:“上天大概还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会有谁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呢?”孟子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坚定的自信退出政治舞台的。
孟子的自信并非某种精神,而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的发展必将是以民心、民意的实现为目的,故政治必须符合人性。只有符合人性、维护人的尊严的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这就决定了王道必定战胜霸道,仁义必定战胜强权。人类政治最终必定回到仁政和王道上来,我的时代尚未到来,若到来,必定是仁政、王道的时代。
概括一下,孟子游历诸侯的经历大致为:在邹国游历(四十岁左右)―第一次到齐国(齐威王执政)―到宋国(宋偃王欲行仁政)―在滕行仁政(滕文公行仁政)―到魏国(梁惠王执政)―第二次到齐国(齐宣王执政)―告老还家,著《孟子》。
孟子的思想较为丰富,有所谓三辩之学,即人禽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当代学者也有概括为仁义论、性善论、养气论、义利论、王霸论等。从思想史上看,孟子的贡献是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由于《孟子》一书为记言体,对某一主题的论述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章,形成“有实质体系,而无形式体系”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阅读《孟子》时,特别注意思想线索,在细读和通读《孟子》的基础上,根据某一思想主题将分散在各处的论述融会贯通,提炼概括。这方面学者的研究可供参考,故研读《孟子》时,可阅读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这对理解孟子十分有益。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孟子的性善论做一概括性阐述。
据孟子弟子公都子介绍,当时战国流行的人性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以及“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与“有性善,有性不善”说。以上观点虽有不同,但有一共同特点,将“性”看作客观对象、事实,根据性的种种具体表现,对其做经验性的描述和概括,类似一种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于以上的言性方式,孟子虽然并不一概反对,但认为其只是对性的一种外在概括和描述,不足以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无法确立人生的信念和目标,不能给人以精神的方向和指导,更不能安顿生命,满足人的终极关怀。故孟子言性,不采取以上的进路,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他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这说明孟子承认“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等事实上也是一种性,但又认为君子并不将其看作性。前一个“性也”,是一个事实判断;后面的“不谓性也”,则是一个价值判断。孟子又认为,仁义礼智的实现,虽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命的限制,但“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里的“不谓命也”,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孟子性善论实际上是以善为性论,因为“把善看作性”与“性是善的”,二者是同义反复,实际是一致的。孟子性善论的核心并不在于性为什么是善的,而在于人是否有善性存在以及为什么要把善看作性?孟子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对性善论做了论证和说明。但由于论述分散在不同章节,这就要求我们以思想为线索,对孟子的相关论述融会贯通,进入孟子思想的深处,真正读懂和理解孟子。
以往学者将孟子性善论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实际上《孟子》一书中只说“孟子道性善”“言性善”,而后者是不能等同于“人性是善的”。如果一定要用命题表述的话,也应表述为:人皆有善性;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人的价值和意义即在于充分扩充与实现自己的性。
(选自《中国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