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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中庸思想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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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追求中庸的理想人格。中庸人格具有执两用中、和而不同、权变时中的特点。在现代社会,孔子的中庸思想也有了新的意义和作用。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在孔子的阐述下有特殊的用意,对我们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孔子 中庸思想 “和”

“中庸”一词出现在《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奉“中庸”为“至德”。在孔子看来,中庸难求,不仅需要公心,而且需要经验和智慧,守经行权,故很少有人能做得恰到好处而毫无偏失。孔子期望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不断实现自我完善,提升人格境界。细细体味,“中庸人格”有着如下三种特质。

(一)执两用中。“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称赞舜能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人们,这也是舜能够成圣的原因。“大知”的圣贤待人处事能不偏不倚,不枉不纵,无过不及,而取其中。“不及”固然是不好的,但是“过”亦不足取。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偏离了中道,故两者都不可取。为了恪守中道,就要反对两个极端,而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中诠显中庸思想的语言比比皆是,又如子夏为宰于莒父而问政于孔子,“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处理事情怠慢拖拉不行,过于求快亦是有害的,要成就大事就要执守“中庸之道”,不快不慢,恰到好处,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二)和而不同。《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时期的大夫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大夫晏婴发挥了史伯的观点,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孔子发展完善了史伯以来关于“和”与“同”的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和”是指不同事物、不同见解的和谐与统一,君子以道义为原则,能虚心听取别人的忠言,热心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重公尚义,从而求得相互和谐一致。“同”是指无原则的认同,小人以私利当头,因此不能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交融,也就不能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

(三)权变时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之道虽然是天下之达道与真理,但它也并非一成不变,君子能够对中庸之理时时省察,应时制宜,做到随时而异,适中不偏,言行处处符合中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认为,现实生活中符合中庸之道十全十美之人是很少的,那就要结交狂放激进和洁身自好的人,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现实生活中的孔子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赞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身处乱世就要清静自守,保全自身免遭刑戮,然后才能厚积薄发,在有道之邦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施展出来。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现代社会仍有着重要意义,但也受到了一些非议。

(一)“折衷主义”。“折中”含有求准取正之意。这样的“折中”在孔子思想中、在古代典籍中,都是普遍提倡的。无原则地、主观任意地将对立的方面结合起来,才叫“折衷主义”。孔子“叩其两端”、“执两用中”,明确以“仁义礼”为标准、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将事物的两端加以客观联结以求中取正,这显然属于“折中”,而不是“折衷主义”。尽管孔子的执中标准未必全都合乎情理,但总归是有既定原则和客观标准,即先有“中”的标准,然后才有相对于“中”的“过”与“不及”,从而避免了“折衷主义”之嫌。

(二)“调和主义”。“调和”就是将原来不协调的因素通过调整而使之“中节”或适度。若调和成“主义”,就变成无视矛盾双方差异性和对立的绝对性,并力图泯灭这种对立,追求无差别的统一。孔子所主张的“和”,是按一定秩序使矛盾双方互相协调、相济相成,而不是对立的泯灭。孔门主张“和”必须“以礼节之”,并不是无原则的“知和而和”。孔子深恶痛绝的“乡愿”,就是合乎流俗、合乎污世、随遇而安、随声附和、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似是而非的“调和主义”者,是乱苗之莠、乱朱之紫,是败坏道德之人,故为“德之贼”。基于“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主张事奉君主时“勿欺而犯”,敢于犯颜直谏,对“比干谏而死”、“杀身成仁”精神大加赞赏;对“巧言、令色”、“足恭”的言行表现则极为反感。这都难以品出“调和主义”的味道,恰恰相反,更多体现的是孔子严守中道的立场和态度。“折衷”“调和”与“斗争”一样,都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何时“折衷”、何时“调和”、何时强调“斗争”与抗衡,必须在准确把握特定标准的同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因时而中。绝大多数矛盾并不须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解决,于是折中和调和就成了人类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

(三)“僵化”。中庸人格所蕴涵的权变时中的理性精神避免了僵化的可能。孔子的“时中”观表明,中与不中,并非一成不变,须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求得至当。“中无定体,因时而在。”孔子之所以提倡“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是因各有其存在和延续的价值。孔子的一生,既反“佞”,又“疾固”;既重“立”,又尚“权”;既守“贞”,又“不谅”;既贬“隐者”,又恶“乡愿”,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表现出“圣之时者”因时而中的睿智。孔子有教无类,教学民主,各因其材,“循循然善诱人”,令弟子“欲罢不能”,尽竭其才,表现出高超的教育艺术和育人活力,使人格教育成效卓著。

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冲突,人们往往需要运用中庸方法,包括“折中”“调和”的方式。孔子的中庸思想方法对观察、思考、处理、解决人格教育中的各种矛盾,具有较广的适用度和较强的适时性。中庸用于修身,则能仁礼双全、既美且善、文质彬彬、义利兼求、心平气和、独享孔颜之乐;用于为学,则能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知行一致、向善乐学、博学多闻、由博返约;用于教诲,则能因材施教、扬善抑恶、适时启发、诲人不倦;用于齐家,则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敦亲睦邻;用于治国,则能礼刑并用、宽猛相济、选贤与能、政通人和。时至如今,我们仍可在包括人格教育在内的广泛领域中运用“中庸”有效地进行思维活动、捕捉客观法则、提升育人效果。值得提出的是,孔子还以自身的积极进取而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为后世树立了中庸之士的典范。他曾怀着坚定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念周游列国,备受甘苦,尽管终不见用,但矢志不移,求道不息。

“中庸”之道的实质就是追求人际关系的最高和谐。“和”是人际关系的最为理想的状态,即是在承认双方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彼此皆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使双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谋求双赢局面的实现。

中国哲学的精髓在于天人相贯互通,人与大宇宙一体无隔。是故中庸之道不仅可以用于处理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人与自然之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类对自然不加节制地一味索取,已开始自食恶果,并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骤然而至,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已经受到威胁,这就再次彰显出浸润着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的中庸精神之弥足珍贵之处。

参考文献:

[1]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2]水成冰编著.中庸处世之道.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