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批评的新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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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杂志在2008年首期推出了“汉语诗歌双年十家”，由十位批评家举荐十位诗人及其作品，配以批评或访谈或书信，由此形成2006-2007年间汉语诗歌的一方厚实的版图。

从个人有限的文本阅读经验来说，“十家”诗人中既有熟悉的面孔，如林雪、杨晓民、杨克、小海、臧棣、姜涛、郑小琼，也有不太熟悉乃至完全陌生者，如寒烟、车延高、鲁若迪基。这样一个诗人阵容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或涵括性，也许会受到质疑。不过，编者既无意于挑起争议，自会以坦然、自信面对。他们或许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准的无依的诗歌时代，因为在所有的选择背后，事实上都或隐或显地体现着某种衡量、评判诗人诗歌的标准或尺度。关键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标准、尺度之中，有多少是包含着批评者个人感悟力、洞察力与判断力，融合着批评者之于写作者的会心与会意，进而能够启示人们从一个更为开阔的时空、更为独特的视点和更为理想的憧憬，来看待当下汉语诗歌的面貌与态势。邀约的十位批评家不仅活跃在当代文学的最前沿，而且相当一部分人除诗歌批评之外，在小说、散文等文体批评，以及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如於可训、张清华、谢有顺、汪政、洪治纲、何言宏等。他们对诗人所做的自由、自在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范例。

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诗歌，诗歌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诗歌依然能够存在并且延续的理由是什么，今天的批评家需要正视并作出自己的回答。不同立场和观念的批评家的回答自是判然有别；不过，与人们也许会有的关于批评家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十家”的回答并非出自抽象玄思与理性分析，更多的带着批评家解读文本时的“自我”的“体温”，带着他们对诗歌的热望与希冀，也带着他们对于诗人写作的同情的理解。批评家们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风范，即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基础上的知音式批评的风范。他们的答案往往直截了当、浅显易懂，直抵诗歌的核心，却常常被人们当作浅陋的常识而忽略。例如，於可训以“抗拒异化的诗人”来描摹杨晓民，质朴、洗练地标示出诗人及其诗歌在物欲横流、浑浑噩噩的世俗生活中的特定位置和特殊功用，他对诗人将诗集命名为“羞涩”的细心揣摩与推测，也就是对诗人写作的用心、用力之处的体察和感悟：诗人对羞涩的怀念，并非故作风雅与纯情，实则是“致力于在这个物化的社会中，打捞人类的感觉”（於可训《抗拒异化的诗人》）。诗歌是感性的，活在人的生活中，活在敏锐精细的感觉之中，这一简单明了的常识，在谢有顺那里被一再张扬、阐发。他为什么喜欢似乎很少为人注意的鲁若迪基的短诗？因为那是“有感而发的诗歌”，是接续了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诗歌。（谢有顺《想念一种有感而发的诗歌》）这样单纯、朴素的诗，这样不脱离大地、不脱离人心与人情的诗，在今天却日益稀少，以致让人“想念”，让人怅惘。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的复杂的诗歌，不仅是对汉诗含蓄通脱、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的背离，也是对人群与世界的疏远。汪政在致诗人小海的信中也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一直认为诗与诗人相关，诗应该坚实地站在大地之上，并且，在不同的时代或主动或被动地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并为同时代人的心灵提供慰藉。”（汪政、小海《诗的小学地理》）为此，诗人抵制任何“格式化”的诱惑，剥离事物身上的“美学包装”，以重建诗与生活、与世界、与人的真实经验的联系。其他如韩作荣之于林雪、钱文亮之于臧棣、洪治纲之于杨克、朱小如之于车延高、陈超之于姜涛的批评或访谈文字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批评家在尽力贴近诗人、进入文本语境过程中所表达的对于诗歌的朴素、真挚的见解。让人惊讶而又不应惊讶的是，这些不同的批评话语方式所表述的一己之见，共有着一个核心的词汇：“感动”。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内心情感的萌动诉诸语言，这是诗歌的雏形，也未尝不是批评家度量优秀诗歌的基准。诗人“情动而辞发”，批评家则“披文以入情”，他们分享并珍视这份来自诗人与诗歌的感动，也希望将这份感动传递出去，以便让更多的读者在颤栗的狂喜或宁静的愉悦中体味精神的力量，营造一个和谐共处的诗歌生态环境。

因此在我看来，《芳草》设置“双年十家”的意义，不只是为汉诗留存一份可资谈论的档案，更在于它切实弥合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既已存在并日趋明显的诗歌与批评的裂痕，召唤着诗歌与批评的新型关系的建立：平等、信任与共生。平等意味着，有多少种诗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就有多少种批评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信任意味着，诗人和批评家作为两个独立不倚的主体，需要进行对话，共同探讨人与时代、与世界的遭际，探讨文学艺术所能抵达的至高境界。共生则预示着，汉诗的发展离不开批评的进步，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