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思潮重要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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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时代，科技与理性一统天下。人类自以为是自然的主宰，自从撕破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对大地母亲进行了严酷的剥夺与抢劫，导致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甚至枯竭，地球生态惨遭破坏，大地满目疮痍，伤痕累累；这也是一个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时代，男性自以为是一个完美的、客观化了的神圣群体，却将女性看作是“他者”，一个柔弱、被动、被了的不健全的群体，以此为借口，对女性进行了长久的性别压迫与统治。在这种现实生态危机与社会性别歧视的双重语境氛围下，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了。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与自然结盟，强调女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剖析了社会文化语境中男性与女性――自然这一被压迫角色的双重对位，批判了父权制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以唤起整个社会对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的重视，使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是在1974年，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coise d’ Eaubonne）在其著作《女人与死亡》中首次提出的。作者认为男权对妇女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客观联系性。著者强调“妇女在生态革命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她还预言，这场革命将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以此为开端，生态女性主义开始崛起。1980年3月，600多名妇女在美国麻省召开了第一次生态女性主义大会――“妇女与生命在地球上：80年代女性主义生态会议”，与会者批判父权制中心主义对待环境与女性相同的思维方式，探讨妇女与自然双重被宰割的意识形态关联性，宣扬女性与生俱来的关怀仁爱伦理特色，把女性视为自然的保护者，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女性与男性和平共处的和谐关系。随后，生态女性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向度的一支队伍，并为解决生态危机和西方文化二元论间的矛盾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思维方式。
与以往女性主义单向度的向男权社会发起挑战不同，生态女性主义将斗争的锋芒推广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与自然结盟，将自然看作女性的亲密伙伴，联手去攻击一个共同的目标。表面上，生态批评的锋芒指向人类中心主义，要把自然从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消除科技理性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女性主义则批判男权中心主义，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消解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的本质是相同的，他们的源头直指逻各斯中心主义，有着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结盟，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其相同的遭遇必然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朝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的批判对象发起进攻。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视野是宽泛的，包含了众多的流派。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入到其中，提出了各自独特的见解。就如卡伦・瓦伦的话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的术语，一种多元文化的视角。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三大主要流派。这些流派从不同的角度抨击父权制中心主义，并提出了解放妇女和自然的相应措施。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妇女和自然受压迫的文化根源，把弘扬和构建一种新型的女性文化作为解放妇女和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他们积极寻求妇女与自然在创造生命方面的本原联系性，“大地的造化功能与女性的孕育功能惊人的相似，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认为女性天然的性别特色与大自然有着特殊的亲密性，因而女人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和体验更加准确可靠。可是以父权制文化为主的世界观却贬低了女性与自然所共同拥有的诸如关怀、细心、仁爱等女性特征，认为以女性为代表的属于自然、情感方面的东西是柔弱的、易变的，应该由以男性为代表的文化与理性等方面的东西来引导。男性以自然与女性之间的亲近性来贬低女性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女性，将两者纳入到自己的文化范畴之中。在文化文学领域，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父权制文化经常将女人视为等同于物质自然的低等群体，将女人比作“狐狸、奶牛、荒野”等，将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压迫相联系并相互强化。因此，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弘扬女性特质的女性文化，因为“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的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性别歧视，将女人和自然从男权统治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建立女性文化的核心在于强调女性与生俱来的同情、教养、关怀等的情感体验和母性思维。她们灵动的思维更善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共生共存，而不是人对自然的侵略和剥夺。玛丽・戴利在《妇科\生态学》中指出，在父权制之前的母系社会中，妇女与大地、群星密切交往，有血有肉而又充满活力。到了父权制，男人因惧怕没有生育能力，试图通过科学技术用人造的东西控制自然，男人的生态是技术的，局部的，而女人的生态是 “发现、发展我们自己的那种生命／爱的关系的复杂网络。它是关于妇女的生活、爱、创造我们自己的自我、我们的宇宙”。同样，不少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也将自然、大地视为母亲，赞扬大地孕育万物的母性情怀，唤起人们尊崇自然的情感，从道义上阻止人类对自然的恣意践踏。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中，将自然尤其是孕育万物的地球视为养育众生的母亲，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有一定的文化强制力与道德约束力。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则从政治、经济方面来分析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双重压迫的社会根源，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视为实现自然和妇女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强调生态危机与妇女地位的内在联系，重视社会经济模式对妇女与自然的影响。印度社会学家范达娜・西瓦可谓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她从第三世界妇女生存的境况出发，颇为激进地批评了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妇女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压迫，提倡一种女性原则的发展模式。
西瓦指出，在自然经济模式中，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和谐相处，互惠互利。而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模式下，男人和女人却在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男人进入社会从事商品生产，女人则被排除在外，从事采集、汲水、拾薪等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的家庭劳作。相对男人而言，女人比男人更多地关心空气、水、土壤、环境。为了生育和抚养健康的孩子，给家庭提供有营养的食品，女人需要肥沃的土壤、茂盛的植物、清洁的水源和新鲜的空气。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从反自然的角度贬低妇女与自然的亲密合作，认为吃自己种的食物，住自己用竹子盖的房子，穿自家纺纱做的衣服的人是贫穷的、低下的，而吃买来的商品化的食物，住水泥格子的房子，穿人造纤维的衣服的人才是高贵的、富有的。这样就把商品生产同自然环境剥离开来，将女人与男人的分工对立起来。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又需要以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工业生产对自然的无节制占有，不仅将自然界由“女神”贬为“资源”，同时也将“母亲”贬为“物质”。“相对于妇女，其维持生计的生产建立在自然能源之上，故自然母亲之死，也是妇女被边缘化、被贬低、被取代乃至最终被否定之始”。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是女性原则的毁灭。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提倡建立一种具有“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的女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殖民主义经济模式是建立在掠夺自然界和破坏本土文化，剥削和排斥妇女的基础上的，不仅造成了自然生态圈的不平衡，而且加剧了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直接危害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切身利益。要抵制这种不良发展，就要恢复“合作、相互照料和用爱来维护的”女性原则，向自然和妇女学习生态智慧，重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生命的社会主体力量。作为一个印度学者，西瓦的生态女性带有后殖民女性批评的色彩。西瓦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态度，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瓦伦，她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分析妇女和自然受双重统治的内在联系及其根源。瓦伦指出，对妇女和自然界的统治植根于父权制的概念框架中。“概念框架是一整套的基本的信仰、价值、态度和看法的总和，它们塑造和反映了一个人如何看待自身和世界。”概念框架的功能相当于一面由社会建立和构成的镜子，人们通过它来判断、观察现实中的种种事宜。概念框架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即价值等级观念、二元思维模式和统治逻辑。瓦伦认为，二元思维和价值等级都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而统治逻辑才是真正的性别压迫的认识论根源。统治逻辑使得尊卑观念演进为“强权观念”, 使人们对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的认识具有压迫性。瓦伦运用了一系列的推演论证了“统治逻辑”是如何将自然与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
A1.人类有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能力，而植物和岩石则没有这种能力；（价值二元对立）
A2.有这种能力的东西要比没有这种能力的东西在道德上优越；（价值等级思维）
A3.人类在价值上优越于植物和岩石；
A4.对于任何X和Y，如果X优于Y，则可以从道德上证明X支配Y是正当的；（统治逻辑）
A5.因此，可以从道德上证明人类对植物和岩石的统治是正当的。
显然，如果没有统治逻辑A4，关于事物差别和等级的描述在非压迫的语境下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父权制的统治逻辑用这种论证结构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认为用价值高的东西去统治和支配价值低的东西是合法的。而这种用来证明人类统治自然的统治逻辑也就进而被用于证明对性别进行统治的论证。
B1.女性被认同为“自然”和“身体”范围，男人被认同为“人”和“心智”范围；（价值二元对立）
B2.被认同为“自然”和“身体”范围的东西的价值要低于被认同为“人”和“心智”范围的东西的价值；（价值等级思维）
B3.因此，女性比男人要低一等；
B4.对于任何X和Y，如果X优于Y，则X支配Y被证明为正当；（统治逻辑）
B5.从而，男人支配女性被证明为正当。
同理，在相同的概念框架中，白人统治有色人种，第一世界统治第三世界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因此，瓦伦认为，要实现女性解放，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拒斥父权制统治逻辑的概念框架，这也为被压迫阶级反抗阶级压迫的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的。
以上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尽管选取的角度以及各自的理论派别不同，他们的核心观念是不变的，即“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在被男性剥削，在经济和政治上被置于边缘地位，且被客体化方面，妇女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父权制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文化、社会、哲学上将自然和女性牢牢控制，这个逻各斯是妇女运动和环保运动的重中之重。
生态女性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呈现出一种迅速发展的态势，究其原因则是现实社会中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与两性危机。这一理论思潮，无疑是文艺思潮的一朵奇葩，为人类挽救生态危机，结束性别压迫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不受学科领域与批评方法的限制，重视角度的独特性与合理性，不仅是对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两大思潮的传承，更是对两者的超越，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多元化、兼容并蓄的格局。生态女性主义为自然立言，为女性立言，反对一切逻各斯主义的压迫，并具有明显的实践品格。它将自然、女性、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等边缘群体的被压迫命运联系起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唤起被压迫群体的集体共鸣，许多不同国籍的妇女都作为生态活动的一员而出现。在瑞典，她们通过向国会议员出示由腐烂的草莓制成的果酱，阻止了在森林里使用除草剂；在印度，她们加入护树运动，反对木材市场；在肯尼亚的绿化带运动中，她们种植了数百万棵树以阻止沙漠化；在英国，她们在格林汉公地扎营，抗议核导弹部署等等。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扩展成一支庞大的队伍。
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我们期望人类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以人类为主题的生活中增添新的自然维度，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尊重女性的性别特色，使女性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群体，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和谐。人类将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与自然不再对立；男人也将不是人类的中心，男人与女人不再对抗，达到整体的和谐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