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花谢了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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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不是刘主编吗，你到这来干啥？是不是也想在这买房？”
我正在西安华清学府城一个喷水花园前，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科技产业园老总刘顺才介绍着园区的情况，一个头发花白，腰身有点佝偻的老头从花园的小亭里闪了出来。我定睛一看，忍不住喊到“老陈，怎么是你！你住这儿？”，说着，两双手握在一起。
“是呀！儿子在这买的。我这不是给人家看娃呢么！”老陈说着，指指抱着亭柱玩的调皮小子。
老陈是我原来在《陕钢报》当主编时下边一个通讯员，经常写稿，我们很熟，他的许多事我都知道。因此我开玩笑问“现在怎么样，这儿？”
“咋说呢。”老陈摸摸后脑。不好意思的笑笑。
“当初厂里搞破产，你还想不通。咱不说陕钢当初已经是病入膏肓，无法再起死回生。就是当时勉强维持下去，放到现在，不还是得迁到其它地方吗？”
“这倒说的也是。”老陈点点头。
刘顺才插话：“首钢、杭钢人家效益都蛮好的，可还是因为环保问题，迁的迁，停的停。陕钢放在现在，肯定还是得停。”
浮云过后蓝天现，吹尽狂沙始得金。世上有许多事，不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过滤，一时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我心里在想，陕钢当初要不破产，昔日那烟火交帜、吞云吐雾、电弧声响彻云霄，锻锤声震动大地的炼钢、铸造车间原址上，怎么会成为桃红柳绿、竹影摇曳、松梅争奇、花团锦簇、曲径通幽、喷泉吐银，异彩纷呈的中式、西式花园；而这一排排大气漂亮、设计独特的高层住宅楼，又如何会如春笋般的拔地而起，如一排排着装整齐的军人，在接受人们的检阅。厂区北端，那绿草如茵的草坪，宽阔的大道，竖天而立的教学楼，又怎么能夺取过往人们的眼球；而原轧钢车间，煤气站等破旧的厂房，经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师们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怎么能成为富有现代化教学风格、别致独特的教室；原钢丝车间改造装饰为老钢厂园区现如今才能够成为陕钢老职工经常回忆光顾的亮点。
陕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陕钢这块大地上的面貌变了，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如果用这八个字形容如今这里脱胎换骨般的变化，那应该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
“陕钢这块地变了，但陕钢人、特别是那些老职工，他们到死也不会忘记那与炉火相伴、与火龙同舞的悠悠岁月。”告别老陈，一边走，刘顺才一边感叹着，
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对于曾经也是陕钢一员的他，无论现在职务多高，事业多么辉煌，可他还是忘不了陕钢，那个钢花璀灿的地方，那些汗水浴火的生活。毕竟，陕钢留给他的记忆太深刻了。于他如此，作为一个老陕钢，我呢，此时也同样纠结。在感叹同时，不由回忆起十年前我来厂的那一番感受。
二
那大概是在2000年9月，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曾与我在陕钢相处十多年的一个朋友“走”了。知道这个消息，我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到陕钢家属院。
陕钢当时已经停产半年了。“送走”朋友，不知道我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职业习惯，切切地想看看停产后的钢厂究竟是个什么样？朋友想陪我，我没有同意。我想一个人走走，看看，想想。
人还没有到钢厂，我就深深地感到那份冷落、那份静寂、那份萧条。想当初，一踏进西安东郊地区那块土地，钢厂那雷鸣般震动大地的声音、天空上那成团成块飘荡着的霞云紫雾，激荡着这里工作者的心灵，鼓舞着钢铁壮汉为国献身的壮志。可现在呢，没有了那份场景，没有了那份氛围，你既听不到，也看不到，更感受不到。
厂区大门口，两个懒洋洋的门卫拦住我：“你是干啥的，厂里连个鬼都找不到，你去找谁？”
“不找谁，就想进去看看。”我亮明身份，两门卫互相看看，然后又把目光凝在我的身上，其中一个不耐烦的说“你要进去，我们不想拦你，可出了事别怪我们。”
我走了好远，还听见两个人在说：“记者，早干啥去了，现在来能干啥？”
那天，天下着毛毛细雨，沉沉的象盖了口黑锅。脚踩在坑坑洼洼、落叶满地的厂区大道上，仿佛加了铅，是那么的沉重。初冬的寒风呜呜的吼着，一阵阵袭来，我不由打起阵阵寒颤，感受着一阵又一阵的凄凉。道旁那高大的梧桐树上，发黄的落叶一片一片不时向我扑来，好象在争着向我倾诉那无尽的悲愤，难言的无奈。那一个个凌空孤立的烟囱，昂头仰望天穹，仿佛在向上天讨个公道。高大的炼钢车间，四座电炉仿佛四个坟墓，车间寂静得让人惊。曾经伴着火龙飞舞的轧钢机，如今象一个得了重病的壮汉，直挺挺的躺在那等死。
此时此刻，我漫步在厂区，听不到人声，见不到人影，看不见昔日那穿梭的车流，看不到炼钢炉那耀眼的烈焰，看不见轧钢机上那飞舞的火龙，看不见钢丝车间那旋转的丝条。这时，寒风中野草一起一伏在苦苦的挣扎，高高的草丛里野兔在跳跃奔走，叫不上名字的各类鸟在废车皮里，旧天车上钻出钻进，一台台车床、一条条设备，发锈破败，冷落、荒凉。我的眼睛在发直，我的心在颤抖，我的血在凝固，我的气越喘越粗。我在问着自己：这就是当年那个陕西省钢铁老大、冶金部钢铁娇子的陕钢吗？这就是当年为国庆穿越天安门上空飞机生产出钢材的陕钢吗？
我踉踉跄跄的走着，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走出钢厂大门的，也不知道出来时对门卫那两个人说了些什么。
三
回到家属区，一些老朋友、一些老工人把我围了起来。
“你不是记者么，钢厂弄成这样，你咋不搞个内参反映反映。”
“反映啥？”。我问。“啥！”跟前一位四十多岁的工人走到我的面前：“当初，厂里从国外引进那条高速拔丝机设备，花了几千万，设备上去上下工序不配套，盘条吨位小，没法干，高速变为低速，自动变为手动”。
“那算啥！”，轧钢车间精整工段那个人称老顽童的老工人抢过话头：“还有那花近亿元从国外引进的二手设备小型材生产线，拉回来后白放了近十年一分不挣，年年还得给银行拿利息。你说，这是干企业的么？”
“那算啥？钢材没手续可以用汽车向外拉；切头、钢棒放到拉渣车的废渣下拉出去；送废钢的，一车废钢可以过几次磅；耐火材料缺角少楞，人家o咱工人送几包烟，就同意接受；一千多块钱一袋的镁沙，有的工人为拿一个空袋领2元钱奖励，可以把镁沙倒在渣坑里。”
“不说咧！说了叫人更生气。陕钢发展到目前这种地步，怨谁呢，怨咱自己。”
我不知道这些工人说的这些事情是真还是假，我也没有办法去鉴别这些事情的真伪，我更没有办法回答工人们提出的问题，我甚至不知道该对大家说些什么。就在我为难之际，我的一个老乡老梁把我拉了一把：“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走吧，到我家去喝几口。”
我明白，我的老乡这是在为我解围。
陪我喝酒的还有另外一位老友。酒过三巡，我问：“钢厂停了，大家生活咋办？”
“咋办！我现在才知道啥叫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老梁又一杯酒下肚，不由感叹起来：“80年代初，在咱东郊地区，谁不知道陕钢。那时候，陕钢工人多牛气，工资高，奖金多。一家在厂里干的三四个人，钱花花的往家拿。东郊卖肉、卖菜、卖烟酒的都知道，陕钢人买东西不讲价钱，你说多少就多少。可现在，停产后厂里只发生活费，一家子在厂里的都倒了霉，日子过得艰难。这就像突然发生了一场灾难，有的人挣扎着硬挺过来，有的人，哎………
然后静静的沉默。又是一杯酒下肚，老梁感叹起来：“要我说，这些人没有出息。人到着急处，自有出奇处。人家厂里那么多人，停产后，有的到周边小轧钢去干，有的开餐厅，有的开门面房，有的给人家看门，有的上街卖报。只要你拉下脸，那儿还挣不下个饭钱”，非得一棵树上吊死吗？”
老梁这话并不是说大话。自从厂里生产不行后，他就开始寻找出路。先是利用关系倒腾水泥，通过倒水泥又开始包些小工程，后来又与一些朋友一起，搞大点的工程。现在日子滋润着呢。那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就是厂里好着呢，他也不想回厂里上班。现在，他一年挣的钱比在厂里5年挣的都多。
四
后来，我开始关注陕钢。在当时的冶金局，我和当时的副局长、陕钢厂厂长郭占聊起陕钢的情况时，郭占非常感慨的说：“陕钢当时经营困难，局里研究让我到陕钢当厂长。陕钢的情况我清楚，问题严重，积重难返，要起死回生，难度很大。但当时要动大手术，还可能有救。就在局里文件出来后，当时陕钢一些人到局里闹事，说陕钢出过省长、出过厅长，现在一个厂长还要从外边派，硬是顶住了。逼的局领导没办法，文件只好作废。后来陕钢实在不行了，领导非让我去不可，我去了，也努力了，可陕钢就象得了晚期癌症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救。”郭占说着，感伤的摇摇头。
为了寻找出路，厂里，冶金局，省上，各方面都在为陕钢寻找出路。当时福建省有个投资商，想以1.3亿价格收购，由其重新启动生产，还听说因为当时的宝钢董事长是从陕钢出去的，有关方面想叫宝钢兼并陕钢，可多少方案出来，都认为救活陕钢的希望不大。没有办法，2003年5月的一天，在西安雁塔脚下的曲江宾馆，停产几年的陕钢最终被历史判决宣布破产，以2.3亿元的价格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整体收购。当时这一全国最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破产案，曾经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徐德龙当时在和我谈起收购陕钢的事情时，我告诉他，“陕钢的人不关心是谁收购，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能不能得到保证，年轻的工人能不能得到安置。西安建大在这方面一定得拿些得力措施来。”徐德龙说：“陕钢和西安建大，都姓冶，原来都是冶金部的下属单位。陕钢有建大的许多校友，钢厂的许多子弟在建大。所以建大没有理由不按照国家政策把陕钢的职工安排好。”据说后来按照国家破产法，对陕钢够年龄的工人给以退休或者缓退，有能力创业的建大给以支持鼓励其自主创业；对于大部分年轻的员工，由建大安排新的工作岗位。钢厂吗，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按照学校的学科需要进行布局改造。
岁月匆匆，光阴荏苒。钢厂凤凰涅般的巨变，既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区规模、有关产业发展实现宏伟目标，也给钢厂的人脸上撒上了一抹金色的阳光，一桩双方获利的好买卖。
（作者单位：《中国冶金报》西北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