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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家庭的厨房审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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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搪瓷饭盆和蓝边大碗,到景德镇餐具,到宜家和日式粗瓷,一日三餐离不开的早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锅碗瓢盆。美食美器在不知不觉中加速了厨房里的审美革命,更令人寻找遗失良久的生活趣味。

美食美器的生活态度

1950年代,巴黎第一个百货商店彭马奇(BON MARCHE)开业后装饰了一个以盛水锅与平底锅为主的橱窗陈列。当人们还站在橱窗前赞叹着被贝壳、珊瑚和棕榈树包围的锅子,社会学家已经指出,这一定是在诸如广告、市场营销、商品艺术、建筑及新闻等领域中的相关人员帮助下,设计和创造的一个梦幻世界,旨在将审美天性以及“有风格的生活”的重要性,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也许正是从那时起,巴黎的商人开始重视橱窗,文化媒介中人开始教育市民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任何东西都可以审美的态度来欣赏,包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物。

中国人对饮食器具的审美追求更悠久些。李白说“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这跟“白马饰金羁”是同一种审美趣味。大观园里的宝二爷吃荔枝要放在缠丝玛瑙白玉盘里,取经路上的唐三藏见到金池长老味胜桂花香的好物件,“斟了三杯香茶,真个是色欺榴蕊艳,提一把白铜壶儿,有三个法蓝镶金的茶盅。又一童,拿出一个羊脂玉的盘儿”,“御弟”在审美上何尝不是富贵骄人(《祸起观音院》)?

时至今日,“看人下菜碟”这事儿已不能用来区分阶级和层次,但拿什么来吃喝仍然是一把标尺,用来区分食者品位。

千禧年,媒体人路农出差上海,第一次站在宜家商城的餐具货架前,除了看到又厚又重、色彩夸张的盘子和碗,也看到了悬挂在头顶的一行相对来说并不张扬的小字:所售餐具不含铅、镉。

作为没有太多讲究的现代中国人,路农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细枝末节的价值优势,宜家餐具所费不赀。而那一年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工业的中心景德镇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97元。当时路农总结道认为,景德镇的式微正是从其日用瓷市场份额的萎缩开始的。所以,“不计成本地追求极致,技术垄断带来的财富垄断”都成了瓷都发展的壁垒。

15年后,宜家在中国一共开出十家分店,注重生活品质的路农先是成为宜家拥趸,后来又转战无印良品,简约设计起先与21世纪初的装修风格不很相符,路农干脆直接改善了整个家居环境。

“食器游走于想象力与实用性之间,充满万千可能,既融入生活却又幻化成美丽的画境。让吃饭这件事脱离了寻常碗筷的烟火气,变得赏心悦目。”有段时间,路农着魔一样的寻觅各种家庭餐具,彩陶粗狂、瓷器清雅、漆器秀逸、玻璃亮丽。泉乐坊二楼的家居店能淘到土耳其摆瓶和英式下午茶器具,洛可可纹路搭配大吉岭红茶能成就一个紧致的下午;到景德镇寻访好瓷,偶得一套姜雪子的“百合”:一层层,淡的色彩,几笔描绘,一根经过处理的弯曲木枝便是把手,像是生活的不经意之处。设计者采用带有散点的无光白釉,食器因此质朴简洁。

在路农看来,美食配美器并非墨守成规的固执,它更多的是厨房里的审美革命和生活态度的改变。

饮食器具三千年

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专列“器具须知”,书云:宣、成、嘉、万窑器太贵,颇愁损伤,不如竟用御窑,已觉雅丽。惟是宜碗者碗,宜盘者盘,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参错其间,方觉生色。若板板于十碗八盘之说,便嫌笨俗。大抵物贵者器宜大,物贱者器宜小。煎炒宜盘,汤羹宜碗,煎炒宜铁锅,煨煮宜砂罐。

才子袁枚说:“古云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

这个“古云”古到什么时候说不好,但上古时期黄帝造甑(陶制蒸锅)就已开创了中国食器先河。据《韩非子・十过》载:“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商周时期,鼎(古炊具)、豆(古肉食具)、俎(古盛放整羊食具)等食器出现,后演变为祭祀专用礼器,所以中国自古便有“礼始于食”之说。同时卢(古饭食具)、盂(古汤食具)、箸(古进食具)、爵(古饮酒具)等相继问世,食器文化在商周时期已初露端倪。

有意思的是,此时贵族在鼎上铸造“有首无身”(《吕氏春秋・先识》)的饕餮,其本意在于告诫进食者饮食要节制,不要放纵,勿蹈饕餮之覆辙。

随着工艺的发展,金银器、瓷器、玉器等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食器文化,到清代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人们以食器数量的多少、材质的不同、工艺的美丑来彰显地位,规守礼仪。古代天子之豆(肉食器)有36份,o(鼎的一种)以黄金镶饰花纹,诸侯之豆只有12份,o以白金镶饰花纹,种种等级各有不同。这些食器大体分官用、民用两种,前者整套餐具被称为“整堂”,后者称“散用”。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餐具,那是过去专为名门的上层人物特意烧制的,如为政界要人、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烧制的“黎大德堂制”,画家张大千为其母八十大寿烧制的“大风堂制”。

食器裹挟着情感表达,承载的是一段有去无返的时光

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餐桌被批量生产的食材和食器包围,倒是几位邻居将美食美器的传统传承下来。

二十世纪初叶,日本民艺美学理论家柳宗悦大力宣导“民艺运动”。他认为要让生活充满美感就不能光是教育大家看画听音乐,还得在日用品的层面下功夫。 即使一个人再有美学修养,但是平常使用的却都是粗陋的大规模工业制品的话,他就还不算真正懂得美。

只有把每日的起居作息彻底包围在美好的用具之中,一个人的生命才能被美感浸润。 所以吃饭用的筷子、碗盘、茶杯和酒壶都不可以随便苟且,既然饮食是生命之本,那么餐具当然也就是生活美的重要根源了。

按照这位日本现代工艺学之父的意见,因为最“艺术”最名贵的陶瓷根本就失去了物用的日常美感,而最珍稀最罕见的古董则早已结束了它作为用具的生命,只适合供在玻璃柜子里让人欣赏。有些顶级日本料亭会标榜一个酒壶的年岁,一个陶盘的身世,在柳宗悦看来,这就叫做走火入魔:对着这些东西,只会叫食客心惊胆跳,又哪还有体会自然美感的悠然心情呢?除非店家和客人都有平常心,不把它当回事,更不以物役人,打烂了就打烂了,这才配得上使用名作名器。

实际上,越是爱不释手的美器,越要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茶客用嘴唇来感受茶器带来的温暖与亲切,筷子在手上掂量过才知道能不能夹起滑溜溜的生鱼片,美食美器才能渗透到与自己切肤相关的生活和情感中去。

而那些喝酒吃食的时光,会因为器皿的与众不同而更让人难忘。某种程度上说,食器裹挟着情感的回忆,以及一段去而难返的时光。就像英国食物历史学家比・威尔逊说的:“在我离经叛道而又满心忧愁的青少年时期,只要是不需要用刀切的食物,我都爱用茶匙来吃。我记得茶匙带给我的那种安全感,我用它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东西,就像个婴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