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歌的诗美传达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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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徐志摩像其他现代诗人一样，对传统有极强的反叛性心理，而将目光移向西方，但这并不表明他完全脱离了古代诗歌传统。他在选择西方的诗歌时，古老的民族传统无不在暗中制导着他的选择。当他以外来文化与诗学观念作为参照系探索中国新诗发展方向时，又常常能够站在新的高度，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化、传统诗歌作出新的阐释、评价、选择。徐志摩对传统诗歌的继承和创新对当代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9-001-03
作者：杨林昕，河西学院中文系教授；甘肃，张掖，734000
徐志摩诗歌的艺术追求是与性灵美，意境美，音律美，中和自然之美，含蓄蕴藉之美分不开的。他将若干传统审美趣味巧妙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整体的美感出现在诗中。他的诗中，性灵美常常是通过富有个性特点的意象来体现的，而意象又是借助于音律的美去完成的，音律又总是附丽于性灵美和意境美的，中和与自然又是相互交融的，对赋比兴手法的继承传达出了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各种诗歌美学思想的有机契合，凸现了徐志摩诗歌的审美特质，体现了他诗歌创作独特的艺术追求。
徐志摩这种独特的艺术追求与他所受的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及独具个性的艺术气质是分不开的。东西方文学的情绪和格调造就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
首先，徐志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徐志摩的家乡海宁，不仅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而且也是人才辈出的文化之邦。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辞通》作者朱起凤、数学家李善兰、军事家蒋百里、书法家张宗祥等等均出自他的家乡。他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勤奋好学，5岁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即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功底，也受到了中国儒家济世思想的熏陶，同时中国道家顺应自然、不辨彼此、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对徐志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渗透到他的血液之中，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庄周梦蝶的故事人人皆知，这是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也是无为无不为的必然结果，徐志摩的诗中常有人格“物化”、于漫不经心之中消失了具体人与物的界限，这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拟人修辞，而是真正的“忘形”与“忘情”的“两忘’，状态。“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假如我是一朵雪花》)想象在世俗中羽化飞升而去，遁入混沌的空灵境界。雪一般自由、晶莹、飘飞，轻盈洒脱、无所依托、不曾附着，恰如《逍遥游》之妙境，“羽化为雪”与“庄周梦蝶”都达到了“坐忘”的地步。抛苦乐喜忧于身外，融自身于“大道”。如一瓣风中的落花，遇水则流、遇风则舞，缘起缘落绝无自怨自怜，所有的情绪都如一江春水，来则来、去则去、来去一任天机。
少年时期的徐志摩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学观还未脱离“文以载道”“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影响，使他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他急切盼望祖国强大，立志学成报效国家，具有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对他影响极大。良好的家境与顺利的生活使志摩乐观向上、自由任性、充满浪漫情怀；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个性发展，这些思想渐渐构成了志摩思想的基本内核，继而为日后接受欧美思想奠定了基因。郁达夫曾回忆到“而尤其使我惊奇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手里的总是一卷油光纸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这些“石印细字的小本子”传播的无疑是五四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最新的时代信息和脉搏。生性洒脱的他少年时代就具备了积极的理想追求和个性解放的情愫，为他追求性灵美铺垫了思想底蕴。同时，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他积极致力于个性文学，在个性文学的园地里积极寻找着表现真实的人、人生和人性的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引进西方进步思想，执著追求西方人道的文学，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生出新的“枝叶”，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驱使，使徐志摩努力追求，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诗歌艺术特色。
其次，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徐志摩是中国20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思想主要是英国留学生活的影响和当时国内现实生活的体验的结果。1920年，徐志摩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康桥(即剑桥)大学深造。他热爱康桥，因为康桥给他启迪和灵感。两年的英国生活，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这期间，他受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并开始从事新诗创作。徐满怀爱国壮志海渡西学，弃美利坚金元帝国的物质文明而辗转英伦，受康桥文化的洗礼，使他对性灵的发现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康河岸边的生活，诱发他去寻找美的所在：即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物我统一的灵肉一致。理想的人生境界促成了他清逸性灵的文化心态和追求真善美的强烈的人生欲望。而这种强烈的人生欲望恰恰是封闭状态下的封建时代所无法满足的。所以他的“单纯信仰：自由、爱、美”，为他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提供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信仰。这种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社会囚禁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囚笼中的人性戕害形成鲜明的对比，为冲破这种束缚，获得个性自由，在诗歌创作上展现出对性灵追求的真切流露。康桥园中思想文化的熏陶，对美的感悟与体会，诱发诗人对性灵美的渴望与追求。
徐志摩灵气鲜活的自然天性在剑桥特定的文化氛围浸染下，淳化为崇尚自由，追求美感、渴求艺术的浪漫气质；在其升华过程中，浪漫主义的华彩诗篇和魅人情调唤起了徐志摩无羁无限的情感。他的诗作一往情深地倾注了对爱、自由与美的理想追求和赞美，自觉努力于西洋诗歌体制的输入和试验，引进了格律体、无韵自由诗、沉思体抒情诗和十四行诗等韵律形式。因此，就艺术渊源来说，徐志摩从英国19世纪浪漫派汲取了最多的创作灵感和艺术营养。爱、自由与美三位一体的人生追求是徐志摩浪漫气质的内核，康桥文化孕育的结果也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感情上追求纯洁自然，生活中渴求真正倾心的情义，创作上力求美的实现，这三位一体的模式在当时社会不失为积极的生命意识，只是万难得以实现。
同时，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拜伦、济慈、华兹华斯及哈代等人极大地激发了他身上潜藏着的艺术灵性，浪漫主义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徐志摩，由此他的思想走向了开放、进步，诗歌创作打破了中国传统格律的束缚，有了飘逸的情思、音乐的美感，形成自由灵活，不拘一格的诗歌形式。他的性格像拜伦，气质像哈代，他的“理想社会”明显留下了雪莱“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他的哲学思想深受卢梭“返回自然”的影响。众多文 化名人的影响致使徐志摩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学的情绪和格调，形成了他诗歌创作中追求性灵美、意境美、音律美等诗美趣味的独特的艺术追求。
再次，诗人独具个性的艺术气质是促成他独特艺术追求的源泉，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腊主义的影响，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追求生命中最丰富的经验，而不是哲学家寻求理智，他是一个艺术家，寻求情感的满足……他所爱的是人生的美丽。徐曾在《迎上前去》一文中曾说：他要的是筋骨里进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纯真的思想。他追求气韵和灵异。他主张要多多接近自然，因为自然是健全的、纯正的，自然当中有无穷尽的性灵的滋养与启发。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尽了性灵所得到的美的陶冶。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在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小水坝，水流得很急，就是在那里，在星光下听水声，听邻近小村的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顿时生出了最神秘的一种康桥式的体验：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和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诗人崇尚自然，要从自然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寻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有了这种自觉而强烈的个性追求，性灵美也就在这种自觉个性中体现出来。热情为人类事业之原动力，世上从没有一桩大业的成功，不需热情。文艺的创作，若缺乏热情，便如炼铁成钢时缺乏火力。要我哭，你先得自己哭，以“白热”比诗人之感情，再恰当不过。总之，凡是诗人，无不是热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热情化身之化身。热情最具体的表现，在他的诗中是关于两性的情爱。
正因为他自己所寻求的都是阳光、暖和、甜蜜、美丽，一切人生的美。他永远设法避开人生的丑陋，正如小儿避开状貌狰狞的偶像一般。他不单是怕看丑陋或蠢笨，他是不看，不加理会……他永远希望他所寻到的是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一切人生的宝贝，而不愿有与它们相反的出现；他更希望他所寻到的，永远保持着它们的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而不愿他们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绽；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灭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和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烁着欢喜的灵光。”有人因为他文笔优美，称他为唯美派，其实，他是理想派。唯美派的文人对于俗众以为不足与语，把自己深深藏闭在“象牙之塔”里，或高坐艺术宫殿上，除游心于古代希腊或异国文艺之外，与现实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们看定了人生固然丑陋，但其中也有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况且他们又认为人类“心灵力”可以创造一切。宇宙是个舞台，人类是这舞台上的表演者，我们固然可以排演出许多毫无精彩恹恹欲绝的戏剧，我们也可以表现出许多声容荼火，可歌可泣的戏剧，只看我们肯不肯卖力罢了。
所以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为了慰安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花妙笔，写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流水的光华；写那朝雾里轻含闪亮珍珠的小花草；写那像古圣人祈祷凝成似的五老峰；写爱、写光明、写真美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妇人，垃圾桶边捡煤屑的穷人，深夜拉车过僻巷的老车夫，跟着钢丝轮讨钱的乞儿，沪杭车中的老妇，蠢笨污秽的兵士，都予以无限的同情。他说：“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徐志摩《古怪的世界》)，在这些里面也可寻着人生美的。他写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比如：“他的前面有无穷的无穷；他在有限中见着永恒；他的精神似一粒无形的埃尘，追随造化车轮不停地前进；他的灵海中常常啸响着伟大的波涛，应和更伟大的脉搏，更伟大的灵潮。”沈从文说，在徐诗《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中，作者的文字简直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了。不如说作者的思想，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之为恰当。
但在这龌龊的、缺陷的、平庸的、罪恶的世界里，诗人的幻梦常常被打破，况且军阀时代的中国更是一个天昏地黑，罪恶横行的场所；一个刀山剑树，鬼哭神嚎的地狱，理想主义者想在这里生活是更难上加难了。所以乐观的诗人也常常喊着：“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惨酷，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又是一片暗淡，不见了鲜虹彩。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消息》)又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自剖》)。又说：“我们靠着维持我们生命的不仅是面包，不仅是饭，我们靠着活命的用一个诗人的话，是情爱、敬仰心、希望，就是说世界的人类是能承受我们的爱，值得我们的敬仰，容许我们希望的。现代是什么光景?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的到底是怎样人性的表现，除了丑恶、下流、黑暗。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心而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了去，我们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断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表现”(《秋》)。在《毒药》那首散文诗中，也有同样沉痛的话。
但是徐志摩还没有完全灰心，对于人类热烈的爱，使他又说出这样的话：但我却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希望。所以在写完《毒药》之后，他又有《白旗》，想这罪恶的人类――尤其是罪恶的中国人――用眼泪，嚎恸，激起悠久酣彻的忏悔，接着就希望那伟大的婴儿出世了。
以徐志摩个人行为而论，他的离婚及第二次结婚，也无非为了贯彻“人生美”追求的目的。虽弄得家庭关系断绝，亲友责难纷至，而他始终不悔。他之殉身这个追求，竟似飞蛾投火的勇敢。他的一生是美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他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一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他的一生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
我们的诗人永远像春光、火焰、爱情。永远是热，是一团燃烧似的热。他燃烧自己的诗歌发出金色的神异光，燃烧中国人的心，从冰冷转到温暖，如一阵和风，一片阳光，熔解南极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怜的是最后燃烧了他自己的形体，竟如他所说的像一只夜蝶飞出天外，在星的烈焰里变了灰。
浓郁的浪漫气质使诗人创作了浪漫的美的意境。诗人大胆发挥想象，将“意”发挥为想象力的一种“意”，将多样化、动态的意象引入诗中，将诗的情思和客观现实之物有机组合，使感情被物象渗透，由物象直射出感情来，这种奇特的创作意识和构想就成为他不懈追求艺术的内驱力。
他充满了同情心，没有丝毫的憎嫉的神气，没有疑心，从不妒忌，始终洋溢着无穷的同情，是一个真正的富有可爱人格的诗人，他的早逝结束了一个美丽的可爱的灵魂，卑污世界中消失了一个高贵的人格，他弥补了那个时代美好生命的真空，我们的时代悼失了一个心胸最广而最有希望的诗人。徐志摩是新诗的奠基石，他在新诗界像李后主在词界一样占着重要的地位，一样的不朽!
总之，受多种文化的熏染，多种因素的影响，多类文化名人的指导，多种情思的铸造，徐志摩形成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独特的艺术追求。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幽雅、清丽的色调，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流星溢彩”的一页，深深影响着后来诗人的创作风格，创造了中国现代诗歌诗美的“美源”。“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