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两万颗海星生活在自己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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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之前，他是华尔街投行的金领精英，人生终极梦想是在瑞士有一间林中小屋。27岁之后，他成为两万多名中国艾滋孤儿的爸爸……
从华尔街到艾滋村
杜聪出生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全家移民去了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1991年在哈佛东亚研究院拿到硕士学位后，杜聪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银行派驻香港，位居联席董事。两年半后，他担任法国巴黎银行总部的副总裁，他的画像就悬挂在银行大堂里――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因为银行的融资项目常涉及到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大型工程，杜聪常去中国内地偏远的地方考察。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对艾滋病了解不多。杜聪遇到过一对感染艾滋病前来北京求医的父子，并从他们那里得知，在他们村子里，还有很多感染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因为卖血而被感染。
1992年，杜聪去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人称“艾滋病村”。第一次到农村做家访时，敲一户人家的门，很久都没有人出来。这时，隔壁的邻居说：“回来了，回来了。”杜聪远远地看到一个很瘦的小男孩，推着一辆木头车，车上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村民告诉杜聪，车上的人是孩子的爸爸，感染了艾滋病，妻子跑了，每天就由这个不到8岁的孩子照顾他。男孩吃力地推着木车，杜聪问他：“推着爸爸去了哪里？”男孩说：“今天天气好，带他出来透透气。”杜聪的眼泪夺眶而出。
那天，杜聪跑了十个村庄。在那里，每十个成人中约有四至六人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破陋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生命，一样的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一样的缺乏药物，一样的死亡。还有面临绝望、束手无策时的自杀――正值盛夏，杜聪却为眼前所见，一次又一次的不寒而栗。
令杜聪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小男孩，功课很好，人很文静。父亲感染了艾滋病，母亲改嫁了。他站在村口，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默不作声。那一刻，杜聪突然有一种恍惚，在和这个男孩差不多大的年纪，母亲因为别的原因也是这样带着妹妹离开了家，父母从此分开。
在杜聪探访的近百户被艾滋病摧毁的家庭里，没有母亲的孩子往往比没有父亲的状况更糟。然而在这些孩子身上，没有抱怨，只有默默的承受。他们低着头，用细细的腿脚站立于这个世界，面对这份与生俱来的灾难。
那天下午四点，杜聪和陪他进村的当地人已无法继续探访，五个男人对着村旁的一块玉米地，哭了很久。
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失眠了。他倚在窗旁，凝望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这伤病的村落，艾滋孤儿空洞的眼神，把他的心团团围住。他以一个金融家的理性告诉自己：我人生的那个拐点出现了。
回到巴黎，杜聪辞职了。他成立了智行基金会，把自己的命运跟艾滋孤儿的命运放在了一处。
两万颗海星的幸福
2002年，智行基金资助了127名艾滋孤儿，让他们可以接受教育。可心思纤细的杜聪去一次农村，“头发就会白上几根”。在那样的苦难面前，他的付出时常令他觉得杯水车薪。
当杜聪刚刚走进一户人家，孩子的母亲便哭着过来，苦苦哀求“救救我的儿子吧”。孩子的爸爸早已因艾滋病去世了，地上，有个也患艾滋病的8岁男孩，只剩下一副骨架。他用大得吓人的眼睛盯着杜聪，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杜聪别过头，指着一旁的女孩，对孩子的母亲说：“也许，我没有能力为你的儿子做什么，但我要确保你的女儿能有读书的机会。”
杜聪救助的一个艾滋孤儿，全家人为了治病以制造鞭炮赚钱，却都死于鞭炮爆炸。可为了赚钱，这个14岁的男孩居然也开始以制造鞭炮为生。杜聪前脚将其送进学校，孩子后脚便逃学回家继续从事这危险的行业。病床上的母亲，瘦得肋骨凸出，眼窝深陷。去世前两三天，她双眼亮亮地盯着杜聪，求他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可孩子却因偷盗而锒铛入狱。在狱中，孩子给杜聪写信，字迹歪歪扭扭：“本来我刚入狱时想跟您联系，但是我没脸，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彻底地变了。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我不愿母亲离开我，我想把她留住。”
当杜聪越来越了解这些孩子背负的压力时，他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一度，他甚至陷入一种自我怀疑的崩溃之中。白天，他以慈父的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可夜里，他常常失声痛哭，为那些苦难深重的孩子。
一位朋友对杜聪说，智行基金资助的孩子都是“小海星”――海滩上搁浅了数不清的海星，尽管无法一一抛回大海，但每救一个，对被救的那只海星来说，都是有意义的。这才让杜聪渐渐从自我怀疑中走出。
除了关心孩子们的成绩，杜聪更关注他们心灵的成长。他发起了艺术疗伤项目，通过画画、歌舞等方式帮助孩子消化悲伤。有孩子画了阳光下五颜六色的坟头，墓碑上写着爸爸、爷爷、大伯；有孩子画了《我的小伙伴》，是七头猪和两只小猫，“平时没有人和我玩，我就和它们说话”。
令杜聪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学前班的小女孩画的连环画。画上，她对躺在病床上的妈妈说：“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那就有钱买药来治你的病了。”紧接着的另一幅画中，她说：“妈妈，不要紧的，等我长大以后我会回来找你的。”这让杜聪潸然泪下。
艾滋病带走了他们的亲人，但没有带走他们对世界的好奇。支教的工作人员说，上课时讲到动物，孩子们眼睛瞪得大大的，问北京来的老师，“动物园里有骆驼吗？”老师说“有”，孩子们“哇”一声惊呼。然后又问，“有长颈鹿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又惊喜地“哇”。一连问到了十几种动物。
从2005年开始，智行基金每年组织夏令营。在杜聪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这些农村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来到北京、上海和香港，参观企业、学校、博物馆。第一次出远门，喝咖啡，吃意大利面，第一次在五星级大酒店喝下午茶。“给这些孩子看富人的生活不一定是坏事。”杜聪说，“让他们知道有人是这样生活的，然后告诉他们，要过这样的好日子，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给孩子们树立奋斗的目标。”
在现实中，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依然存在。参加夏令营的孩子曾遭到工作人员的白眼，一家餐厅的老板直接拒绝他们用餐。
杜聪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能够理解这些孩子的感受。二十多年前移民到美国时，读中学的杜聪也曾被排斥，早年间父母离异让他觉得孤立无援。正因如此，杜聪想做的，不仅仅是呼吁社会消除歧视，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学会不被别人的歧视伤害，他希望他的小海星们可以像天上的星辰一般自信淡定。
截止到2016年7月，杜聪的智行基金会一共资助了两万多名孩子，仅2016年，就有四百多人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不少考过了一本线。有从交通大学毕业的、北京大学毕业的，还有的去了美国念书。大多数孩子毕业后，都自愿回到基金会，以过来人的身份继续为艾滋家庭服务。有很多孩子很优秀，但不适应上学读书，基金会就资助他们去技校学习手艺，培养了很多面包师。
杜聪是这两万多名孩子的“爸爸”，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在跟孩子们在微博、QQ、微信上互动，给他们推荐工作机会，分享恋爱经验。杜聪自己没有孩子，可这两万多名孩子让他完全地体验到了一个父亲的痛与快乐。这爱，太深刻。
这些年，杜聪已经记不得自己多少次作为家长出席孩子们的婚礼。每一次，都是一场泪的洗礼。孩子们紧紧拉着他的手，深深向他鞠躬，带着他们的爱人一起喊他“爸爸”。每当这一刻，杜聪都无法控制眼泪。他一次又一次地祝福孩子们，又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心疼他们：要是他们的亲生父母还在，那该多好。
曾经，这位投行副总裁的梦想是，退休后在瑞士林间买一栋小木屋，安静地享受生活。而今，他希望自己的公益理念广泛传播，让公益通过一个环保袋、一个面包，进入人们的生活。而后者的吸引力早已覆盖了他的山居之梦。
杜聪在微博上转发香港导演许鞍华的一句话，向所有人发问：“你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特别看不顺眼的，你去尽力把它改变，那也就接近黄金时代了。你活在你的黄金时代吗？”杜聪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黄金时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