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就做一个文坛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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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虹影是我采访过的作家中，最难以捉摸和古灵精怪的一个。

她虽旅居海外，却又不似别的海外女作家，安定闲适地生活、写作，她好像特别能折腾；她的文和她的人一样，奇诡善变；她每有新作出版，总会引出一些争议；评论家们对她下一部作品的预测，往往要落空……

从见到虹影的那一刻起，心里一直在迷惑：究竟哪一个虹影更真实？眼前的她，瘦瘦小小、衣着低调，说话时眼睛清亮；传媒中的她，官司缠身、言论大胆，被称之为“另类”和“最受争议的作家”；一些评论者眼中的她，是“性感女作家”“脂粉阵里的英雄”“文字魔女”……

也许是因为从骨子里往外疯长的重庆女性特有的豪情与叛逆、率直与敢言，也许是因为童年的灰暗冷落饥饿、少年的孤身求学云游和长大后的踏出国门定居伦敦，注定了虹影性格的多侧面，注定了她从写作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文坛独行者。

刚刚过去的2006年12月，虹影推出她“上海系列”的第三部长篇《上海魔术师》。她随出版社分别在北京、上海书店签售、和媒体见面。整个12月，虹影制造的“上海神话”和“奇幻魔术”，在文坛掀起一股小小浪花。

颇具“虹影风格”的是，小说还没来得及上市，她已经在自己的序文里“火气冲冲地挑战所有的读者、评论家和译者”（上海评论家陈思和语），她挑战的武器是：语言实验，即为了再现上世纪40年代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各种语言、文化交融的特点，她在小说里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大世界杂语，把江湖黑话、市井语、洋泾浜语等等，和加入外来语结构的现代白话（如《圣经》语）等杂糅其中，造成了主人公各说各话的效果。

她自称：“我的实验，正是想把现代汉语拉碎了来看。这个语言实验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正穿行在这种‘杂语’中。”“我试图做一件中国现代作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做的事：杂语化小说。”

她甚至还借新长篇的出版，在序中为前年媒体轰传她中篇《绿袖子》“涉嫌抄袭”杜拉斯《广岛之恋》一事做回应与辩解――

“追问到底，竟没一人如此说过。可只要一个网站开个头，说某人说过一次，其他媒体全会跟上。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思前想后，我索性就给嗜好这一套幼儿园式批评的人翻开底牌：这部小说灵感的源头在何处……”

较之别人的圆滑和世故，我行我素的虹影，依旧泼辣大胆、敢说敢言。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本就倔强、孤僻，又自恃聪明，与周围人更难融合。”

二

算上此前的两部长篇《上海王》和《上海之死》，虹影重写“旧上海”的三部曲，以“奇诡莫测”（作家苏童语）的《上海魔术师》，画上一个她个人认为圆满的句号。这也意味着，虹影以她“善变”的风格，完成了她对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一次次想象和重塑。

三部小说，从帮派斗争到中日战争，从不同力量的较量到个人想要掌控世界的野心，从光彩传奇的上流人物到“大世界”的底层――那些玩杂耍、卖艺人的小人物的同场谋生、各怀心事，凡此种种，虹影好比一个长袖善舞的魔术师，一次次变幻出旧上海的传奇与日常，乱世与悲喜，生命的华灯和炮火。

虹影自称“有上海情结”，对上海的喜爱不亚于本地人。“因为自己不是一个上海人，所以要写上海，想贴近这个土地，大量时间花在用心去了解上”――比如她读过很多关于旧上海的小说和资料，看过很多关于上海戏院、帮会、租界的书。

写《上海魔术师》之前，她就做了很多调查，阅读了很多资料，包括像上海“大世界“每一任老板的更换、贫民区的建筑、日本侵占上海前后的书籍以及西方人写上海的书。每到上海，她会经常去逛一些老地方。每一个老地方，都会令她联想起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故事……“在这方面，我做桌下的工作比在桌上的工作要多得多。”

虹影写旧上海，用文学评论家朱大可的话说：“令我们不安”――“因为超越了我们意识所能企及的范围”――这也恰恰“验证”了虹影的“旧上海”，其实说到底，是她眼中的一个人的上海――谁也说不准旧日的上海应该是什么样子。历史不会重演，历史未必就是你我看到的那一部分。

有意思的是，我在虹影博客里读到一篇他人写虹影的书评。里头说到虹影笔下的旧上海――“都说上海男人怕老婆，上海女人厉害。不过印象中的上海女人精细纤巧，既不像重庆女人的泼辣和大胆，也不同于西方女子的放荡和野心。上海不仅仅是西方人眼中冒险家的乐园，而更多的是浸染两千年文化精华与糟粕、文明和罪恶的大都市，虹影的关注点依然摆脱不掉西方人的视野，凶杀、枪战、、复仇、争宠，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上海。”

这篇署名“花笑影”的文章，虽行文尖刻了点，但所点穴位未必没道理。这里不妨拿来，供读者一笑。其实读虹影小说，一个最深感受，即是她的土洋杂糅，神秘莫测。喜欢的人，觉得她的语言有魔力，诡谲而想象丰富；不喜欢的人，各自有不喜欢的理由。

三

曾经和虹影做过一个对话，当时她还处在官司缠身、争议四起的阶段。我们一问一答聊了很多，在上海徐家汇一家书店旁的星巴克。外面阳光灿烂，我们对着阳光，谈官司谈争议谈误解，虹影的可爱是：即便饱受争议，照样不跟潮流不归派。以前如此，现在如此――

我不必靠官司来炒作自己

问：国内很多读者认识你，是从自传体长篇《饥饿的女儿》开始的，此后你又写了长篇《K》等。几部小说给你带来声誉的同时，也使你惹上官司。或被视作“一女二嫁”，重复出版；或被女作家凌淑华的女儿陈小滢指责为“诽谤”，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连着被推上法庭，当时的感受如何？

答：在国内，没有一个女作家像我这样被连着推上法庭的。官司打得最厉害时，我在写《阿难》，每天起床后写一个小时，那时真是绝望，想自杀……但我还是挺住了。说《饥饿的女儿》是“一女二嫁”，我非常遗憾。我先生赵毅衡是上海人，我养父、姑姑也在上海，我可以说是半个上海人。所以当时出版社要和我打官司时，我一下子哭了，觉得特别委屈……

问：可是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其中的是非曲折，他们有理由问：难道虹影没有想借官司来炒作自己？

答：被别人说来说去，这对一个作家来讲肯定不是好事情。可我好像不必靠官司来炒作自己。我有自己的经纪人，我的多部长篇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

在国外，仅依靠写作是很难生存的，而我可以。有人说我的成功和我先生有关，因为我先生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他是个学者，我当然受他影响，不断地拓展我的知识面。但我的成功是因为我的写作。作家首先靠的是书写得好，其次是宣传好。每有新书问世，我都跟着出版社飞来飞去，我称自己是“空中飞人”。

性是很美好的，为什么要讨厌？

问：有评论者说你是“小说专家”。为什么你的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都离不开“性”？

答：性在我作品中是内容之一，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办法离开它。再说性是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要讨厌它？我以为性的欲望是可以粉碎世界的，如果强烈的欲望最终不求解脱，一定会产生灾难。在《K》里，“性”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我以为“情人”的身份最能表达女性的本性。女人一旦为爱而受苦，而牺牲，内心的世界也就变得特别丰富。在小说里，我尽量把女望写成抒情的、道家的，但其重点仍是如何从欲望中解脱出来的问题。

问：很多比你更年轻的女作家也写性，她们可能更大胆，有人提出“用身体写作”“用下半身写作”，你觉得和她们有什么不同？对“新新代”女作家们的写作你怎么看？

答：像七八十年代这些年轻作家，她们对于历史没有什么感觉，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就怎么样写作。而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同时对门外的生活更感兴趣。《饥饿的女儿》是我第一部以自己为题材的小说，你可以把它归为“隐私小说”，但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我还写了女性如何在男性社会里生存、挣扎。我关心社会下层的女性生活。

至于“新新代”女作家们的写作，我认为没什么值得讨厌的，但关键是你怎么写，你让读者从“性”中得到什么。我觉得对她们的写作可以宽容一点，希望她们可以更成熟了。

人长得美，又能写有何不好？

问：你曾坦言，“现在女作家什么美女，如果要说美的话，在镜头面前我是中国女作家里最美的。”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时的背景，你不怕因此“得罪”了一批人？问个老套的问题，你介意别人称你“美女作家”吗？

答：上镜好，没有过错。如果女人长得美，又能写有什么不好？在国外，很早就有“美女作家”一说了，到了国内似乎有点滥。倘若作品不行，靠“美女”打广告，这就离题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道德底线，一笔交易，抢了钱就走。如果作家、评论家、媒体、出版社都想想自己的信誉，我们会有这么多问题吗？

问：你还有一个大胆言论，说中国女作家得了“精神贫血症”，这怎么解释？

答：我是说过中国女作家患有精神贫血症，可我还说了“也包括我自己”，媒体报道时都把后半句话给略了。我对国内同行的作品都喜欢，包括我自己的――我不谦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是，在我看了很多女作家的作品后（我的阅读量惊人，每周读四本新书，我买书都是一箱一箱买的），我发觉中国女作家很少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精神，不太关注灵魂，对国家、历史的命运一知半解，甚至无知，就拿起笔来一通写。

我的诗就是我的自传

问：你的很多作品似乎都有真实的影子。比如《K》中的“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奇特经历，“我”少年时追星一族的浪漫情怀，“我”的一段恍然迷离的外遇情感以及婚姻生活，显露出很多你的生活痕迹，是不是这样？

答：是这样。我把我自己的感情融入在我的小说中，只是你未必能看得清融在什么地方，音乐，穿着，对食品的喜好，写作的经历等等。

问：你是以诗走上文坛的，你还说要真正了解你，读懂你的诗是一条捷径，现在还写诗吗？诗对你意味着什么？

答：还写诗。我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抒情诗人。我一开始出现在这世界，就是在一个漆黑的午夜，母亲和我又冷又饿。老家的天井，是一个封闭院子的出口，我学会走路，就喜欢在那里，看天空，有鸟飞过，闪电咔嚓咔嚓响，雨水如帘，灰瓦上突然生出一枝黄花。这些都是诗，不是我写诗，而是诗写我。一开始，诗就是我反抗命运的象征，是生存下去的理由。我的诗就是我的自传――我借长篇《K》说明了这点。

选择写作的人，我都尊重

问：你1991年起移居伦敦，在国外的生活状态怎样？写作以外，平时都干些什么？

答：旅居本身不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我只能说，痛苦出诗人。我随先生移居伦敦后，一直过着很孤独的隐居生活。我一般都拒绝见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几个极亲密的朋友往来。我的书房是一个白色阁楼，夜里打开大斜窗，全是闪烁的星星，我知道中国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国……

看书是工作，必须要做，看得乱七八糟，什么书都看，好几本书同时看。我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知道自己知识欠缺，得刻苦。但是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什么都不看，什么书都不能够再影响我，因为那样一来就会受干扰。我写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三年时间：一年读大量的书，去一些相关的地方；一年用来写初稿；一年用来修改。但是往往这三年之中所读的书也是在为下一本新书做准备。

写小说时，我的生活特别有规律，和写诗时不一样。我写诗时可以白天和晚上颠倒，但是我写小说是早晨起来就开始坐在电脑前，大概写三四个小时，那是顺手的时候，如果不顺手写一两个小时。中午准备饭菜，回复一些信件，一些采访，一些电话，下午一般会和我的狗在一起，晚上我烫烫衣服，做做晚餐，我写初稿的时候不出门，也不见朋友。

写作是孤独的工作，对于选择写作的任何一个人，我都尊重。

把我看成一个作家，是误解

问：你有漂泊感吗？你写小说是否以此来排解孤独？

答：我有漂泊感，我没有亲人，所以我找到文字。别人把我都看成是一个作家，那是一个误解，我一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喜欢讲，很特殊的、很奇特的、很传奇的故事，就像我本人是一本书一样，从我出生到现在的每一步，如果让我写下来都很传奇。就像《上海之死》，我融入了《上海之死》的每一个人的心理，如同我做菜，色香味全放在你眼前，这个菜和哪一个菜搭配在一起有讲究。

我本来的面目，总有一天会让读者更全面了解。人都有很多秘密，小说就是由秘密和流言组成的。等到我死的那一天，读者或者是网友读到我这本书的时候，能读出一个他心里的虹影来，结束就是开始，开始就是结束。但是且慢，大家还会读出另外一个虹影来，我还会再生的，你们永远读不够我，我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外婆，一代一代人读我的书，看我这个人，他们会发现，这些故事他似曾听过，似曾看过，似曾听人传说过。

但他们重新看我的书和听我的故事的时候，会发现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实际上就是这样，故事重新讲述一遍，就不一样了。

作家小档案：

1962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就读。1991年移居英国伦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饥饿的女儿》《K》《阿难》《孔雀的叫喊》等，散文集《危险年龄》，诗集《鱼教会鱼歌唱》等。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中国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新诗奖等。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作品被译成25种文字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