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周作人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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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周作人的评价进行阶段性分析，结合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作进一步探讨，不难发现，评价处于一种动态之中，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等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时，这对重新认识周作人，进一步认识周作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文学史 周作人 评价 权力话语

一

正文之初，我们先对搜集的文学史进行列表，对资料进行客观呈现。

二

针对以上表格的整理归纳，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下列问题，第一，以年代为时间段，上述的评价资料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又在何处？第二，排列秩序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又在哪里？第三，对周作人应该怎样评价？

评价资料的变化史：

70年代，此处搜集了四本文学史。总体上看，7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周作人普遍持较严厉的批判态度，在中南区七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开篇，所有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中没有选入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刘绶松的《新文学史初稿》中，没有提及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甚至淡漠其“人的文学”观念，在文学改良主义者的章节中亦未点引。实际上，其做法是直接将周作人赶出了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在林志浩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其他社团及作家”一节中，用了约一百字对周作人进行了批判性介绍，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语丝社一节中，着重关注其“附逆”行为，并对此进行批判。

所以，周作人在70年代末出版的文学史中基本无立足之地或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或进行严厉的批判性介绍，这一时期学者们注重的乃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文学本身。

8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三本）里面又分出了小阶段，以85年为界。黄修己在83年成书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一书中依然继承了70年代的态度立场，在“多种风格散文”一章中有对周作人的讨论，但物理篇幅较少，评价多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或审美立场，政治的、革命的、社会的倾向比较高，甚至有“丧志”的说法。在随后邵伯周的《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两书中，观点发生了变化，二者都淡化了“附逆”之说的历史，而转向了周作人的散文风格，钱理群等的文学史更是直接标题“周作人为首的言志派散文”，周作人这才相对客观地有了一席之地。

90年代（六本）文学史呈现出“融合”的特点，一方面有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美学风格的讨论介绍，同时也兼顾到了历史维度中的周作人。92年成书傅子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续接了80年代末的立场，谈行文风格而淡化政治历史。

以此处为界，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处，文学史中对周作人的评价基本是呈单线形式，或者完全批判，或者单讨论文章风格特点而淡化历史（后者属于褒扬的态度），态度立场是单一的。真正的融合性态度是在90年代中后期，首先是周作人在文学史中有了一定的位置，一般是单独成节或与散文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当然，与鲁迅相比较则不足为道，只是将此与先前的文学史作比），93年版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占据了一小节位置，97年版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是列在名士派小品中的一个单节讨论，评价中肯且相对较高，同时，在章节结束的几行文字中捎带“附逆”之说；98年版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林语堂放在一节，但排列秩序位于最后，也有对史实的涉入，排列秩序上可能是兼顾了社会政治影响与文学成就；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位置上，将周作人、朱自清放在一节中讨论，排列顺序上周作人为先，但历史描述，但历史描述也最为严厉，引用了张菊香在《周作人散文选集》（87年版）中的序言——“抗日战争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华北沦陷期间，在敌伪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一部分吹捧日帝、汪伪的汉奸文学……”。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的排列位置放在第一，但同时引用的批判也最为严厉，似乎走的两个极端。

新世纪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02年版蒋淑娴、殷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周作人介绍的篇幅不长，基本淡化“日伪”说，排列秩序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周作人、林语堂列在第一位，次为冰心、朱自清，再次为鲁迅；03年版的两部文学史中在周作人处没有出现新的观点或态度，宋阜森，张用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涉及周作人——“平和冲淡的小品”，但重点作家作品中并不包含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唐金海、周斌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杰出散文作家的创作硕果”一节周作人列于第一位，后有冰心、林语堂、朱自清、梁实秋。论述介绍得相对比较充实，有对“附逆”的引入，但较之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态度则温和缓和许多。05年版吴景明，韩晓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作了单独一节讨论，淡化历史，与87年版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如出一辙，未有新说；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周作人评价作为散文创作中一个小节的一部分，与冰心、朱自清放在一起讨论，周作人仍列于第一；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序数上同于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在为数不多的篇幅中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周作人自1937年出任伪职至1967年逝世的大致经历，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07年版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序数仍同于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但周作人有单独的一节，基本淡化了“附逆”之说而主要强调文学成就与文学影响；08年版苏光文、胡国强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排列顺序上呈现了新的变化，即鲁迅，朱自清、冰心，周作人、林语堂，与93年版凌宇等所编的文学史，98年版黄修己所编的文学史具有相似性；09年版王嘉良、颜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语丝派散文与周作人的创作单独成节讨论，没有提及意识形态内的附逆之说；而同年的罗振亚、王锡龙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又涉入了历史；10年版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语丝文体与周作人的散文，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但不乏“依附日伪”之嫌。

新世纪的“多元化”显得更为复杂，这应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两个极端存在联系，排序上的第一与最为严厉的措辞，在新世纪的学者看来都不大合适，他们有倾向于平和或客观，是对90年代融合管的一种大体继承。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有着更为偏激的态度，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政治色彩浓厚，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提及较少，多是站在国家立场，民族立场。

这种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态度立场的单向性走向融合的多元化，但其中存在迂回：

无立足之地、纯批判性介绍的政治阴影文学审美探索文学审美兼顾对本民族的历史思考，得到一个较为理性的融合。迂回则表现在单一的民族主义层面。

三

下面再来观察排列秩序层面的变化：

在主流秩序上，周作人是列于第一者的。

在这些学者们或编或著的现代文学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周作人的态度立场变化以及周作人在散文写作者中的排列序数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学者们（知识分子）自身，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制约着，一方面，与学者们的思想、知识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到书籍的出版，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呼应的。即存在写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又包括隐藏在背后的权力话语。

70年代的高度政治化体质，文学必须接受高度统一的规范，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甚至要充当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存在一个文化限度史“关于那些模糊的，一经发生必然被忘却事件的历史。由于这些事件，一种文化拒斥某些东西，使它们成为它的外部”①，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某些行为，在当时的大文化环境中是被排斥的，从最先的无立足之地，到后来的批判性介绍，这种决定权掌握在知识阶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手中，且知识阶层又不得不隶属主流意识形态，在70年代尤其如此。权力，我们知道，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②同时“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这个网络而存在。”③所以，周作人在那个时段被剔除或批判便成为理所当然。随着的结束，的粉碎，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们的思想开始得到解放，改革开放及新一轮外国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的介入，文学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尤其是“文化精神年”“1985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块界碑。文学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呈现出多远发展势头，对原有的文学思维和观念进行清理、辨析，开展‘方法论’大讨论”。④文学环境变得相对轻松，知识分子、学者们的文学观念相应发生变化，政治的历史的态度立场遭到文学的抵制，而纯文学，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则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如何面对周作人问题亦相应地发生变化，周作人的美文地位得到提升，而其历史上的所谓“污点”则被淡漠或者不提，80年代后期的两本文学史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文学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存不悖且相互渗透”⑤，由于这种文化格局，知识分子的自由度较之70年代相对更大，但又不脱官方主导文化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在外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体制密切相关”⑥，周作人要受到批判，在内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互文者的诗学追求相关”，他又是受到尊敬的，最为明显的是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表现的两个极端，批判的最为严厉，引用的是其他学者的话，但在排序上却是第一位，这在客观上实际是是承认了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但编者存在顾虑，所以显得相当矛盾。较之于70年代、80年代的单线评价，这里显示出了融合，这种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又略有矛盾。

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一方面有对90年代的观点态度的延续，比如在周作人的排序问题上，大多将他放在散文写作者的第一位，批判的措辞显得相对温和，介绍讨论进入了一个辩证阶段，显得更加理性化。但随着民族复兴主义的兴起，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倡，周作人的评价又呈现出迂回，最为明显的则是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态度十分偏激，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

四

综合上面的阐释归纳，如何评价文学史中的周作人，它一定受着至少两个方面的制约，其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二，学者们、知识分子层的知识结构与诗学追求。在当下形成的基本态度则是理性地辩证地看待文和人。文学史中的评价立场态度与这些年来的的周作人研究专著是潜在呼应的，这从周作人的研究综述文章中不难发现，究竟怎样看待周作人的人和文，此处不多说也不便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体作家者中，他一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写作者，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目的之所在。（作者单位：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雷达主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张曲 王红丽：权力话语理论与主体性的发挥，《探索》，2010年第6期.

[3][法]米歇尔·福柯著，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