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对传统文化的捍卫与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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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恩美，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1952 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1987 年，谭恩美根据外婆和母亲的经历，写成了小说 《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并于 1989 年出版该书，深得美国大众读者的欢迎，成为畅销书，并被搬上大银幕，红极一时。谭恩美继续以个人家庭为主题，于 1991 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 《灶神之妻》( The Kitchen God’s Wife) ，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美国畅销小说家的地位。 《接骨师的女儿》是谭恩美的第四部小说，是她自传性最强、表现华裔移民母女关系最为深入和感人的巨作。

谭恩美从小在美国成长，只回过一次中国内地，她多是通过母亲的记忆和口述来了解母亲的过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家族的背景和从母亲那里所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工具。同时，作为美国第二代华裔移民，谭恩美对美国文化也有着切身的体会。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成为她文学想象和创作的丰富源泉，注定了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视角和风格。

本文对谭恩美的中国传统文化观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与曲解两个方面，探讨谭恩美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身份以及在其代表作品中的体现。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

谭恩美的小说特色在于大量地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将中国的优美传说、神秘习俗、奇异风情融入故事的叙述中。她一方面着力塑造了美丽、善良、坚强的中国母亲形象，另一方面也为读者勾画出男尊女卑的旧中国。从客观上说，谭恩美以一种妥协的形式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捍卫是一种正确解读，也是一种宣扬，虽然在某些激进的华美作家看来，这种捍卫是一种妥协，一种让步，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客观反映，但这种方式却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主流文化，从而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来讲，谭恩美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母亲形象及东方文化符号。

( 一) 家庭观念

谭恩美的作品多以两代冲突为主题，尤其是以母女间的冲突为主，在中国生活过的母亲们希望用古老中国的价值观来培养女儿，而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们却全力争取做个真正的 “美国人”。在 《喜福会》中，中国所特有的人伦关系与上尊下卑的等级关系随处可见。例如，《喜福会》整部小说都是对母女间的情感及女儿对母亲的 “孝”为线索。

一个女儿，就是这样孝顺着她的母亲。这种孝，已深深印在骨髓之上。( 2006: 36)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她用中国话高声说，“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 ( 2006: 124)

这样的教育方式一方面表现了中国的 “孝”文化，上尊下卑，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美文化的差异，中美教育理念的差异。谭恩美小说中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描写虽然存在某些偏离，这些偏离也曾引起了其他作家的抨击，但从整体上看，谭恩美的小说能够客观地反映中国传统家庭亲密的家庭关系，包括为了子女可以牺牲一切的无私精神，这也是谭恩美以一种另类的方式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捍卫的一种表现。

( 二) 母亲形象

复杂的母亲形象也是谭恩美小说里的文化冲突的重要表现。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冲突的产物，她们一方面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另外一方面西方文化对其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她们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谭恩美的处女作 《喜福会》描写四对母女的情感交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母亲们在解放前期从中国内地移居美国，分别带着自己的故事在新的国土生活。有的在中国战乱时期被迫抛弃两个女儿，有的曾经逃脱包办婚姻，孤身前往美国，有的曾经痛苦地失去自己的母亲，还有的在中国经历过痛苦婚姻。她们无一不对女儿有着很高的期望，同时又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教育女儿，与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女儿们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冲突。

在 《灶神之妻》中有这样一幕，日本人攻打南京，中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向南撤退，母亲对女儿说: “我们倒没发多大牢骚。中国人都知道怎样适应环境，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全知道，我们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你生在这个国家是你的运气，你从来不需要这样考虑问题。” ( 1994:284) 母亲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谭恩美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文化意识以及母亲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豪感和对她的深刻影响。

( 三) 东方文化符号

《喜福会》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如周公、托梦、麻将、嫦娥、阴阳五行、风水等，成为美国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也是作品得以成背景关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一直以来占据华裔英语文学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是这类作品吸引美国读者的一大特色所在。

“阴阳五行” “风水”等概念随着美籍华裔作家作品的宣扬成为西方注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FENGSHUI”一词也在英文字典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丰富了英文词汇表达。

二、对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曲解

当然，由于美籍华裔作家自身成长环境的局限以及西方对东方从始至终存在的隔膜，使得美籍华裔作家所描述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东方，他们所描述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谭恩美小说中对于中国社会的描写，多多少少受到了东方主义的影响，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与曲解。

( 一) 男子形象

谭恩美为读者勾画出男尊女卑的旧中国和作为其代表的男性形象。从 《喜福会》中的映映中国前夫，到 《灶神之妻》中的文富，谭恩美笔下的中国男人和西方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一不是丑陋、庸俗、懦弱、自私的化身。

诚然，华人男子形象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谭恩美所描写的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的现实。但作为从小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作家，谭恩美只是凭借着自己对中国的些许了解以及母亲略带个人感彩的往事，用西方的价值体系来批判旧中国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以及那些作为代表的品行恶劣的男人。

( 二) 东方文化符号

妈妈把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里，就像古代的巫婆那样，希冀着用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孝心。 ( 2006: 36) “割股疗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色彩颇浓的一个故事，在谭恩美笔下却变成了一种 “邪门歪道”，充满残忍。

《接骨师的女儿》里的 “中医”同样被描述成一种愚昧落后和恐怖的治疗方法，被用作一个满足西方人猎奇的工具。

以上例子一方面体现了作家的中国情结，尽管有着对中国文化的各种 “误读”，另一方面，谭恩美毕竟用自己的笔触丰富了美国的多元文化，并由此促进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

三、多元文化主义者

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华裔美国人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局限性的同时，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进行多方面的独立思考，独立探索，从而最终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身份的认同是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谭恩美的几部小说多以矛盾融合、母女和解为结局，这样的主题不仅反映了作家对多元文化的思考和关注，也表达了她对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望。

《喜福会》中的母亲许安梅经历了从认同单一文化到认同两种文化混合体的复杂心理过程。例如:

许安梅在一次带着全家人模仿美国人到海边度假时失去了小儿子，最初的反应是: “ 手里拿着白皮《圣经》，眺望大海，呼唤着上帝，她细小的声音被海鸥带上了天国，祈祷以 ‘仁慈的主’开始，以 ‘阿门’结束，中间夹杂着汉语。”( 1994: 108)

面对失去儿子的痛苦，她祈求 “上帝”，但 “上帝”并没有还回儿子，她转而求助于中国神话故事中的 “海龙王”，用祭海的中国传统做法指望 “海龙王”会把儿子还给她。从这一过程可见，在美国生活多年后，许安梅的心里已经混杂了美国人对 “上帝”的信仰和中国人对 “神”的敬畏，完成了从认同单一文化到认同多元文化的复杂心路历程。

2005 年，谭恩美出版了最新作品 《沉没之鱼》( 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成为注解东方主义的重要文本。作者放弃以往的 “母女关系”主题，以 “旅行小说”的形式，用 “幽灵”叙述的方式，将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矛盾和碰撞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表明了谭恩美本人对文化差异的态度，即: 反对用文化观察者自身所属的文化标准衡量观察对象的所属文化，从而主张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主张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他者文化。开放的、平等的文化融合在全球化与文化霸权并存的当代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如何认识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在不断走向开放的中国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应在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认识、剖析文化现象，促进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