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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近代只出现于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东方,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对于受益的西方还是受损的东方。马克斯・韦伯也对此充满兴趣,他的《宗教社会学论集》可以算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这部系列专著第一部分,为他回答这一问题开创了一种模式。
关键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观点;模式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4-0252-01
如韦伯自己在书中所言,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只是想问: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指“仍在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笔者注)的某些特性可以归因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写这样一本有关宗教和经济的书,他也“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他循着这样的逻辑和思路来组织自己的论述:由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转而会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而在该书的总结篇章中,韦伯更进一步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在读韦伯此书之前,受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刻影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抱有敌视态度,认为韦伯此书只是为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但读过之后便觉韦伯所说甚合逻辑。望文生义,以为题目中“资本主义精神”,便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实际上,韦伯此处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西方独有的近性企业中的资本主义精神,由此看来,很有必要对韦伯所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进行明确。
韦伯所用的资本主义一词并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意思,而是类似于商业活动的概念,“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形成的关键点:在所估算的货币支出与货币收入之间的比较……这个概念是古已有之,已经长期存在并且遍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行动“首先涉及一种以利用交换机会为基础的对利润的的预期,即依赖于利用(形式上)的和平的获利机会来获得利润”,但资本主义企业则追求获利性, “以一种理性的、持续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反复不断的追求利润”。
在韦伯所定义的前资本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贪欲的资本主义和近性资本主义的区别,前资本主义,指这样一种状态: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的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理念指导下来组织生产和赚钱。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作用的过程,是经济上的理性化过程,这场精神的革命结束了旧的资本主义商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而推动这一革命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的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然而这种为十八世纪理性思想具体形式之一的经济上的理性化,也就是所谓的为工作而工作的天职观,却有着矛盾的一点,从“强调个人利益的纯粹幸福论出发,是完全非理性的”,并非为个人享受,并非为肉体上的愉悦,仅仅是为了在俗世间“荣耀上帝”或者说这仅仅是自己拥有上帝恩宠的证明,这种人受制于自我的产物的状态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全书的下篇韦伯首先介绍和比较了新教诸禁欲主义的发展,加尔文主义坚持预定论,认为人类的存在只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是否被召选而获得恩宠已经确定,人类无法用尘世的标准来影响或者窥视上帝的决定。这种恩宠天定的教义在否认一切情感的加尔文教中,使得教徒内心无限孤独,每个人都在追问自己是否被选定。虽然不同于路德教和循道宗恩宠可失亦可重获因而可用善行来证明和换取,但加尔文教徒要求寻求证明自己是选民的心理,反而使得他们的行为在整个生活体系中构成了理性、禁欲的俗世生活,而不是像路德教等时松散时紧张的自我约束。各教派不同的禁欲运动中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宗教上的恩宠状态的观念,不管获得恩宠的方式如何不同,都“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方式之后”才能获得,这就是在韦伯陈述的清教关于在商业社会中的职业观的宗教基础。
然而历史的发展就常有种豆得豆但更得到了瓜的事情,就像新教的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甚至不想达到的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发展资本主义精神一样,“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禁欲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了,当身外之物这件“轻飘飘的斗篷”已经变成一只“铁的牢笼”,连韦伯也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了。
韦伯对问题的分析条理清晰,引经据典,的确是位博学且深刻的学术大家,上下两篇从结果和原因两方面分析,最终构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并且韦伯的论述也十分严谨,从他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多次澄清可以看得出。在我看来,宗教在当今西方的影响并不如韦伯所分析的时期,但仍有约束作用,且宗教的这种制约功能也部分的转移给了其他文化机制,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所处的“无信仰”状态更容易发展至韦伯所讲的经济的“铁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