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写给事业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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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曹丕的《燕歌行》是建安时期文学的卓越代表。本文突破以往对《燕歌行》诗歌形式和写作手法的传统研究，从情感的独特视角解析《燕歌行》，通过对原诗的情感解读，结合曹丕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深层次品读诗人的内心愁苦与政治忧虑，探究诗人对于自己人生及事业的真实表达。

关键词：曹丕 《燕歌行》 创作视角 政治忧虑

文人大抵都是渴望乱世的，一来是期望在改朝换代中逢遇明君，一展抱负，于是慷慨激昂，各抒己见;二则是以观望态度笑看人生，给平静的生活添油加醋，于是见景抒情，诗兴大发;再或者是动荡年代，经历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继而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但无论从哪个原因出发，这些诗赋的流传不仅让我们欣赏到语言的优美，还可以推测历史事件，探测作者的内心世界。

建安时期属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风云变幻激烈壮阔的一个阶段，历史上有名的政治人物大多也在文学史上做出突出贡献。曹丕作为其中卓越的代表，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在文体论中提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而“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所说的“气”是才气的意思，文章是作者风度才气的体现。由于作者各自不同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使得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作者用以表达自己真实思想感情的一种创作方式。许善述《“子桓以下，纯乎魏响”――也谈曹丕诗风之变》指出了曹操和曹丕在诗风上的区别：曹操作诗直抒胸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曹丕诗歌注重内心表达;曹操的诗歌气势浩瀚，曹丕的诗歌韵味深美。在建安诗坛上，由曹操开创的古朴凝重的“汉音”，经过曹丕等人的继承和发展，逐渐转变为清新绮丽的“魏响”，为实现诗歌纯抒情化和文人抒情诗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燕歌行》历来被归为曹丕这个特点的代表作品。

《燕歌行》是反映地区生活的乐府题目，燕处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相邻的地方，因为战争频发而受到历年统治者重视。建安十二年曹操北伐乌桓的战争，就发生在这古燕国的北部，今辽宁省兴城一带。动荡年代，曹丕经常跟随曹操南征北战，亲眼目睹战争的惨烈，对于下层人民的关心与同情也自然而生。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以景起兴，秋风中飘摇的草木、叶上的露霜，渐凉的天气来以视觉，听觉和感觉描绘出萧瑟衰落的环境，营造一种空旷寂寥的感觉，还未言情就已情满于纸。在秋天凄凉萧瑟的背景中女主角借景抒情地表现内心的愁苦与忧虑：“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短短几句将女主人公心理感情描绘的淋漓尽致，又勾勒出一个矜持雍容却因思夫而急切热烈的女子形象又充分利用对秋月夜景致的衬托及女子细节动作的描写，来外化而构造出具体的人物形象，来深化诗歌内容的闺中思君之情。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又引《乐府广题》说：“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清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点评此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从‘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径酣适，殆天授，非人力。”曹丕对于女子的心理描写的细腻贴切，同“情”心理使得透露出一种清丽缠绵的阴柔之美。

胡旭在《汉魏文学嬗变研究》中总结：“建安时期的文人身上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普遍具有政治抱负。尽管我们把建安时期看做文学的自觉时代，但在其时文士的心目中文学其实远没有政治重要。文学从来没有像政治那样让他们发自内心的苦恼。”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曹丕看来，文章的两大功能一则是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再则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从“诗赋欲丽”的提出，曹丕就开始将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逐渐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更加突显“文学的自觉性”。而在这里，曹丕更是将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他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来兼任诗人的职位的，政治地位的变化左右着他的风格和内容。所以在曹丕的诗文中，除了自然情感的抒发，很难不让人揣测其中的政治意图。通常人们说起《燕歌行》，关注点更多的是在诗歌的形式和写作手法上面，但细细想来，曹丕的心思或许在诗中也有体现。

自屈原香草美人起，文人就开始流行这种借人之口抒己之情的手法，像朱庆馀的“画眉深浅入时否？”柳永笔下的“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借女子之口，叙日常琐事，表自身鸿鹄大志或者难以言说的政治立场。结合曹丕的经历和性格，《燕歌行》似乎更像是他对于自己人生的诉说。“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孤苦无依的女子在寂寥的深夜只能独守空房，以思夫为事，泪落沾衣。作为众人羡艳的将门之子的曹丕耳濡目染的将国家社稷作为自己的事业，驰骋疆场作为自己的追求。但是曹操为曹氏天下的大业考虑，迟迟不立太子。不仅如此，《诸儿令》中明确提出：“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思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思。”在曹操早年的一系列诛杀行为中，不止是发现谁有颠覆政权的行为，哪怕只是一丝念头都会落得杀无赦的下场。况且当时曹植深受曹操的偏爱，曹丕的野心只得妥善的隐藏。但青年人正值笑傲沙场，建功立业实现理想的时候，所有的心思只能埋藏在心中，每一天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满心的苦闷自然难以纾解。“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满腹愁思却无从说起，刻画出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景象。这样欲言又止的情感更像是是曹丕内心真实想法的暗喻和指代。“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那皎洁的月光啊照着我的空床，星河沉沉向西流，忧心不寐夜漫长。牵牛和织女何等无辜啊！为什么要受到相思的阻隔呢？疑问结尾，不仅意味深长，引人思考，还使主题得到了升华。女子思念而见不得的远游丈夫不就像曹丕那个时期可望而不可即的政治理想吗？曹丕正是利用诗歌来抒发隐藏的愿望与激情，寄托自己的壮志与豪情，同时也化解苦闷与失意，从而继续努力。与其说《燕歌行》记述了女子对丈夫思念，不如说它是曹丕写给自己事业的一篇真挚而内敛的情书。

曹丕现存诗四十六首，残句十四处。归纳其特点，不难发现曹丕除了注重诗歌的审美功能，而且所使用的表现手法灵活多样。诗歌中赋、比、兴、用典、对偶句的运用在诗歌中十分突出，使用辞藻华丽，内容具有含蓄曲折的意境之美，耐人寻味。这样的创作特点与曹丕的人生经历和人格形成息息相关。而另一方面，人格不仅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他的创作内容和视角。纵观曹丕的一生，他的文学创作以政治生涯为依托大体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作品有歌颂父亲文治武功，亦有描写宴游之乐，抑或是抒发其人生感悟。这个时期曹操接班人选尚未确定，曹丕一些诗中有暗含心中忧虑和“忧来无方”的内心感受。中期作品是当上太子之后对于修德，“戒盈”和感叹时光飞逝的无奈。后期作品则是从太子到魏王再到最终成为皇帝的时期，文章中充盈着梦想实现的自豪和强烈的自我价值意识。

曹丕是一个很了解自己又很会审时度势的人。正如老话说的：“第一个把姑娘比作花儿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则是没头脑的蠢材。”在曹氏父子中，曹丕的诗没有曹操那种慷慨悲壮，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气势，也不同于曹植那种积极热血，奋发报国的激情，曹丕另辟蹊径，更多的则是以女性的口吻来倾诉满腹的愁苦哀怨。除了《燕歌行》、《寡妇诗》、《代刘励出妻王氏作》、《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等，《猛虎行》也是其中的典范，将这样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

与君媾新欢，托配于二仪。充列于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

这一年曹丕的儿子仲雍夭折，兄弟之间的争斗到达白热化的阶段。这首诗中曹丕以出嫁新妇自喻，黯然伤感的词句中表现了对于前途未卜、前途渺茫的惆怅以及亲离子逝、兄弟相争的伤感。不论是什么地方，“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已经成为定律，众人都为此争得头破血流。诗的最后一句惨淡的意境似乎也将曹丕心中的不安与难过渲染到了极致。

牛建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忧”――试论曹丕的生存困境及其消解方式》指出曹丕的生命之忧既有在立嗣背景下的现实生存之“忧”，又包含着他从自身生命困境出发的生命终极之“忧”，这两种“忧”合在一起，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忧”。自古以来流传的优秀作品大多都是作者忧愁，烦恼和痛苦的抒发和宣泄。因为生活的困境，内心的苦闷和人生的苦痛创作出的文字才格外的悱恻动人。而曹丕的苦闷正是来源于对政治前途的忧虑，来源于同胞相争的内心煎熬，同时也来源于政治生活中的如履薄冰，举步维艰。

史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出征前曹丕曹植等人去送别，曹植率先赋诗一首，内容磅礴，语调高昂，赢得一片赞叹，曹操也十分高兴。同样作为儿子的曹丕这个时候如果也再赋诗一首，以他的文学才能，虽然说不上东施效颦，却也毫无新意可谈。这样的战前激励就像《曹刿论战》中所说：“再而衰，三而竭。”曹丕机智地选择了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两步上前，抱住曹操大哭，曹操当然很受感动。这样的故事虽说有些夸张，但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兄弟之间激烈的明争暗斗。而曹丕虽然获得了父亲的赞赏，但这一局毕竟赢得不怎么光明磊落。都说“男儿流汗不流泪”，弟弟以诗作别而自己却迎风痛哭，这个时期的曹丕内心想必也是极其焦虑的。

不同于曹丕的敏感内敛，曹植的旷达纵情作为跳板突出了他的才华横溢，突出的文学才华受到曹操的赏识，因而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曹植“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曹植也不负期望，陆续写了《白马篇》、《离思赋》、《公诗》等诗文表达心志。曹操看到文章中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抒发豪情壮志，又细腻温柔的表达兄友弟恭的殷殷亲情，使得曹操对于其仁孝大加赞赏，因此对曹植更加喜爱，被认定为“儿中可定大事者”。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曹丕早期的作品中有一种回避政治的倾向，以一种隐忍节制的态度与理性来隐匿自己的野心，为争夺王位而深沉张远的谋策。在建安时代社会混乱，现实破败的时期，人命如草芥，纵然是亲子关系也毫无顾忌的为自己的利益而用，那么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因此他更多地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精神状态，去反映思妇的哀怨、离别的感伤、爱情的执着等等，以“诗言志”“诗缘情”的方式，用特有的细腻敏感表现于关注内心细微的情感来抒发生命的情绪，这对于高高在上胸怀壮志的统治阶级来说极为可贵。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曹丕这样特殊的生活背景与成长经历，因而形成的敏感多思的性格，他才得以将那些思妇，征夫的口吻和内心描写的生动而深刻，进而成为他独树一帜的情感内在，风格含蓄的阴柔之美。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如是评价曹丕和曹植：“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这样的点评结合曹植、曹丕各自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征十分的贴切。面对曹操宠爱曹冲“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又偏爱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的前提下，曹丕的“虑详而力缓”更像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这首《燕歌行》与其说是替思妇征夫所作的伤感之作，倒更像是一首对于壮志难酬，忧虑前程的隐秘宣泄。曹丕就这样寄托了满腔情思在自己的诗中，含蓄隐忍的诉说着内心深处的渴望与热爱，谱写着一首首对于事业的情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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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