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冲突视阈下的宋金族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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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对辽宋夏金时期，关于各族族际交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而以民族和谐认同为视角的研究占主要部分。在这一期间，民族融合在和平和冲突的两方作用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就以军事冲突的视角来探讨宋金的族际交往，其中以若干具体领域来分析宋金交往的过程。

[关键词]宋金；军事冲突；族际交往

10-13世纪的中国，多民族政权林立，和平与冲突相间存在，贸易上的繁花似锦，生活上的相互融合，上层建筑上的政治交往，同时连片的烽火狼烟使得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纷繁复杂。辽宋夏金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和平共处的认同感与逐鹿中原的敌对性上，不断地进行族际交往与融合。从军事角度看，各民族为了争地夺利，矛盾冲突不断发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族际交往，本文主要探讨军事冲突的视阈下宋金的族际交往。在这段历史中，宋金之间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金有强悍的铁蹄，宋则是崇文抑武，军事力量薄弱，勇往直前的金兵与侥幸偷安的宋兵构成他们战争的主旋律，同时也改变了中原安宁的历史进程，金史与宋史紧密的联系起来。

一、国破――金灭北宋

战争的结局注定会有成败，存在着妥协退让般的和议，条件互相协调的平衡。宋金军事冲突的结果，是北宋最后退出了棋局，而南宋则在冲突与和议过程中与金长期对峙。

作为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深刻体会到切肤之痛。“明年二月丁卯，金人帝北行。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1]钦宗也许在登位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结局。“庚子，金人来取宗室。丁巳，金人上皇北行。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密簿，皇后以下车辂、密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为之一空。”[2]

宋徽宗和宋钦宗应该是最高地位的战俘，国破并非他们本人所能承受的。同样包括一起北归的后妃，皇子和帝姬们。宗室的成员都受到过较高的教育，徽宗更是皇帝中的艺术家，他们的书画造诣高超，同时与之随行的物件包罗万象，礼器、乐器、服饰、书籍，还包括各类工匠等。这些都是北宋文化的代表，是金了解中原的直接实物，从中可以明白宋的礼制、规程、版图、信仰和文化，同样也接触到技工这样的职业还有其作品。金从物品探求出内在的文明，使得北宋的文明以这样被动的形式进行了一次远行，让两方文化在军事冲突之后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在斗争与交往中逐渐融合。

在金军北归中，“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索。”[3]其中妇女的人数占多部分，由此可以想象她们的命运。“玉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宋国王即宗磐，嘉德帝姬即玉。金奴天眷二年没入宫，皇统二年封夫人。圆珠入兀术寨，串珠入额鲁观寨，均天眷二年没入宫，皇统元年封夫人。宁福帝姬十四岁，即串珠。”[4]这些帝姬，作为战利品被送入宫，似乎以被迫婚姻的方式体现其价值，然而这样的族际婚姻可能是民族融合最直接的表现。曾经的帝姬已是如此，那些一起随行的宫婢和普通女子如何可想而知。

在战俘、战利品的双重作用下，宋金之间的了解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深入，也影响到一脉相承的南宋对金的对策，族际交往仍将继续。

二、战乱迁徙

“宋、辽、金、夏为在战争迁徙、割据对峙中保存自己，不仅契丹、党项、女真等许多民族从占据先进地位的汉文化中汲取着营养，也使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越之处。彼此从偏安一隅的地区统一走向元朝的大一统，这正体现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由局部走向整体的融合。”[5]战乱中有一方胜利了，占领他方土地。百姓们为了躲避伤害，所以选择逃亡。“靖康之役”之后，掀起了一场移民大潮。

以高宗赵构为首，将都城向南迁到临安，使得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金将民迁徙到原宋地与当地人民共享生活，融会贯通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之因地制宜。“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亲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6]因为军事的布防，占领区的扩大，会出现军队的迁移布防，以及他们在生活上对于编户的安排。“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7]“金初期：‘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8]

金在被拓展的土地上实行他们的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宋金两种方式在此地得到了汇合。不可否定的是这片土地见证着他们共同生活。

这样的由人为战乱造成的迁徙，当时的人们是被动地组合，然后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局面，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接触的前沿，使得民间的汉化或民族化得以自然而然地进行。

三、语言――族际交往的敲门砖

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有其本身的官方语言，语言的统一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乱时期，各政权都需要对其他政权进行交流和访问，也许是国情，也许是情报，可能是遣使，可能是暗谍，某种程度都是为了获知他方族情。

在语言学中，语言有寒暄功能（phatic communion function），原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施为功能（performative function），感情功能（emotive function）和娱乐功能（recreational function）。语言本身而言，运用它进行交往，从个人逐步扩大到民族，将语言背后的文化显现出来，悄然使民族间通过自身的过滤系统自然地融合。

在平常生活甚且如此，更何况在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了解敌情是首要任务，作为他国，语言就成为了基本工具。而且，这样的任务应该由官方完成。宋朝为了顺利地交流，于是设置了特定的官职，主要有“大通事”、“小通事”，“译语殿侍”。“大通事，差遣官名。录国信所。懂外语（契丹语或西夏语、女真语等），担当接引外国使者时的口头与文字翻译，及抄写使者谈话，上送朝廷等。由品官（包括宦官）充任。小通事，由非品官充任。译语殿侍，以殿侍充译语差遣。译语为口头翻译。”[9]通过官职的设置，使得族际交往更加的正式和规范，这些充当翻译的官员成为了解他族的重要环节。“国信所言本所大小通事传语指使使臣等遇人使到关引接使副三节人从殿庭并在驿抄答听蕃语录。”[10]这些翻译官在当时担任陪同口译和笔译的工作，在军事上，他们作为谈判代表与对方进行协商和和议。在“隆兴和议”中，“大通事”作为代表与金和议，最终达成协议。

四、异族同袍

在战争中，对胜利的结局起重要作用的是士兵，这是毋庸置疑的。军队里，无论士兵原来来自于哪里，此刻他们就是披着同样的战袍，面对同样的敌军，听从一致的军令，这样高度的认同性，不再受到血缘与族际的限制与阻扰，成为了自然的战友，紧密相连。

“南夷义军，沿边胜兵。南夷义军者，、、长宁沿边诸堡寨皆有之，每郡多至四、五千人。夷军，夷族也。义兵者，边民也。又有胜兵，其实皆土丁之类。”[11]该军中的组成部分可谓纷繁复杂。当中的“夷军”则是少数民族的人民，在军队的召集下，异族人民加入到战争队伍里来。

“赤心、忠毅、忠顺、强勇、义胜等军，皆归正人也。赤心军者，宣和中来归之士，以燕人王钧甫、马柔吉领之。忠毅军者，绍兴末，归正人也。隆兴二年夏，上诏于石头城置栅，以处北人之降者，赐名忠毅，拜降将萧琦为都统制，命建康都统王彦以北军千人予之。又名镇江归正人军为忠顺，命都统刘宝以七百人予萧鹧巴。彦言归正人不可聚为一所，今已散在诸军，又北人常疑有发还之意，若聚以付琦，深为不便。王瞻叔令北人皆散禁军中。强勇军者，淮南安抚司所籍绍兴末归正人也。义胜军者，四川宣抚司所籍归正人，契丹，女真，汉儿也。”[12]在这些军中，士兵不再只是汉人。其中有降人、归正人、契丹人、女真人。在战争的大势所趋之下，出现了降人，有些人并被拜降将。因为军事冲突，使得军队中有了这个特殊的兵种，他们的异族性在军队中仍然可以体现，但同样也会融合到现属的军队中。

五、结论

宋金的族际交往在军事的视阈下似乎更有其特色，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转为了另一种形式，可以说，军事视野下，即使在血淋淋般国破家亡的事实映衬下，宋金统治下的各民族仍然是逐渐融合的。在战乱的背景下，通过战利品、战俘、军队的组成成员、外交官员和逃亡的移民，促进了交战双方各自文明的传播。以占领地为载体，移民为主体，以士兵为体验者，证明了两方的文明在军事冲突的情境下得到了交往与融合。因此军事方面的族际交往也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在其自身的领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本纪卷第二十二，徽宗四，四一七页。

[2]（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本纪卷第二十三，四三六页。

[3]（宋）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9月，宋俘记笺证，二四三页。

[4]（宋）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9月，宋俘记笺证，二七五页。

[5]徐春夏，从宋金和战管窥中国古代民族关系[A]，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0月，第23卷第5期

[6]（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三十六卷，五二页

[7]《金史・食货志一》1033页

[8]《金史・张觉传》卷133，2844页

[9]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4月，第一编67页。

[1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第四册，职官三十六之四十一。

[11]（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上，2000年7月，卷十八485，四一九页。

[12]（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上，2000年7月，卷十八494，四二三页。

参考文献：

（1）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

（2）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3）李焘等：《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

（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宋）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9月。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4月。

（8）漆侠：《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

（9）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

（10）徐杰舜在《宋辽夏金民族互动过程述论》，《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1）张家驹：《靖康之乱与北方人口的南迁》，《文史杂志》，1942年3月15日第2卷第3期。

（12）赵永春：《论宋金关系的主流》，《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2月，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