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语言研究与军事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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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有侧重于理论的探索，有侧重于语料的考察。从我国语言研究的总体状况看，侧重于理论探索的人较少，成绩平平，侧重于语料考察的人较多，成绩显著。就军事语言研究而言，可以见到的理论探索性或语料考察性的论著屈指可数，既有理论阐发、又有语料剖析的论著也只有刘伶教授主编的《军事语言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有关军事语言的研究论文只是散见于刊物，由于数量不多，致使掩埋在其他论文堆中，未能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无论是像《军事语言学》这样的发轫之作，还是刊物上出现的以军事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对于以下与军事语言研究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似乎未能引起重视，这势必会影响到军事语言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的深入。

1. 军事 / 语言学与军事语言 / 学 “某某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有渐增之势，“军事语言学”不知不觉加入了语言学之林，标志着军事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某某 / 语言学”不等同于“某某语言 / 学”。“军事语言学”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研究军事语言的的人似乎都没有细加区别。属于“某某 / 语言学”的固然不少，如“历时语言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应理解为“历时 / 语言学”；又如“心理语言学”是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应理解为“心理 / 语言学”（前期也有叫“语言心理学”的）。但是，属于“某某语言 / 学”的也不乏其例，如“生活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因为前者是研究“生活语言”，后者是研究“汉语言”。“军事语言学”既不是以军事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也不是军事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而是把“军事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应理解为“军事语言 / 学”。有人既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与军事学结合的产物”，又认为军事语言学“不是从军事学的角度去研究群的语言”。我们认为，后一论断是正确的，前一论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把“军事语言学”理解为“军事 / 语言学”了。

至于“军事语言学”中的“学”，那才是“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学”是“语言学”之略，“军事语言学”就是“军事语言语言学”（“生活语言学”、“汉语言学”当然也就是“生活语言语言学”、“汉语言语言学”）。能否把其中的“军事”理解为“军事语言”之略呢？不能。因为向心结构在语义上是以核心（“语言”）为体，体若不存，“毛”将焉附？

2. 军事语言和两个相关概念 要弄清什麽是“军事语言”，先得弄清“言语共同体”（speech/ language/ linguistic community）、“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nt/ variety）两个概念。从语言交际人的角度研究语言，可以发现交际人的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即语项（language item, 大至某个语言，小至某个语言成分）有影响。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类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地说，交际人的社群或类群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有影响。反过来说，共同选择某一套语言项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类群。如果再用一个语言学术语概括语言的社群和类群，那就是“言语共同体”（也有译为“言语[语言]集团[社团、社群]”的）。英国语言学家r.a.赫德森在《社会语言学》（丁信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一书里罗列了约翰。莱昂斯，查尔斯。霍基特，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约翰。冈佩兹，威廉。拉波夫等语言学家对“言语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在陈述角度上不尽相同，但都是根据言语划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据人群划出的言语。约翰。冈佩兹的下面一段话十分明确得表达了这层意思：“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尚可为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协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共同体。”对于什麽是“言语共同体”，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军事语言是群的言语社群”。按“言语共同体”的本来意义来理解这句话，于是就成了“军事语言是群的言语社群”。如果不按言语共同体本来意义来理解“言语共同体”，就会造成术语在逻辑上的混乱。从术语内部结构上分析致乱原因，显然是把术语的偏正结构（言语的共同体）当作了同位结构（言语这个共同体）去理解了。

何种言语共同体选择何种语言项目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言语共同体实质上是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的一套语言项目即语言变体来划分的。赫德森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认为“英语、法语、伦敦英语、足球评论英语、亚马孙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员所使用的语言、某人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大都和交际人的社会特征有关，不是属于社群变体就是属于类群变体，只有足球评论英语是和交际人对语言的使用有关，是属于功能变体。军人是属于职业范畴，职业是属于类群范畴，因此，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类群变体划分出来的。有人认为军事言语共同体“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即社群变体的变体，这意味着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社群变体划分出来的。社群变体和类群变体可以相互从属，由于谁从属于谁涉及到以谁为主的问题，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从属于乙说成乙从属于甲。我国军事语言的实际情形也表明，是社群变体从属于类群变体，而不是相反。对于社群变体，我国语言政策是推广标准变体，但不排斥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把我国军事语言说成民族共同语即标准变体的变异，会给人以错觉，似乎我国军事言语共同体里只有标准变体，没有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

弄清了什麽是“言语共同体”和“语言变体”，我们就可以给“军事语言”下如下的定义：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

3. 军事语言变体和语域 军事语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军事语言变体。讲语言变体不能不讲语域，讲军事语言变体当然也要讲语域。语域是“根据不同用途而区分的变体”，正好与方言相对照，后者是“根据不同使用者而区分的变体”。语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维性，即具有反映交际行为系统的多维矩阵形式。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只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被广泛使用的是英国语言学家m.a.k.韩礼德的三维模型。这个模型由场（交际的目的和话题）、式（交际的手段）、体（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就是说，语域这种语言变体可以进行场、式、体三维立体分析。有人把语域看成是“军事词语变体的又一个重要的条件或因素”，意思是语域本身不是变体，而是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只与词语有关，和话语无关。这种认识会导致把语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场合、交际方式几个方面，从而把交际双方、上下文等因素从语域中剔除了。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虽然话题（属于场）、角色（属于体）都被剔除了。分析实例时，根据需要，可以对语域进行一维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论上如果出现语域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似乎语域真的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其实，所有的语域实例都可以进行多维立体分析。

语域和语境是什麽关系，直接影响到对语域的理解。如果语域从属语境，语域就失去了语言变体的资格，因为语域不是语言变体，只是影响选择语言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如果语域不从属语境，语域就有资格成为语言变体。语境有广狭两义，狭义语境只指上下文（内部语境、小语境），广义语境还包括说话环境或背景（外部语境、大语境）。但在社会语言学里，语域和语境有明确分工：语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语域视为一种变体，把语境视为对语言变项产生影响的一种因素，在他看来，语域和语境之间并无从属关系。

语域的一维是交际方式，交际方式主要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大方式，有一种分类法把体态“语言”也看成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三级独立交际方式的一级，其实，体态“语言”只是和有声语言并列，是不能和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研究军事语言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既可以用传统语言学的表达理论，也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变体理论。用什麽理论去讲，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能讲出自己的特点，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样讲语言使用，语言表达论是着眼于语言的内部特征，语言变体论是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分布，就像同样是讲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着眼于口头和书面，讲的就是交际方式，着眼于语言，讲的就是语言变体。

4. 军事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陈原教授介绍说，社会语言学不当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界说”，而且其“研究对象或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界说”，因而社会语言学大有“发展活动的余地”。用这些话来说明“军事语言学”的现状，也恰如其分。有人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尝试在论著中从基本构架直到基本观点、基本术语都向社会语言学靠拢。如果有一本论著能首尾一贯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语言，那不但是对军事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且也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可惜目前做不到，因为编著一本纯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军事语言学论著似乎条件还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军事语言现象还没有用结构描写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结构描写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难有所作为。当务之急还是做好军事语言现象的结构描写，这也就是本书研究工作的定位，虽然本书也不排斥用结构描写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现象。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军事语言学看成是一种社会方言，主张用社会方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它。这样一来，军事语言学不是直接和社会语言学挂钩，而是直接和社会方言学挂钩。这种从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军事语言学分级模式去看待军事语言学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在社会方言学里各种语言研究方法都有大现身手的机会。

5.　军事语言学和军事语言学的分支 迄今为止，军事语言研究只限于军事用语，很少涉及政工用语。就我国军事语言来说，军事用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政工用语。不研究政工用语，军事用语的社会性就得不到完整的反映，军事语言的理论与实践从而也就大打折扣。政工用语研究真正是属于空白，以至目前的军事语言研究论著里里根本就没有“政工用语”这一提法。政工用语是一种客观存在，政治工作的普遍性决定了政工用语的普遍性，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政工用语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把军事用语学视为军事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政工用语学就是军事语言学的另一个分支。政工用语学有和军事用语学相平行的内容，如定义、性质、特点、作用、构成、演变等，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内容，如政工用语和军事用语的关系，部队政工用语和地方政工用语的关系。

6.　零散/语料研究和系统/理论研究 军事语言研究（包括军事用语研究和政工用语研究），是先搞零散研究、语料研究，还是先搞系统研究、理论研究？从语言研究（包括军事语言研究）已走过的路程来看，先零散后系统，先语料后理论，比较容易见效果。简言之，先零散，集腋成裘即为系统，先语料，水到渠成即为理论。有些内容在军事语言研究论著里付之阙如，就是零散研究、语料研究太少造成的。例如，关于军事语言产生的途径，有的论著就明确申明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零散研究、语料研究较多的那些内容，如军语、称谓词、体态语，有的论著不但讲得充实，甚至有些章节里出现了重复讲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