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习媒介环境学,从《知媒者生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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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专著是很稀少的。在我视野所及，一本是王冰所著的《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像》，另外一个就是这本由李明伟所著的《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这两本书都是在做媒介环境学的介绍，前者注重理论根源，后者则注重整体描述，更适合入门。

什么是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当今传播学三大学术流派之一。但这门学科在中国存在一种误解。李明伟在本书中也提到了所谓“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之别。

媒介环境学的着力点在于媒介(或者说媒介技术)对社会的作用，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媒介运作。后者把现存的社会看成媒介所处的环境，故而有一句名言：媒介是条鱼；而前者则把媒介看成我们生活的两大环境之一(另外一个是自然环境)。故而有媒介即环境的说法。

媒介环境学关注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昆斯在《后工业世代的先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传播是环境的。在昆斯所列的七位先知(学者)中，可以看出有三个分支：以芒福德为代表的机器的蚕食是一脉(我称之为悲观派)，以富勒为代表的技术繁育乌托邦是另外一脉(我称之为乐观派)，最后则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代表的媒介决定文化论。

媒介环境学的最终确立是在1968年，波斯曼勾勒媒介环境学的任务就是“试图揭示(媒介作为一个复杂的讯息系统)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媒介作为感知环境，它是我们观看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介不是社会)。我们通过媒介感知或“构建／重构”的“现实”，是现实的一种翻版，这种翻版是透过媒介的感知特征过滤的。

媒介同时又是一种符号环境，我们凭借各种感觉去感知世界，又从媒介的符号世界内容去思考。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复杂的研究对象，就在于它是个多重媒介环境：多媒介的感知――符号环境。它一部分是文字，一部分是图像，一部分是声音，一部分是电脑，一部分是电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符号环境，这种新语言的密码尚待破解。

数字互动媒体更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我们已身处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我们“参与”到媒介中去达到交流的目的。在社会学中，把客厅、俱乐部或卧室看成一种媒介，就会形成社会――符号环境。但在互动的网络世界中，这种社会――符号环境又带上了一层“虚拟的”神秘面纱，的确非常有趣。

对于“媒介即环境”而言，林文刚给出了三个基本理论命题。

其一，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这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的主张是：界定信息性质的是媒介的结构。林氏顺便提到了小说和改编电影的不可比较性，因为它们根本是两种媒介结构。

其二，不同传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预先就设定了相应的不同偏向。这在互联网上也常见，同样一篇文章，以门户新闻页的形式出现，在BBS的帖子里出现，以Blog的博文形式出现，以及作为帖子回复的形式出现，对人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其三，传播技术如何影响文化的。这个理论命题是有个假设的：技术带有固有的偏向。――这个假设在波斯曼的《技术垄断》一书里有充分的诠释。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

李明伟在书中向读者介绍了四位这个学派的著名学者，分别是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和莱文森。最为名闻遐迩的当然是麦克卢汉。不过，这个学派真正最关键的人物，可能却是梅罗维茨。李氏如是写道：“梅罗维茨不仅为媒介环境学贡献了最有体系的理论，而且其扎实、具体的研究也改变了媒介环境学之前大而空的理论形象。”

正如李氏所说，梅罗维茨点到了麦克卢汉的软肋。麦克卢汉的预言，着重于“媒介――感官――行为”三变量的前面一组关系，确实未就感官变化如何引起行为改变做出充分的解释。而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则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研究作品，李明伟写道，“梅罗维茨把媒介环境学推进到了社会变化的微观层面。与前辈所研究的宏大多主题变奏不同，梅罗维茨全神贯注于社会行为和角色扮演这样更微观的层面”――此话十分确然。

相对而言，莱文森这位“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则弱了一点。梅罗维茨的研究基本上到电子媒介时代就戛然而止，麦克卢汉更是没见过互联网。莱文森则开始向数字世界进军。他提出了“媒介进化论”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并不如麦克卢汉般有洞见。为了彰显思想的深刻，莱文森用了“理性”一词来说明人们如何选择媒介从而形成媒介的发展动力。李明伟的评判是，这一步既大且空――我更愿意用“大而无当”一词。

现在来说说波斯曼。他的《娱乐致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非常有名。李明伟在代际传承中并没有把波斯曼置入其中，理由是他可能更偏向于批判学派的立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研究的性质问题：解释性研究还是规范性研究?

梅罗维茨是典型的解释性研究立场，他只是解释电子媒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究竟何在，至于这个影响是好是坏，什么是好的影响，并不过多涉及。莱文森是热情洋溢的乐观派，觉得总体而言，媒介对社会影响偏于正面，且这种正面属于应有之意而无需多加评判。而在我看来，波斯曼其实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任何一种进步(事实的进步)都是进步(价值的进步)的么?如果这的确是个问题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什么样的事实进步，才是价值进步的呢?――这就是规范性研究的立场。

所以，波斯曼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命题：对媒介环境的保护。正如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进步的技术来改造自然却在今天发现这些改造未必可以接受一样，媒介环境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波斯曼处在更高的层级上，作者李明伟将他从代际传承中去除，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我也的确认同这样一点，波斯曼的质问，有时候有点过于激进。但考虑到今天这个欢呼一切新技术诞生的时代，这样一种矫枉过正式的批判，还是有其意义的。结合波斯曼著名的“恒温器观点”，就可以理解他为何如此激进的保守了。

技术决定论与媒介环境学的缺陷

媒介环境学最遭人诟病的就是“技术决定论”，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媒介环境学至少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李明伟在本书中先是阐释了究竟什么叫“技术决定论”，然后再来剖析媒介环境学到底是不是技术决定论。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挖苦说：日文太罗嗦，二战打败，跟其文字传送太慢有关。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真的认为日本战败是因为日文罗嗦，但是，你也不可否认，这可能真的是因素之一。而在我看来，媒介环境学就有点这个意思：你既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社会的变化就是由媒介技术变化而变化的，但你也的确不能否认，后者的变化的确是前者变化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伊尼斯还是麦克卢汉，在他们的文字中，都表露过“非技术决定论”的意思，李明伟已经在此书中寻章摘句地抄录了一些以做证明。但即便媒介环境学带有技术决定论的影子，但不是这个学派的致命缺点。它真正需要值得后来者警惕的是：毫无规范可言的拍脑袋，还美名日“思辨研究”。

事实上，波斯曼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被翻译为中文的三部曲，稍失之严密。这是媒介环境学中最著名的三位学者的缺陷。而未经严格学术训练的初学者，又会极易被这种激扬文字的风格所吸引，甚至情不自禁地效仿起来。所幸的是，无论是凯利，还是梅罗维茨，都在努力地纠正这个学派从诞生之初就落下的毛病。

今天的媒介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发展得史无前例、轰轰烈烈。而媒介环境学，这一关注媒介、技术、社会、文化互动的学术流派，是有其用武之地的。国内这一块，大部分研究偏向于文头提到的“媒介生态学”，而非媒介环境学，故而还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