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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爽朗的天空下,硬朗的何群,穿一件白色亚麻质地的对襟上衣,仿佛还没有走出拍摄《吕梁英雄传》的情绪中。他开始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有点儿不太像他。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解释说自己的眼睛有点远视,原来不戴,后来发现老念错别字,上飞机经常坐到别人的座位上,只好走到哪儿戴到哪儿。解释完这些,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好意思地摘下眼镜,喃喃地说“算了,不装了,不装了”。
问:《吕梁英雄传》是山西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品之一,泥土味十足,它吸引你的是什么?
何:我是去年7月接的这个本子。当时我手里也有别的剧本,其中也有抗战题材的。但是看来看去,觉得还是一定要有一个文学基础比较扎实的作品搁在这,因为我拍的前两部抗战题材的电影都是有小说原著的。而我接这个剧本的一个很大前提就是它有一个比较扎实的文学素材,能提供一个创作的余地。马烽、西戎写的这部《吕梁英雄传》是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文学作品出现的第一部小说,它比《烈火金刚》《平原枪声》和《新儿女英雄传》出得都早,它是1944年创作,1945年在国统区重庆出版的。它作为国共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宣传资料,曾在重庆的报纸上连载。这部小说写得非常平实,里面没有传统创作中的那种高大全的东西,更没有把人物放大化。这部小说只是写了中国的农民是怎么抗日的,写的都是有骨气的中国农民。包括对地主、富农、中农这些人物身上的多面性、复杂性都写得非常生动。它对中国农民的这种描写,对战争中这些小人物的写法,和其他写抗日战争的东西特别不一样。一场战争,由于有这么多形形的人物出现以后,使得这段历史愈发残酷、生动、感人。使得我们在今天能对抗日战争有一个全面的展现。我是特别愿意拍小人物的,而小说里描写的都是小人物。
问:看你以往拍的影视剧,根据小说改编的东西都很忠实于原著。为什么?
何要改编一个东西,首先你得尊重原作者。你不要用今天的这些东西来取悦观众,其实观众是不接受的。你一定要站在当年作者的情感上,把它拍得更接近于人的感情。要不然你就别买人家的作品,别用人家的素材。用了人家的东西,你就得尊重人家,因为你肯定不如人家。他们当时写这部小说是1944年,那个时候的感受和今天的感受能一样吗?实际上爱与恨是永恒不变的,不可能因为社会发展了,爱和恨就变了。
问:听演员说拍这部戏挺苦的。
何:我们是12月28日开机,转了4个场景,从山西的灵石、汾阳、孝义然后到北京,一共拍摄130天。我的原则是5天一集。合同上签的是100天到110天,我超了20天。但是我从头至尾修改了20万字的本子。当然是在马烽小说的基础上修改的,因为我要面临着实际拍摄,不得不动。在创作上,原则性的问题我绝不妥协。就是说,如果哪场戏影响到整部戏的质量,尤其是关键的戏,我绝不妥协。
我觉得这帮演员挺不错的,都是一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几个月的合作中,大家培养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在完成一个角色,演员对自己的角色已经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有了情感,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思想。而且大家能够在元旦前夕跟你从北京去山西,春节不在北京过,人家是为了什么?很多演员是在没有看剧本的情况下来的,人家是出于对你何群的信任,如果你再拍出一个狗屎来,你对得起谁?对我个人来讲,起码要做到认真。如果我连认真都做不到的话,那我还是职业人吗?
影视创作绝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一定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吕梁》写的是群像。创作班子是一个群体。没有这帮人跟我在冰天雪地里干130天,就没有今天的《吕梁》。组里的工作人员都挺支持
问:通过这部电视剧你想给人一种什么触动?
何:拍的时候我就想,男人看了要不怕死,战争来了得冲上去,在战争当中你有冲上去的那种自豪感。另外要让人对国内的汉奸、对国内的利己主义者有一种恨。中国的汉民族从古到今,没有打到过外国去,我们一直是被外民族侵略的。而抗战打子八年,我想不通为什么打了八年抗战?越战才几年?伊拉克战争才几年?日本人固然可恨,但中国出的那些汉奸更可恨!汉奸是有奶就是娘,谁给钱给谁干,自己没有立场没有信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就完了。
问:拍过去的作品,怎么能使今天的观众爱看?
何:要做到播完以后大家还想看。有人说这是个应景的作品。为什么要应景呢?中国让人欺负了8年,我们就非得到60年应个景?说这话的人好像他就不是中国人的感觉。这是一段历史,不能说天天想夜夜想,但起码不能忘记。到60年那年,我们再想得多一点,也不为错。不能说就60年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应景的作品?作为创作人员,在拍摄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应个景就完了,当然想要这个作品能留下来最好。这部小说从40年代流传到今天,证明这个小说还有它一定的历史价值,不是说拍完了《吕梁》,人家小说就没了。现在的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收视率并不完全代表作品的水准,有的时候是两回事,但是我希望收视率好,我希望有一批好的抗日作品带动起整个抗日题材电视剧热。
问:现在的人可能不会专门去找这部小说看,你把它拍成电视剧,其实等于给这部小说多了一条传播渠道。
何:即使是拍成了电视剧,也可能有人不看它,因为文化氛围不是当年的文化氛围了。我觉得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对人还是有感情触动的。现在我们不愿意说教化,说教化显得很正规,但不管怎么说起码他还是会受到这个作品的影响。我这么说只不过换了一个词,但不管怎么换,你读书,看作品,一定是影响你的,不承认也不行。
问:其实很多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作都是关于抗战题材的电影,比如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梁》和冯小宁的《战争子午线》。
何:我一直觉得,拍战争片得拍打日本鬼子或者打八国联军的片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你被别人侵略了,人家打到你家里来了,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你理所当然要反抗,你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要打他,揍他,打得他非得管你叫爷爷。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本能。而且战争打起来其实是没有人性而言的。我对战争的理解一直比较简单,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打我了,我凭什么不打你?!而且你打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一定要打你!在外族侵略本民族的时候,这种民族矛盾一定是第一位的。
问:以前你拍的《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红岩》,口碑都很好,有的成了经典片。
何:1991年拍的《烈火金刚》投资也不高,就230万,拍了个上下集,等于115万一部,而且当时用了那么多好的演员:申军谊、葛优、梁天、宋春丽、剧雪、赵小锐、李强等,这些演员在90年代应该算是在国内有影响的演员了。《烈火金刚》进入市场以后,也算是成功的,除了还
给老板的成本是230万以外,纯利润在300万到400万。如果按现在的票房计算的话,那票房的比例就很大了。
问:当初拍《烈火金刚》时想过观众会喜欢它吗?
何:当时拍完那部戏以后也没觉得怎么样,影片公映以后,我参加了在北京、河北等几个城市举办的几场首映式,看到观众的那种反映,有些地方是你想到的,有的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观众与这部影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观众一看到中国人跟日本鬼子干起来,那种感觉就像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的那种感觉,让人扬眉吐气。那部戏拍完以后,我就觉得拍抗日战争题材的戏一定得煽动民族情绪,一定得让中国人觉得他是不能让别人欺负的。我这次到山西去看景,当地人说起《烈火金刚》的每一个细节,我真是挺感动的。那已经是10多年前拍的片子了,我快50岁了,别人还能记得我30多岁拍的片子,真觉得还有点安慰,觉得当时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问:老拍这类题材,那不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吗?
何:1991年拍的《烈火金刚》,10年后的2001年又拍了《平原枪声》,我觉得这10年的变化挺大的,演员的那种状态,包括周边的环境、对抗日战争这种题材的把握,能再跨上一步特别难。其实拍完《烈火金刚》我就发誓以后不拍这种戏了,太苦了。然而10年后我又拍了《平原枪声》。拍完《平原枪声》,我觉得抗日战争题材的片子真的很难拍了,在人物塑造和战争描写上,能有新的突破真的很难了。但现在我觉得,最难的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别的再形式的东西都能过去,但是让你从骨子里面去改变的话,把自己打碎,实际上是比较难的。
问:在你的很多影视剧中,都少有腻腻歪歪的儿女情长,是不是跟你的性格和偏好有关?
何:我拍的都是那种最土的东西。可能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叛逆的东西,你越是天天要说柔情、爱情、感情,我就偏不。现在我们有太多的这个,大家都在伤感,都在暧昧,都在眉来眼去。人最大的爱,永远不变的爱,就是对你民族的爱,恨也是你的民族受到屈辱的恨,其他的我觉得都应该比较平淡。《吕梁》这部片子里整个没有爱情,但是我觉得有感情。一部片子可以没有爱情,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感情。感情大于爱情,是另一种爱。我觉得要有大的情感,不拘泥于小的磨磨唧唧。我一直认为艺术作品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真诚”是真的。只有真诚才能打动观众。
问:第五代电影人中的很多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都改变很多,但是你改变得很少。
何:所以说我是不识时务嘛,明知道这东西现在不卖钱,你说我还拍它干嘛呢!我拍不了偶像剧。我觉得,一定是在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才能拍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一定是在一个人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和假。现在在商业市场里面我晕头转向了,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