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介逼视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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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对私人领域过度的报道行为导致媒介逼视现象的出现。本文通过个案来分析媒介逼视的影响因素、类型、内容归类,进而探讨形成媒介逼视的原因及其影响。
关键词:媒介逼视 私人领域 过度报道
媒介逼视的界定
媒介逼视。陈力丹教授认为:“媒介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这种行为给被报道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①
影响媒介逼视的因素分析。媒介逼视是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公开报道,那么对“度”和“私人领域”的把握是理解媒介逼视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影响媒介逼视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报道频率。形成逼视的条件之一是报道的频率。如果报道频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并不一定会产生逼视。但随着频率的提高,对被报道对象的关注逐渐增强,逼视效果逐渐产生。
第二是报道的时间段。时间段与报道频率是紧密相连的。任何报道都有开始和结束,有的报道只有一天或几天,而有的报道则长达数十天,时间段较长的、频率较强的报道相应的影响力就较大,逼视效果就较强,反之,逼视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第三是报道距离。这里的距离是指报道内容与报道对象的关系。关系近则报道距离近,关系远则报道距离远。换句话说,报道涉及私人领域的事情越多,程度越深,报道的距离就越近,报道对象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压力或焦虑。
第四是内容定位。逼视与私人领域密不可分,报道内容是否涉及私人领域是逼视形成与否的重要因素。报道内容是否涉及私人领域、与公共利益的相关程度是把握媒介逼视的重要指标。若与公共利益无关,除非当事人同意,否则不应报道;与公共利益有一定关联的私人事件,应选好角度,关注私人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同时,在报道时要考虑到报道是有利于个体还是有害于个体。
第五是报道情感。新闻客观性要求任何一篇报道都要秉着客观的原则进行报道,然而人是有感情的,报道不可避免涉及报道者的个人情感。报道者在进行报道时持正面态度还是反面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都会流露在行文中。带有报道者感情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和报道对象的态度。
第六是报道尺度。是如实报道还是扩大夸张报道是媒介逼视的关键问题。扩大夸张的报道会使报道内容偏离事实,影响公众对于事件的理解,给报道个体带来负面影响。
媒介逼视的类型
媒介逼视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媒介自发形成的逼视和个体利用媒介进行的逼视。
媒体自发形成的逼视主要是指媒介为了获取报道效应,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而对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进行私人信息的刺探式、追踪式、带有强烈情感倾向的报道。
个体借助媒介进行的逼视主要包括求助媒介和利用媒介两个方面:
求助媒介。近些年民生新闻逐渐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同时不断发展的平民话语权使得普通民众有了发言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民众往往在困难时求助于媒体,希冀媒体的报道可以带来更加广泛的关注与影响。但媒体的报道往往超过求助事件本身,对涉及事件当事人的私人领域进行放大式的追踪报道,最终形成一种逼视。如《贫困父亲写信遍求中国富豪》这一报道称,贫困农民刘福成为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向6名富豪发去求助信,希望他们捐钱给女儿治病。随后,该报刊发多篇追踪报道,对有捐款意向的富豪热情报道,而还没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点名。报道中不仅涉及了刘福成的家庭状况,孩子的现状,还大肆报道了刘福成所求助的富豪,对富豪进行“点名”,逼迫富豪捐款。这种报道无疑超越了报道的尺度,导致了媒介逼视的形成。
利用媒介。在网络日趋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来表达个人意愿的现象越发普遍,但随之而来的负面作用如人肉搜索、操纵民意等现象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深思。2008年末一起借助人肉搜索报复女友的案件引起一片哗然――相恋4年的女友周某在考上大学后与男友林某协商分手,林某对周某的行为十分愤恨,于是借助网络篡改事实,将其女友的全部信息包括在大学的宿舍、舍友、新男友、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地址等全部搜索出来,同时利用民意声讨女友,给女友及其亲朋造成极大的困扰。林某借助网络这一渠道对周某的私人领域进行干预,极大地侵犯了周某的权利。
媒介逼视的内容归类
仇富仇官。2009年,媒体的关注焦点从习水嫖幼案到湖南罗彩霞案再到巴东邓玉娇案,甚至29岁的市长周森锋也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综观这些报道焦点不难发现,此类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共同点之一在于这些事件都涉及一个“官”字。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中国自古有之,凡是涉及政府、官员的事件,公众总是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这些事情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大的轰动效应,仇官心理无疑是其原因之一。“仇富”心理是指仇视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暴富者,以及变富之后“为富不仁”者。贫富差距逐渐加大这一现实,极易使社会成员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感,以致在个人层面上表现出“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现象。2008年的杭州飙车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媒体在报道中不断强化肇事者和受害者身份的对比,凸显“富”与“贫”的差距。“富家子××”是最常见的标题,媒体这种带有明显情感倾向的报道无疑迎合了大众的心态,二者共谋了这场逼视的“狂欢”。
道德伦理。私人事件一旦触碰到社会道德与伦理底线时,公众往往以道德优越感作依托,实施对个人的道德讨伐。网络匿名性使公众高枕无忧地高举话语权,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错”或“有罪”的道德猎物。珠海“最牛老太”不向慈善机构捐款的话音刚落,即招来一片讨伐声,有人甚至认为“最牛老太”是“典型的为富不仁”。无数网友高举道德大旗声讨“最牛老太”,逼迫她捐款。媒体在报道时也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文章中经常出现“道德上过不去”、“人性的丑陋”、“难以安心”等情感化的词。媒体非但没有反思受众的这种逼迫,而且还与受众共谋了这场道德批判。
愤世嫉俗。由于现实生活的艰难以及对现实的不满,网络成为网民发泄个人情绪的主要场所。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许多网民在网上发表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发表的过激的、过于偏执的言论,将个人情感混入事件中,造成了一部分媒介逼视的形成。例如某网民写道:“但是作为一个市长,万众瞩目的人物,怎么可以对全国人民的质疑置若罔闻,其品行可见一斑。”类似激烈的言论还有很多,在网络环境中屡见不鲜。
操纵民意。罗彩霞案曾闹得沸沸扬扬,各大论坛上随处可见关于此事的议论。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某些论坛的讨论基调却从对罗彩霞的同情,慢慢演变成对王佳俊的同情和对罗彩霞的声讨。对此,有网友猜测这些“挺王倒罗”的声音可能出自网络公司。网络时代,民众的表达权获得了极大的释放,但或许正是因为民意的多元化、复杂性以及网络的开放性,民意有纵被利益主导的可能,而纵的民意则可能按照操纵者的意愿对某些对象进行逼视。
商业利益驱使。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为了获得市场和更高的利润,媒体刻意取悦大众,在报道时偏向于渲染私人领域中的感情因素和戏剧性情节,并对其无限度地夸大。
某些媒介从业人员素质低下。在媒体市场竞争中,职业道德逐渐让位给利润增长,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不顾新闻的客观真实的原则与基本的人文关怀,滥用媒体权利进而造成了媒体逼视现象的频繁出现。
顺应了大众的社会心理。传媒之所以可以“取悦”大众、“道德绑架”富人,而不为大众所唾弃,关键就在于顺应了大众的社会心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调动民意、争取受众。
平民的话语权。近几年,网络已成为普通公众表达个人意见的主要场所,个体可以不受限制地表达看法,大到国际事务,小到生活琐事。这种平民的话语权难以避免网民对个体私人领域的过度关注。
网络把关人缺失。新媒介时代,网民对于事件的见解可以不经过大众传媒“把关人”的筛选和过滤,直接进入到公众的视野。把关人的缺失必然造成各种信息充斥网络,缺乏引导,极易造成对个体的逼视。
媒介逼视的影响
首先,媒介逼视给报道对象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笔者将通过以下三种理论进行分析:
拟据理论。社会学家戈夫曼在他的“拟剧理论”中提到“前台”与“后台”。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符合人们对其角色期待的形象。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人们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当媒体将原本属于后台的私人行为展示给公众时,由于这些后台行为不符合前台及公众对其角色的期待,使报道个体产生焦虑不安的心理体验。个体为了减少压力会被迫改变行为方式以符合大众的期待。
媒介情境论。媒体理论家梅罗维茨指出,媒体可以展示或隐藏某些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情境。媒体新情境可以轻易聚集起海量观众,并且具有“舞台化”效果。当媒体把处在私人领域的人不加保护地强行曝光于媒体新情境时,被报道对象在原有私人情境中的角色行为一旦不能适应媒体新情境的社会期待就会感到有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个人或被迫改变原有角色行为以适应新的期待或因无法完成转变而感到窘迫和不安。②
社会情境理论。根据社会情境理论,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角色扮演是不一样的。属于私人情境的人被媒介曝光于媒介所创造的新情境中,被报道对象在私人情境的角色行为一旦不符合大众的期待,则会陷入大众的舆论包围并受到舆论攻击,给当事者造成极大的压力。在新情境下,被报道对象根据大众对此角色的期待进行角色调整使之适应来减少压力;或者因无法成功转变角色而陷入窘迫的境地。
其次,媒介逼视将造成传媒功能的失调。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媒介肆意炒作、极力渲染的例子司空见惯。加上网络媒体缺乏法律的约束和全面系统的监督引导机制,经常存在一些失实、夸大甚至是子虚乌有的报道。媒体的炒作、渲染甚至不实报道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吸引一些受众,然而当受众发现受骗之后,就会对媒体的信息持不信任的态度,媒介的公信力也将遭到公众的质疑。另外,媒体的容量毕竟有限,受众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议题”的容量也有限,媒介对私人领域“过度”地关注,必然导致公共问题的报道减少。由于媒介逼视热衷于对私人事件的细节渲染,着重营造“舞台化”效果,因而容易忽略私人事件背后的公共利益。
最后,媒介逼视将造成社会功能失调。公众的“纵容”使媒介逼视在近几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上自官绅富户,下至普通百姓,均是媒介逼视的“潜在”对象。媒介逼视的泛滥使得人人自危、谨言慎行,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良性互动。人们依靠各种信息来决定言行,在各类夸张、渲染甚至不实信息的包围中,受众难以区分信息的真假时将无所适从,根据各自的经验、直觉选择信息,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媒介逼视在报道中往往人为地划分出“我们”和“他们”,受批判对象属于“他们”,媒介和大众则属于“我们”,这种划分无疑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结 语
媒介逼视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因此,规避媒介逼视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②陈力丹、王晨瑶:《“舆论绑架”与媒体逼视――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新闻界》,2006(2)。
(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硕士生)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