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什么”永远比“怎样教”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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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什么”永远比“怎样教”重要――这是上海师大王荣生教授的著名观点，是王荣生对长期处于无效或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的一次拨乱反正，是对一位久病之人下的一副猛药，是不同凡俗的一声巨响，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喊，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应该说认为“教学方法”（怎样教）比“教学内容”（教什么）重要的仍大有人在。理不辩不明，基于此，笔者觉得仍有重拾王荣生牙慧的必要，在此写上几句。

巴班斯基早就这样说过：是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而不是相反。王荣生认为：“对教学方法的努力，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教学内容。”两位专家的意思无非是：“怎样教”要为“教什么”服务，“怎样教”只是手段，“教什么”才是目的。

语文在我国单独设科已逾百年，之所以要单独设科，是因为这门学科有它自己的独特领域和内容，为其它学科所不可代替。笔者认为，“教什么”（教学内容）是认定一门学科具有独特性的根本体现，是这门学科之所以必需单独设科的价值所在。比如教《陈情表》，就应当去教作者的“陈情”艺术，而不能把主问题设置为“忠孝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有什么启发”，因为后者是思想品德课的内容。语文课就要教语文的东西，起码主要是在教语文的东西，不然，要语文课干嘛？

再列举两例，看看我们的语文课在教些什么。“父亲爬栏杆过铁道违反了交通规则”，“武松打虎违反了稀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姑且不论当时是否有这样的交通规则、是否有这样的稀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就算有，这些内容又与语文何干？我们教的是交通安全讲座，还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于是，教学方法愈高超，讨论愈热烈精彩，其结果离语文却愈远，因为其教学内容完全背离了“语文”这一学科范畴。正如李海林所说，就语文课而言，这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语文老师们似乎个个都成了不务正业的高手了。

此等怪现状，懒惰、跟风的语文教师们有责任，但是教材对教师们的误导更是难逃其咎。姑且以语文版七年级下册的两篇文言文为例。《强项令》的“思考与练习”三：“董宣未经审判，‘格杀’湖阳公主家奴，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包拯》的“思考与练习”三：“包拯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你还知道历史上哪些清官？说说他们的事迹。”这两道思考练习题，前一道适合列入思想品德课本，后一道适合放入历史课本，就是都不适合进入语文课本。此不过冰山一角而已，热心语文教育的同仁们，且不妨翻翻各版本的语文教材看看。

如果教学内容不当，再高超的教学方法也是枉然。比如上面两例思考练习题内容，辅之以高超的教学艺术（怎样教），当然也可以上出精彩的课来，但那是思品课和历史课，绝不是语文课。那么，再精彩又与语文何干？！语文课是要有语文味儿的，而这味儿只能来源于教学内容（教什么），而不是教学方法（怎样教）。在我看来，“教什么”为各学科所独有，而“怎样教”（即教学方法，如启发式、讨论式、合作探究式等）却为各学科所共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教什么”为单门学科所独有、其它学科所无，才体现了此门学科的价值所在。所以，“教什么”对此门学科而言，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前已说过，“怎样教”只是手段，“教什么”才是目的。譬如说，你是去上海，还是北京，这是你首先要确定的，是目的。至于怎样去，是乘飞机，还是坐火车，抑或搭汽车，则是手段。如果你的目的地是上海，你却乘了飞机去了北京，还为自己乘了飞机而颇为自得，岂不荒谬？在目的地弄错了的前提下，交通工具越是先进，离目的地也就越远。

语文教学亦然。王荣生指出：“语文教师在备课活动中所自觉关注的，往往不是实际耗费他大量工时的教学内容，而从一开始就陷入在教学方法中，在‘教什么’还拿捏不定的时候，一心去‘设计’有新意‘怎样教’。从‘怎样教’入手去解决‘教什么’的难题，这带来了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也造成了语文教师大量的无效劳动。”（《听王荣生教授评课・导言》第2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可见，要体现出“怎样教”的效果的前提是，要先把握好“教什么”。也就是说，“教什么”比“怎样教”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