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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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校两位教师为准备市级讲课比赛，先后奉献了两节公开课。两位教师各有所长，评课老师们莫衷一是，引发了我的一点思考。我们先来看看两位老师的上课思路。

第一位教师上的是鲁迅的《故乡》一课。他上课的思路很传统，主要从小说的三要素展开。先让学生读课文，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然后让学生找出描写人物的手法，从而分析出人物形象，再通过探究人物形象形成的原因，揭示文章的主题。这样的课，可以说是上得“四平八稳”，本来应该没有多大的毛病可挑，但是因为要选拔要去县里参加比赛，大家还是尽量地提一些批评和建议，其中一位教师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节课有一个明显的不足――灌输的内容太多了，比如描写人物的手法――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等，教师都一一进行了分析；闰土和杨二嫂的性格――麻木、泼辣、势利、刻薄等，教师也和学生一起进行了品味；几个关键词句的含义――如三个“辛苦”等，教师也让学生作了笔记。但正因为这些，评课教师就认为“讲”的内容偏多了，而且过多拘泥于教材，没有举一反三将教材作为例子，培养阅读其它相关文体的能力。这位评课教师可能是受了两句话的影响：一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二是新课改所倡导的“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第二位教师上的课是沈从文的《端午日》，这节课可以说是别开生面，教师讲这篇文章的时候，设计了三个问题：

1.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内容？

2.是怎么写的？

3.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这些写法？

这是关于中国传统的习俗――端午节的一篇文章，可是教师在上的时候，并没有在意这一点，即第1点的内容讲得很少，几乎是一带而过，他把主要时间放到了第2、3点，学习它的写作手法，并通过读写结合，让学生运用这种写法来进行当堂训练。我们都知道，这篇文章的场面描写（正面侧面相结合）非常好，详略非常得当，教师抓住了这些，让学生找来几天前写的一篇作文，对照课文，找出自己作文的弊端，让学生进行修改，修改完以后，师生又对各自的成果进行赏析、评价，这个过程，用了将近半节课的时间。对于这堂课，有的听课教师就认为非常有创意，他们的理由是，这节课将教材作为一个例子，培养了学生写作能力，充分体现了“用教材教”的先进教学理念，所以是一节很成功的课。

两节课上过后，由于超过一半的教师认为第二节课更好一些，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决定推荐第二位教师参加县里的比赛，而我对这种做法持保留意见。

传统的语文教学确实存在着“教教材”的弊病，往往将教材视为“圣本”，顶礼膜拜，遇到一篇文章，必将其分析个彻彻底底，从字词理解、段落大意到中心思想、写作手法等等，学生书上记的是密密麻麻，可头脑中还是浑浑噩噩，不知收获在哪里，这种教学方式后来逐渐被大家所诟病，更有专家学者为了纠正这样的弊端，说了“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提倡要“用教材教”的做法。他们的说法确实很有道理，因为光对学生灌输固定的知识好象对学生并没有什么用处，学生应该在学习某篇文章的过程中培养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以做到举一反三，更好地解决自己以后学习中遇到的类似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要联系一下说这些话的背景和目的。专家学者们说这样的话是为了纠正语文教学盲目灌输的弊端，倡导适当和教材保持一定的距离，恰当地运用教材，来培养学生的能力，但是如果这样的“恰当”过了头，则就会陷入另一种误区。如前面所举的《端午日》一课，这篇文章放在“民俗风情”为主题的单元里面，编者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通过这篇文章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如果仅仅以“用教材教”的借口就将其上成了一篇写作能力培养的示范课，我觉得有些过了头。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用教材教”这样的观点，原先只是想纠死啃教材，将教材分解得支离破碎的错误做法，并没有轻视教材的意思，而这句话到了有些教师的头脑里，却变成了“教材无用论”，“教材可有可无”，于是将语文书上的篇目都变成例子，说明文变成说明文阅读的例子，议论文变成议论文阅读的例子，一些流传久远的文章，甚至蕴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精髓，因为没有成为“例子”的价值而被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

现在的语文课堂，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就是这种错误观念所引起的，每讲到一篇课文的时候，让学生先读一遍，然后就是出示大量的问题，变成了“全问题”教学法，教师不对课文进行分析和解读，而只是提问题。这样的做法真有点太过激进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教材上的文章都是精雕细选而来，多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之作，其中不但蕴含着能够培养阅读或者写作能力的某些元素，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审美元素、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滋养元素，而如果仅仅将教材作为一个例子，或者说仅仅是技能训练的例子的话，那么若干年以后，必然导致学生和教材的距离越来越远，学生的脑中再也回忆不起杨二嫂“细脚伶仃”的圆规的形象，手中再也写不出“希望是本无所谓有……”这样有哲理的话，人类悠久的历史文化恐怕难以很好地传承下去了，而如果失去了这些悠久的文化，就会失去我们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的语文教学所谓培养学生的能力又从何谈起？

由此看来，第一节课虽然讲的内容有些多了，但有些地方需要讲的还是应该好好地讲，让学生能够知悉，如果说第一节课有些保守的话，那么第二节课又显得过于激进，将原本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舍去了，光专注于培养学生的所谓写作能力，殊不知，沈从文先生若不是对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么地如痴如醉，他又如何能写出那么精彩的文章呢？可见，培养学生对于传统的文化的热爱之情等等方面的能力，何尝不是本课的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呢？而评课教师对于两节课的评判又反映了我们在学习和领会专家学者话语时的盲目性。有些专家学者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要看他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是针对什么情况说的，切不能断章取义。在这里可举杨朔先生《画山绣水》中的一句话来作例，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自从古人写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多有人把它当作品评山水的论断。殊不知原诗只是着力烘衬桂林山水的妙处，并非要褒贬天下山水。本来天下山水各有各的特殊风致……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和“用教材教”这样的话，只是让我们不要一味地拘泥于教材，死啃教材，而并不是让我们视教材为可有可无，甚至抛弃教材。“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这个问题，有时候真的难以说清，正如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一样，是需要我们兼顾的。

[作者通联：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房山初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