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尽可夫”看《左传》女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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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楠楠（1990―），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多年来，《左传》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左传》中还产生了丰富的成语、典故，比如尔虞我诈、一鼓作气、厉兵秣马、东道主等等。“人尽可夫”就是出于《左传》。从这个成语的意义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女性的真实地位。

关键词： 《左传》；“人尽可夫”；女性地位

一、《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的历史。它是为《春秋》作注解的一本史书。

有关《左传》的作者问题，有很多种说法。在唐朝以前，人们都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这种说法来源于司马迁。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向、刘歆父子，班固，桓谭，刘知几等人也都相信这个观点。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唐朝人赵匡。他认为 司马迁的说法没有证据，只不过是道听途说之言。叶梦得等人也同意赵匡的说法。郑樵在《六经奥论》中有这样的记载，“左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也就是说，他认为《左传》的作者只是一个姓左的人。清人姚鼐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吴起及其后人，《左传补注》中有“非一人所作，多出吴起及其后人之手”的记载。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刘歆割裂了《国语》五十四篇而造成《左传》，剩余二十一卷即今之《国语》”。也就是说，他认为《左传》是刘歆自己伪造的。但是刘歆伪造说已经被学术界否认了。另外还有各种说法，比如子夏说、非鲁说等等。综上所述，《左传》的作者不外乎有6种。一是左丘明。二是左氏。三是吴起及其后人。四是刘歆。五是子夏及其后人。六是非鲁国人。而我认为，《左传》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司马迁是个史学家。他为了治史可以博览群书，游历天下。由此可见，他是个严谨的史学家。拥有这样治学态度的司马迁应该不会无的放矢。他既然明确地说过《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那就是有一定根据的。就算他是道听途说，也绝不会是空穴来风。所以，我认为左丘明应当参与了《左传》的撰写。但是，他应该没写完，要不然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左丘明所完成的应该只是《左传》的初稿，后来的人（不一定是什么人，也许是吴起及其后人，也许是子夏及其后人）在整理的时候又加入自己撰写的内容（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这就是《左传》作者混乱的原因。

由于《左传》作者的混乱，其成书年代也是扑朔迷离。如果《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那么其成书年代就是春秋末年。如果是吴起，那么就是战国初年。如果是刘歆，那么就是西汉末年。《左传》的成书年代与其作者紧密相关。根据我上文的推断，《左传》的主要作者是左丘明，那么其书的主要部分应成于春秋末期。

二、“人尽可夫”的典故由来

《左传》中产生了大量的成语、典故。比如东道主、魑魅魍魉、齐大非偶、外强中干、狼子野心、鞭长莫及、城下之盟、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等。“人尽可夫”这个典故也出于《左传》。

据《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这段文字就是这个典故的原始出处。这段文字的大意就是，祭仲的专权引起了郑伯的忌惮，所以郑伯派祭仲的女婿刺杀他。结果这件事被祭仲的女儿知道了。祭仲的女儿回家问母亲该怎么办，其母亲的回答就是丈夫可以再有，但是父亲只有一个。这就是“人尽可夫”的原始意义。由此可见，这个词语最初的意思是很美好的。“人尽可夫”最初强调的是亲情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女子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她的丈夫，但是血脉相连的父亲却只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周代宗法制度的一种表现。

但是，现在这个词语的意思却变了。它变成了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变成了一个表示女性的词语。“人尽可夫”一词意义的转变说明女性地位的变化。

三、《左传》女性地位

当中国处于母系社会的时候，女性的地位是崇高的。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西王母的传说，女娲造人、补天的传说，旱魃杀蚩尤的传说等等。这些神话中的女性都有着神奇的力量。后来，中国感生神话的出现表明男性的地位开始提高了。比如商民族始祖契的出生、周民族始祖弃的出生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周祖后稷是其母姜“履帝武敏”孕育的孩子。也就是说，后稷是天之子。之前的女娲造人，人们根本就没注意人类的父亲是谁。但是，现在姜生子，人们却认为孩子的父亲是天。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注意父亲的重要性了。之后，《小雅・斯干》中有了这样的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疑，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此时男贵女贱已初露端倪。周代宗法制度的制度化也使得女子的附属地位成了一种必然。后世由于程朱理学的流行，女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一直到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女性在思想、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女性有了独立的社会地位。而就东周时期的女性而言，虽然男性已经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但是女性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比如祭仲的女儿就可以在父亲和丈夫之间做出选择，而并不是像后世女子那样出嫁从夫。楚武王的夫人邓曼也可以辅佐自己的丈夫，参与国家政治。息妫被抢回楚宫，但她却能以无言表达抗议。另外，卫宣姜、晋骊姬等人也曾在各自国家中起过国作用。

《左传》中的女子有这样的地位是有原因的。宗法制度的确立是最重要的原因。何为宗法？宗法就是以血缘为纽带，以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分配财产。宗法制确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财产分配，而分配标准就是血缘。如此看来，此时的人们更加重视血缘关系。这也是祭仲的夫人能够说出“人尽可夫”的原因。宗法制对女子的要求主要是“从父”， 血缘重于一切，这就减轻了女子身上的负担。而从“三从四德”开始，女子的束缚就越来越紧了。在中国古代史上，女性的地位是逐渐下降的。但此时的女子还保留着一份最原始、最淳朴、最真挚的热情。这种热情使得女性能够积极地融入生活，绽放生命的光彩。

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女人是什么》一书中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整体的文明，产生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之间的所谓女性。仅仅是因为他人的介入，一个人才会被造成这另一性别。”女人本就应该如此独立，也应一直独立下去。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4]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5]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