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墓竹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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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组的发现，对于解决老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切实的根据。在简本《老子》的分组原因与抄写时间问题上，本文认为从甲、乙、丙三组简文语言的变化上，可以把三者甄别为三组，进而可以分别出三组在抄写时间上的差别。具体说来甲组的抄作时间比乙组早，乙组又比丙组早；丙组的抄作约在战国中期偏晚，甲组则可能是公元前400年左右或更早些时候传抄的。因此所谓甲、乙、丙三者所依附的竹简形制的不同，乃是由于历时性的原因造成的，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其次，在考论简本《老子》其书及其作者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韩非子》、《庄子》、竹简《文子》等书引《老》的大量考察与引证，认为在战国中期偏晚或整个战国中期，《老子》的总体状况远较郭店简书完全，其一在份量上离五千言的《老子》本子相差不远，其二在结构上可能仍然是松散的，或可称为《老子》丛书，但在内容上已被看成相互补充依赖的一个思想系统了。最后通过《墨子》佚文、《说苑》、《战国策》及简本《老子》自身的考察，认为《老子》一书的形成，部分地吸取了他人的思想成果，因此《老子》书不一定全都是老子一人完成的，而很可能是逐步完善、发展演变而成为通行本样式的，但其大体规模当在战国早期，迟至战国中期偏早的时候已经形成了。

比较简、帛、通行本《老子》在文本及思想上的区别与联系，本文认为从《老子》一书的原始本向郭店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及各通行本发展，编者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重新编辑《老子》文，使之趋向更为合理化的。从简书经过帛书本，发展到各通行本有其内在的不得已的合理性，且从先秦到两汉，在保持文本活页自然稳定的基础上，几乎一切古籍都是处在不断编辑中的流动变化的东西。在《老子》文本的变化过程中，帛书甲本奠定了其后诸本缀属的基本框架，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后诸通行本虽按上下文的语意关联作了精致的81章次划分，但仍不脱其大体。此外，有两点值得特别一议。其一，关于简帛书的墨记符号的内涵问题。相对于简书来说，帛甲的小圆点具有间断文本连续性的作用，它们反映出墨钉之间及其前后的文本原非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重新联接文句、编辑文本的操作过程中，小圆

点除有识别文本，保存文本活页的作用外，而更多地是指向在努力探索文本内在联系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某种怀疑和疑虑：加上小圆点，盖表疑问和审慎也。其二，关于通行本在文本编辑上的增句、减句问题。本文在考察了大量例证后，认为以王本为代表的通行本特别讲求对偶与蝉联，正是此两修辞格的运用，使通行本的文本编辑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增句、减句，增字、减字，乃至不断重复语句、字词的现象。因此蝉联与对偶，也就演变成通行本编者进行文本编辑的两条重要原则。

在《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系列中，有几个概念颇为重要，本文选取了“太一”、“水”、“神明”三词着重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太一生水》并非关尹或其弟子之作；无论从文化源流，还是从地域特征来看，楚国最有条件产生出《太一生水》篇，应是楚国学人的道家作品。《太一生水》篇的发现，对于先秦学术思想有着重要的贡献。首先，它以“太一”为最高存有，构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论系统，共目的是指向成岁的解释，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其次，在这一宇宙生成论系统中，“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有着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先人对水的深沉体验与玄思。再次，它表明了自然哲学在中国古代的发达，具有比较复杂、纯粹的思想深度，有力地回击了今人动辙谓中国文化无科学的论调。最后，它还鲜明地表示出中国人具有双重宇宙观，这双重宇宙观即太一的形上宇宙观与天地万物的形下宇宙观，且二者是上下贯通、和谐并存的。

对于儒家作品，本文主要研究了与先秦心性论密切相关的几篇简书。简书《五行》的再次发现，证实了其制作当在《孟子》之前，而很可能产生在战国早期，出于孔门第三代学人之手。而其学派的归属可能有二，一是属思孟学派，为《子思子》一篇；二是有可能为世子之作，而帛书《五行》说解部分属其门人之作。权衡这两种可能性，本文以为后者比前者更为可靠。从思想上来看，楚简《五行》首先对“五行”一词进行了更深入更内在的分析与理解，认为仁、义、礼、智、圣五行，形于内则谓之德之行，未形于内则谓之形。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仁义礼智四行和谓之善。德，天道也；善，人道也。二者所适用的范围与所成就的境界是不同的。《五行》强调心的作用，认为达善成德，乃在于涵摄四行、五行之心自体的和乐一同。这也就是所谓“为一”、“慎独”的修养工夫。总结从简帛《五行》经说到帛书《德圣》思想的变化，简帛“经”的部分其思想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无甚变化；从“经”到“说”则突出地以心、性、气来疏释五行的思想系统了，其中“圣”一行似有被拔出抬高的迹象。到了《德圣》篇，其思想旨趣、学派性质可能有较多的变化，它抽出《五行》经说中论天道与德圣的这条线索加以偏执，且对圣智二者进行了比较，已显露出重圣轻智的论调。不过，《德圣》仍当是“《五行》学派”内部自觉分化的结果。

《性自命出》是一篇颇为重要的先秦儒家楚简佚籍，此篇的出土对于先秦心性论的肯定及其出现时间的上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思想内涵来看，该篇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但性本身不即是天命，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尚有差别。性有善有不善，但性并不即是善或不善。简书以情气为性，就其情气兼有善、不善言，“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性之所以能出情，乃因心取之而出，及其见于外，物又取之。物感心，心取性，情则顺心物之取感而出。心、性、情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皆尚真信。心性之修养皆在于反己修身，修身必以道。道以心术为主，以人道为可道。道兼情义，有情有义方为道，情与义亦尚真信。教，根源于心性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生德于中”，把儒家之伦理内化于人的个体生命之中。

在《性自命出》的具体学派归属问题上，本文首先考察了思孟学派与该篇的关系。认为子思的思想与《性自命出》颇为相近，但亦有重要的不同。而世子的思想在性之善否和性情论上，与《性自命出》较为一致，不能否认世子作《性自命出》的可能性。总而言之，从心性论的角度及原始儒家学术思想的异同来看，子思或世子很有可能是《性自命出》的作者。与此相对的是，子游、曾子、宓子贱、漆雕开和公孙尼子等人，虽仍有可能是该篇简书的作者，但其可能性不及子思与世子之大。

对于《语丛》，本文首先将前三篇与第四篇分辨、剥离开来。前三篇是当时流行的儒家文献的摘抄，其语录中心仍然是以心性论为统系的。《语丛一》着重论述了“天生百物，人为贵”的道理；《语丛二》主要论述了人的喜怒悲乐及虑、欲、智等皆源于“性”的问题。简书论性，从情、欲、理、力四路作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解。由此可以推断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诸子所持的人性论状况，其丰富、驳杂的程度当颇为惊人。《语丛三》，包括《语丛》前两篇，对人伦、人道有比较系统、深刻的理解，对儒家伦理与血缘伦理的区别、联系有比较深刻独到的论述。《语丛》前三篇有许多思想能与思孟学派的作品相沟通。

总之，郭店楚简是在战国早中期制作或传抄的儒道作品。简本《老子》三组在某些观念上甚有特出的地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更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儒道两家的关系。《太一生水》以“太一”作为宇宙的本体与化生母根，在中国哲学与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儒家简书显然突出了心性论的内容，《五行》、《性自命出》、《语丛》等，都对心性论的理论内涵有突出的论述和深入的发

挥。当然郭店楚简的发现还有一系列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逐渐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