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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庄子、孟子对“性”的论述分别代表了战国中期道儒两家的不同价值追求,而新出土的郭店儒简中的看法则体现了儒道之间的某些会合。文章通过对三者关于“性”、“命”、“心”、“情”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它们从不同角度给人的安身立命之不同思路。
[关键词]:庄子;孟子;郭店儒简;性
在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的思想中以及新近出土的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等文字中均反映了战国中期尤其是公元前350年到公元前300年间的学术思想。虽然学界对庄子、孟子生卒年意见不一,但二者壮年时当大致在这一时段内,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据学者考证,其墓葬年代亦不晚于公元前300年[1],则其抄写和流行时间当亦在这之前。本文试对战国中期学界关于“性”及其与“心”、“命”、“情”等的关系作一比较探析。
一、性的内涵
庄子把性作为从道所禀赋的本然之质性。如《庄子·庚桑楚》:“道者,得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道、德、生、性即是一个简单的生成顺序。又如《庄子·天地》:“泰出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而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详加分析,庄子秉承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的宇宙生成论思路,但其思想更加复杂细密。“一之所起”是对“道生一”的解读,“未形者有分”是对“一生二”的发挥,从而引出“命”来说明万物未成形前便具有其内在分化因素。“留动”之中生出有形之物,而万物具备形体并保有从道那里所具备的特殊神态,便是万物(包括人)之“性”。因此“性”成为从无到有的一个连续性的内在本质规定,它既保持原初之真,又突破了原初之“未形”。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庄子·天运》)。万物(包括人)禀赋于泰初之真性是最宝贵的。可是,因为人“为”,常常动性失性:“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庄子·庚桑楚》)。据此,庄子认为只有无为才能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他批评“倒置之民”往往“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在《庄子·天地》中他论述了五类失性的情形:“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以及趣舍滑心,皆有害人之自然生命,伤性害生,因而他主张修性。《庄子·天地》中说:“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与天地为和”。只有具备真性之人才是全德之人,才可同于泰初,与天地一体。《庄子·达生》有:“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庄子·天地》亦有:“通于天地者,德也”。因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人作为万物之一分子,能通天地,即人能“性修反德”,体会从道那里所禀赋的真性才是全德之人。为此,庄子还提出守一,坐忘,心斋等具体的修性方法。可见,庄子把“性”作为一(道)、德、命、形、性的重要一环,把“性”定义为“形体保神,各有仪则”,把握了万物从无到有生成的内在本质规定性。这种对人性本质的追问是他进而论述“命”、“心”、“情”等的基础。
郭店儒简中没有明确给“性”一个确切的内涵。但其中言“有性有生”,对性进行了生之质的模糊规定,并且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2](第504页)(《性自命出》)。《性自命出》中有:“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2](第504页)这里含有把“性”作为万物的自然本性去规定物的特殊性,与《庄子·天地》中的内涵一致。但是,《性自命出》中还讲“喜怒哀悲之气,性也”[2](第504页),即性中包涵有“情之气”,认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2](第504页),这与庄子把“情”与“信”作为道的构成因素的论述不同,但与孟子重视人的自然感情一样,体现了孔门重情的特点。《孟子》中的“性”为人性善之义,孟子反对“生之谓性”的说法。如《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可见,孟子反对从人的自然本性来抽象地讲“性”,主张从具体的价值角度讲“性善”。孟子在回答公都子问“性善”时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这实际上讲的是“为善”的问题,把仁义礼智之四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作为人能“为善”的根源支撑。这四心表现了人之情,是以“情”为基础来讲“性”,也可以说是:性(性善)始于情,道(人道)始于性。可见,庄子从宇宙生成论的普遍意义上规定“性”;孟子从具体价值角度言“性”善,与郭店儒简一样重视人的自然感情,但孟子是性生于情,儒简是“情生于性”。
二、性与命
“性”与“命”作为宇宙生成论的两个重要环节,在《庄子·天地》中分别定义为:“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而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可见,“命”是万物未成形时的一种矛盾运动状态,“性”是万物形成后所禀赋的自然本性。“命”规定“性”,“命”与“性”又是由泰初之无(道)所来,它们都是针对“物”的无形与有形而言的,是对整体存在之“物”的根源性与发展性的规定,而道是针对整体存在与不存在而言的。“命”偏重于对万物特殊性的前存在状态即“无形”之时的运动状态的规定,说明万物未成形时即有一种自身运动发展变化的区分性。“性”偏重于无形与有形之间连续性的规定,说明万物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本质。这些是从宇宙生成意义上讲的。那么,“命”是否只是在万物成形之前起着规定作用呢?庄子认为,“命”在万物成形之后还在发挥作用,如:“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时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
郭店儒简中“性”与“命”的论述很多。“命”除了上命令下之义外,它还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它的生成是单线的,即天、命、性。“命”直接从天而降,“性”从“命”中而来,与《庄子》中“命”规定“性”的说法有一致之处,但没有《庄子》中的详细论述,也没有把“性”与“命”都作为道的派生这一点。并且儒简中“天”“命”常并举,称“有天有命”(《语丛三》、《语丛一》出现三次),并有人可“知命”的思想。如:“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2](第533页)(《语丛一》)“其智博,然后知命。”[2](第533页)(《语丛一》)“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2](第521页)(《尊德义》)这里的“命”是一种必然性的规律,人可以知晓、把握、利用:“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政,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2](第497页)(《唐虞之道》)这里讲“养性命之政”,把内在的“性”与“命”推及到外在的政事、社会,与《庄子》中人不胜天、安命无为、全性成德的思路不同。《孟子》中的“命”也有上命令下之义,同时还进一步有“立命”、“正命”的思想:“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言性善,人可“养其性”,尽心、知性、知天,修身立命。“性”与“命”完全在于人去修去立。《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是说美味、美色、安逸等是人的自然本性所欲求的,但有天之命规定着人之所得,所以君子重视自己从天所赋有的责任,不去强求。仁义礼智等人伦是随着天生的父母君臣关系而来,人无可逃脱,所以君子把这些反映人本性之物不仅仅看作自然的天命看待,而且是修心养性立命。
三、性与心
“性”与“心”实际上是人性本原与人的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是人怎样把主体精神与人的自然本性统一起来,从而保证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庄子论述了人之性与人之心如何保持一致的问题,即离为二还是合为一的问题。自从产生了人便有了人之精神(心),人的精神与其自然本性保持一致便是具有真心之人。《庄子·刻意》:“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这是说人应把精神与自然本性相合,坚守“纯素之道”,才能心性一致。庄子认为这种一致是“以天合天”,不是“以人合天”。人的内在心神通过集中精神的“心斋”“坐忘”等功夫,来体会自己的性命之源的本真,合于泰初,同于大通,做到“以天合天”。《庄子·达生》有一段寓言讲到“以天合天”:“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这是讲要达到“以天合天”,必须“齐以静心”,忘掉功名利禄甚至自我形体与主观精神,回归自我本性,从而事功自然以成。
“性”是人的本来,“心”是人的主体精神。庄子为了论述心性一致,把“心”分为两种:与“性”一致之真心和失“性”之心。他提倡“以天合天”,把具有真心的心性一体之真人作为人的应然存在,批评“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者伤性害生,非议机心、成心、贼心等。如《庄子·天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郭店儒简则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性)不能决定人的主体精神(心),并且不把人的自然本性看作是最珍贵的,不要求“性”与“心”直接一致,而是诉诸于情。因为“情生于性”,各人用心各异,志愿不同,所以,它把生于性之情主要是人的感情与人的主体精神(心)的一致,作为判断人的诚信不伪的标准。它认为:“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2](第504页)”(《性自命出》)并且“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人之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2](第504页)(《性自命出》)人的心志是在与社会交往中学习而成,不能“独行”。“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2](第505页)(《性自命出》)这里重视后天教育,认为圣人以“诗书礼乐”为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2](第505页)(《性自命出》)。“礼作于情”,以情为始,融情教、礼教、乐教于一体,使人诚信不伪,有真情而生德于心。“情”与“心”一致即是实现了人的应然存在。《孟子》中“心”“性”一致的论述是把“性”善建立在感情之“心”的四端基础之上的。《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讲无此四心者,非人也。他的“心”“性”一致实际上是与郭店儒简一样的“情”与“心”的一致。人的自然感情与人的主体精神诚信不伪是他们的价值追求,而不像庄子那样去追寻人性本原(性)与人的主体精神(心)的一致。
四、性与情
从《庄子》内篇可归纳出庄子把“情”分为四种:道之情,人之情,物之情,事之情。下面分别来看这四种“情”:1、庄子论述人之情,提倡“无情”,即“有人之形,无人之情”。他认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与身”(《庄子·德充符》)。《德充符》记载庄子与惠子的对话:“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庄子论物之情,认为人不能“逆物之情”,否则“玄天弗成”。(《庄子·在宥》)即自然之本性不能保成。他说:“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庄子·大宗师》)。即是讲客观世界有其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它们保有自己的天性,人也应以自然无为的心态,与物一样保有本性而不失。3、庄子论述事之情,认为人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庄子·人间世》)死生有命,人因得失所产生的好恶之情是不必要的,只会“内伤其身”,伤性害生,不如因循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4、庄子论述道之情,认为人应把性与道保持一致,具备真性,把好恶得失伤性之情去掉,体认道之情。庄子把“情”与“信”作为道的构成因素:“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庄子·大宗师》)“情”是道的一种原初存在状态。“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庄子·应帝王》)这是说,真正通于道者,体知道之情信。保有真性情,他的一种方法是:“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庄子·大宗师》)综上,“以天合天”与“藏天下于天下”都是为了把人之自然本性与道之情信相同一,无情是为了保持真性不失,人不逆物情,与时俱化,能行事之情而不被事情所牵累,做到生死存亡是非得失不萦绕于心,保有天然之本性,与道相合,即有全德,“安其性命之情”(《庄子·在宥》)。
郭店儒简对“性”与“情”论述较详。如前所述,它认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情之气,即是性。性包含情之气,从而生情,即“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正是因为情生于性,所以儒家格外重“情”,希望顺情养性,“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政”,实现其理想社会。这里肯定的是人的自然感情,并且讲“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2](第507页)(《性自命出》)人情成为衡量一个人诚信不伪的重要标准。这种情性本是一体的论述与孟子相近似。孟子把体现人情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性善”之端,实际上也是情性本一体,只是孟子对“性”进行了“善”的价值规定,而不像儒简中那样“苟以其情,虽过不恶”,把“情”的地位抬高于“性”,以情为准,性不分善恶。
以上通过对战国中期三者论“性”的大致探讨,我们知道:1、三者论“性”均体现了他们各自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人生意义的看法和人怎样能安身立命的问题。这也是战国中期社会动乱、战争不断的情形在思想界所体现的现实关怀。2、三者都要求性情一致,但具体内涵有异。庄子是以人的天性与道之情一致的“以天合天”,而孟子与郭店儒简则体现了儒家重“情”的特点,肯定人的自然感情,要人诚信不伪,情性一致。同时孟子对“性”进行了“善”的价值规定,而儒简的“性”则包含情之气,情之气兼有善或不善。3、郭店儒简以情为始,重教修身,矫正身心,与孟子相似,所论“性自命出”,命规定性,与庄子有一致之处,但是它把情作为性的本质,性包含情则与庄子不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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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scourseonXingofChuangTzu,MenciusandConfucianBamboo-Slipsof
Abstract:ThediscussiononXingofChuangTzuandMenciusrespectivelystandfordifferentpursuitsoftheConfucianismandTaoisminthemidstofthePeriodofWar-states,andtheConfucianismBamboo-SlipsofGuodianrepresentedpartlyidenticalviewofpointsbetweentheConfucianismandTaoism.ThispaperanalyzedtheirviewofpointsfromtherelationsamongXingandMing,Xin,Qing,whichrevealedtheirdifferentcluestosettledownandgetonwithpeople’spursuits.
Keywords:ChuangTzu;Mencius;theConfucianismBamboo-SlipsofGuodian;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