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善女人行品之女性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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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细微动作及心理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他发现了女秘思想,那种潜伏于女性被社会规定的表面下的被忽视甚至被人为抹去的思想。他塑造的女性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起码在隐秘的思想中她们是积极的参与者。虽然她们大多数是想多于做,但毕竟是她们的本真状态。《春阳》写一个女子心中的刹那芳华。远离昆山来到上海的婵阿姨不再是那个抱牌位做亲的吝啬寡妇。上海现代自由的氛围及二月的春阳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她的封闭已久的心。在冠生园看到吃饭的一家三口她开始反思自己不幸福的婚姻,怀疑当初的决定;她为了不能吸引一个男子到自己对面落座而懊恼;把银行职员职业化的殷勤当做对自己的好感。《狮子座流星》卓佩珊夫人把车上遇到的年轻美丽的男子同自己的丈夫相比,进而厌倦丈夫的粗鲁,她甚至不介意并暗自希望他的腿贴着她的膝盖。《雾》中的素贞小姐在火车上遇见自己想象中的丈夫样的男子,心中一阵骚动,她的一颦一笑都开始别有用心的精心设计。她们都是人在旅途,旅途是一种逃离,对家的逃离。
家庭是女性的堡垒,她们在那里长成,在那里被社会道德,伦理规范设计成标准的贤妻良母,温柔淑女。她们平时的样子是社会需要的样子,仿佛她们天性如此,不需要也不被允许有第二种表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怎样密封的空间都会出现一丝缝隙,女性的旅途就是那些缝隙。暂时的逃离,让她们做回真正的自己,表现内心最为隐秘的情动,因此她们仿佛骤然撕去面具,变成另外一种不为人们熟悉甚至感到惊异的样子。其实她们本来如此,只是少有人注意。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的文字恣意发散,作者是了解这些女性的,人在旅途只是暂时的,一旦回到现实,她们就会各安其位。因此在暂时的逃离中无论她们想的多么疯狂甚至有所行动,回到家庭,又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但施蛰存毕竟向我们揭示了她们的另一种可能。凌淑华曾对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做过较多描写“她们或许不像蕾莎或莎菲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贴近作家自身,甚至是作家女性自我的投影,但却更贴近历史———现实结构中的女性的生存位置,更像是社会造就的女性而不是作家造就的女性。”[4]作为男性作家的施蛰存同样描写了一批具有生活气息的实实在在的家庭生活中的女性。《蒓羹》中描写妻子坚决要求丈夫做汤,甚至在丈夫朋友面前也不依不饶、一反常态,其真实目的不过是在日益平淡的生活中寻回点初恋的感觉。《狮子座流星》中卓佩珊夫人把要孩子的希望寄托于流星,因此看流星对她来说倒像是某种仪式,而流星在丈夫心中不过是自然天象,因此他不能理解妻的行为。《港内小景》得了肺病的妻子对丈夫的体贴照顾发自内心的感谢,把丈夫想象成完美的人,可丈夫并不在意妻子的所思所想,在妻子病中,另寻新欢。这一系列家庭关系的描写仿佛是社会对女性态度的投射。丈夫把自己定位于养家糊口的位置上,自己对妻子的责任仅是对妻子的物质上的照顾与关心,这便可在社会道德评价中成为好丈夫。
女性试图打破这种僵局,她们不满足于家庭生活中失语,被忽略的地位,她们或是通过对丈夫以外的男性的幻想,或是表面上的无理取闹,引起男性的注意,获得交流的机会,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作为丈夫的男性,根本不会想到或者不容许妻子地位的改变。通过家庭生活描写女性,施蛰存对女性内心的探索就更具体,更近一步。当女性退守家庭中,和关系最为密切的丈夫都完不成思想的交流,更何况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施蛰存反应了女性生存的困境,生活的优裕和丈夫物质的关心都不是最重要的,她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与男性地位平等,确认自身主体性的机会。施蛰存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他从小生活在松江苏州的小镇,后来又在现代化大都市生活。因此《善女人行品》描写了“乡镇进入城市那种文化碰撞结构。”[5]《春阳》和《雾》便是其中的典型。
昆山镇才是她的生存之地,上海不过是思想得到刹那放松的栖息之所。拥有乡镇相对封闭传统价值观念的婵阿姨只能在思想漫游中做一个轰轰烈烈追求自我的女性。她所持的价值观与都市上海截然不同,因此只能匆匆离去,做回那个吝啬的寡妇。《雾》中的素贞小姐“虽则自以为很有点浪漫性,可是她实际上还和她父亲一样是守旧的人物。”她心中的理想丈夫“能作诗,做文章,能说体己的谐话,还能够赏月和饮酒的美男子”完全是古代待字闺中的小姐心中的才子形象。而她在火车上遇到的陆世奎虽然彬彬有礼,也看诗集(外国诗集),可他的职业却令素贞小姐却步。“戏子”二字道出了她对他的蔑视,也衬出了她的守旧封建。还有一个细节可窥见素贞和都市的格格不入。陆世奎误以为她的舅父是做生意的“什么?做生意!他以为我舅父是做生意的吗?这太侮辱人了。”“轻商”仍是她的信仰。即使陆世奎这个现代都市男子多么优秀,只能换来素贞小姐的一声叹息。施蛰存深知封建思想在素贞,婵阿姨这些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因此乡镇和城市文化碰撞的结果是都市的价值体系被排斥在外。这更显示封建价值观念的强大,也显示作者务实的写作态度。施蛰存把文集命名《善女人行品》,可里面多写“善”女人的“不善”行为。笔者认为作者并不着意于对笔下女性做道德评判,只是用手中之笔记录一部分女性真实的内心生活,替这些失语或者话语被遮蔽的女性发言,挖掘她们内心被压抑的欲望。这在现代文学中有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