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三围”现象的成因、驱动力和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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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1998年，国家在鄱阳湖区实施了退田还湖工程，使得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提升，近年来，鄱阳湖区出现了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三围”）等现象，本文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机制和驱动力，基于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体系，应用遥感和GIS技术、居民访谈、采样分析等手段，科学评价“三围”政策利弊。

一、研究区概况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功能的独特生态系统，对于全球元素循环及平衡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全球变化围绕陆地-人类-环境系统变率和变化因素，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以及系统脆弱性、恢复力和适应性机制来开展工作（白军红. 2003； 刘兴土. 2007；于贵瑞等.2013）。土地是各种陆地生态系统的载体，土地利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活动，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土地覆盖格局的改变，既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使生物多样性损失、生态系统生产力下降，又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改变，对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

鄱阳湖区（图1）是动态变化的统一体，也是一个多类型、开放型湿地系统组成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体，发育了独特的湖泊草洲湿地生态系统（周文斌，万金保. 2012.）。受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长江上游水利工程、水资源开发、农业发展等影响，鄱阳湖出现了湿地萎缩、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水资源季节性短缺、江湖调蓄能力大幅度降低等问题（胡振鹏. 2010；鄢帮有等.201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三江湖工程”集中于生态恢复和减贫，1998年特大洪灾后，国家在鄱阳湖区开始实施了“退田还湖”工程等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湿地恢复政策（姜鲁光. 2010），使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二、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查阅，围绕鄱阳湖区“三围”现象土地利用的相关数据，基本包括“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的基本分布资料，如“围湖造田”与“退田还湖”的时间、面积等数据；以及“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对湖泊、湿地功能影响的相关数据（黄海高程）等。数据提取标准一致，数据提取后利用Excel、ArcGIS等软件进行处理与分析。并通过对湖区居民发放问卷的方式实地了解“三围”现象，进而分析“三围”现象土地利用政策变化及生态环境效应的成因和驱动力。

三、结果与分析

（一）近年来鄱阳湖水文变化明显

20世纪80年代之后，鄱阳湖过度围垦造成的危害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围湖造田得到禁止。在1998年鄱阳湖出现特大洪水之后，国家提出“整治河道、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十六字方针，在鄱阳湖区实行退田还湖政策，目的是增加鄱阳湖的蓄洪容积，提高湖泊调蓄洪水的能力，通过扩大天然湿地面积，部分恢复湖区天然调蓄气候、净化水质、分淤泥砂等方面的功能。

然而，受长江三峡工程运行和鄱阳湖河道采砂等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鄱阳湖出现持续性低水位现象（表1），据鄱阳湖星子站水位实测资料表明：2003年以来，鄱阳湖枯水位连创新低，枯水期不断延长，2006年星子站10m以下水位出现时间较正常年提前75天，有65天实测水位低于历史同期最低水位。2005、2006、2007年星子站低于12m以下水位的天数分别为220、260、270天。与鄱阳湖流域特大干旱年1963年、1978年相比，2005年来水属平水年。但星子站出现低于9m枯水位的持续天数比1963年还长；同样2006年来水属偏枯年份，但出现低于10m枯水位的持续时间长达94天，比1963年、1978年10m枯水位持续的时间延长数倍。

退田还湖政策实施后国家并没出台与退田还湖紧密相关的政策。随着退田还湖工程的验收完毕，退田还湖政策的实施暂告一段落，其政策影响也有弱化的趋势。2000年以来，随着退田还湖、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我国部分地区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200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粮食安全。2004年与2005年“两个一号”文件都强调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与耕地保护的重要性，从政策上保障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二）近年来湖区低枯水位诱使“三围”现象频发

近年来，由于长江三峡蓄水工程影响，鄱阳湖出现了持续低枯水位、沿湖地区掀起了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的高潮（表1、图2）。

（三）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驱动力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任何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直接驱动力对生态系统过程具有明确的影响，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精确程度对它进行识别和测度。间接驱动力的作用比较广泛，常常是通过对一个或者多个直接驱动力的改变而起作用，因而间接驱动力的影响可以通过了解它对直接驱动力的作用而得以确定（方春明，曹文萍等.2012）。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鄱阳湖湿地生态功能变化主要受湿地空间格局、水质水量、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其驱动力分析如表3。

此处驱动力因素主要考虑了负向驱动力。由表3可知，自然因素中气候变化导致的植被、水量的变化是造成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人为因素中粮食生产、养殖业、旅游开发等社会经济活动是造成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人为因素是主因。这又集中表现在鄱阳湖湿地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所遭受的“公地悲剧”，主要表现在对湖区资源利用上的无节制、管理的混乱、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利益分配不公等。

（四）建国以来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政策演变

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呈现不同程度退化（Bao KS et al，2011； Wang Y et al. 2012.）。国内对湿地恢复工作在最近十年才得到重视，针对主要探讨恢复效果评估、芦苇湿地恢复、湿地恢复位置选择、江湖联通关系、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价值和当前价值。

围绕着鄱阳湖流域的科学问题，很多学者从湿地景观结构、植被生态系统类型、候鸟生境、栖息地与水位关系、三峡工程对水鸟栖息地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竞争与协同、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湿地恢复进行了研究。1998年洪水过后，鄱阳湖区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战略（表2），环鄱阳湖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2007年，科技部立项支持《鄱阳湖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研究》，对鄱阳湖湿地保护进行恢复示范，近年来已经恢复鄱阳湖自然湿地3.5万亩，鄱阳湖退化湿地恢复工程已取得显著效果，而围绕恢复前后湿地生态过程的变化也开展了一些工作。龙鑫等（龙鑫等. 2012.）研究了洪涝灾害对鄱阳湖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姜鲁光等（2010.）研究了湿地恢复的替代或折中方案、评价湿地营养保持功能价值、不同退田还湖政策驱动与土地利用变化关系。鄱阳湖区人口密集、人地矛盾非常突出，为解决人地矛盾，鄱阳湖围垦成为一种扩大耕地面积的重要途径，同时近年来鄱阳湖沿湖地区在鄱阳湖低枯水位时，大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盲目侵占天然湖泊，使鄱阳湖生态服务功能降低（表4）。

20世纪90年代，叶笃正提出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并指出要规范人类自身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小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叶笃正，吕建华.2000.）。继全球变化基础研究之后，适应性研究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重大问题。鄱阳湖近年来出现的持续低枯水位、围垦天然湿地用于农业生产就是农户个体适应全球变化的例子，目前很少研究居民态度对鄱阳湖围垦、政策响应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响应机制，对鄱阳湖出现的“三围”现象的原因、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尚显缺乏，这无疑制约了鄱阳湖的保护效果。

五、讨论

回顾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政策变化（表4），不难看出，人们对于湖泊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识在逐渐深入，特别是在1998年洪水发生以后，众多学者开始更加关注退田还湖对鄱阳湖洪水调控能力的研究（闵骞等，2006）。显然，“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三围会导致鄱阳湖的生态体统服务功能减弱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表3、表4）。然而，由于长江三峡蓄水工程影响，鄱阳湖出现了持续低枯水位、沿湖地区掀起了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的高潮（表2、图2）。

此外，由于鄱阳湖区是长江中游退田还湖面积最大、退田还湖模式最为典型的地区。退田还湖工程实施后，也出现了部分农民失去了耕地、就地就业难、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强等问题，农民适应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能力依然薄弱。加上粮食安全再次受到关注，因此出现了天然湿地被围垦的现象，沿湖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发展，大力推进围湖造城，导致退田还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

尽管“三围”土地利用政策会减弱鄱阳湖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是在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权衡下，应当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一些生态系统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且无力挽回的地区应该放宽政策允许部分“三围”，把主要力量放在可以保护的地区，切实保护好可控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高保护效果，实现鄱阳湖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作者单位：1、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2、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