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戏非源于胡乐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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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黎国韬先生《参军戏与胡乐考》和《参军戏与胡乐补论》提出的参军戏源于胡乐，脚色参军与钟馗形象及祆教有关等观点进行辨析，认为黎先生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参军戏源于胡乐。陈D《乐书》“唐胡部……戏有参军、婆罗门”意思为参军戏属于唐代独立乐部“胡部”，而不属于少数民族音乐泛称的“胡乐”。脚色参军的“绿衣秉简”为官员打扮，而钟馗的“绿袍”是在戏中扮鬼神时的打扮，“简”也是官员的道具，二者服饰相似并非因为有继承关系，所以脚色参军与钟馗形象和祆教也无直接联系。
关键词：参军戏；胡乐；胡部；钟馗；绿衣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1-0043-03
《广州大学学报》于2008年第9期和2009年第3期分别刊登了黎国韬先生《参军戏与胡乐考》和《参军戏与胡乐补论》两篇文章，提出了“参军戏源于胡乐”的新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对参军戏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作了新的解释。然而笔者认为，黎先生所举证据并不充分，不能证明参军戏源于胡乐。
黎先生得出“参军戏源于胡乐”这一结论的根本依据在于，宋代陈D《乐书》中所引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的一条记载：“唐胡部：乐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笙、v篥、笛、拍板。合诸乐，击小铜锾子；合曲后立唱歌。戏有参军、婆罗门。《凉州曲》，此曲本在正宫调，有大遍者。”[1]（P848）通过比较段录里鼓架部和龟兹部的叙述习惯，先说“乐有……”再说“戏有……”，而今传本《乐府杂录》“胡部”中只有“乐有……”的叙述，而无“戏有……”，故认为“戏有参军、婆罗门”确为《乐府杂录》原本所有。但笔者认为，即使段录唐胡部中确有戏参军和婆罗门，也不能作为“参军戏源于胡乐”的证据。
总的来说，黎先生混淆了“胡部”与“胡乐”两个概念。实际上，胡乐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西北少数民族和国家的音乐的泛称，《新唐书》卷一一九：“（武）平一上书谏曰：‘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2]（P4295）可见“胡乐”是指“四夷之乐”。而西北大学亓娟莉在其博士论文《〈乐府杂录〉研究》中考证，“胡部”是唐代的一个独立乐部，其音乐风格为西凉乐。论文中列举《新唐书》卷二二中“皇帝赐胡部、龟兹音声二列”，“（乐）分四部：一、龟兹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军乐部”，“乐用龟兹、鼓笛各四部，与胡部等合作”多条材料，证明唐代“胡部”是一个与“龟兹部”等并列的独立乐部，并不是包含着龟兹乐的“胡乐”。论文还通过其他文献资料，得出唐胡部乐的特征之一是“以西凉乐风格为主”[3]。此外，虽然关于参军戏的起源目前学界仍无明确结论，但婆罗门为天竺国事物应无异议，不可能源于西凉或西北少数民族和国家。所以“戏有参军、婆罗门”这条材料即使不是衍文，也只能证明参军戏属于胡部，而非源于胡乐。
但是，参军戏属于胡部，用西凉乐来演奏，是否说明参军戏来自西凉或西域呢？我们同样可以比较段录中关于“龟兹部”的叙述加以判断：“《破阵乐》曲亦属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画甲，执旗洌煌夥镇春冬犒军亦舞此曲，兼马军引入场，尤甚壮观也。”[4]（P45）按照黎先生的思路，《破阵乐》属于龟兹部，想必应是从龟兹传入的乐舞，也应属于胡乐或起源于胡乐，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段录中已明谓《破阵乐》为秦王李世民所作，不可能是胡乐。《旧唐书》卷二九：“《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5]（P1059）那么《破阵乐》何以属于龟兹部呢？《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有这样的记载：“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乐》，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六《上元乐》，七《圣寿乐》，八《光圣乐》。《安舞》《太平乐》，周、隋遗音也。《破阵乐》以下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2]（P475）同卷中还有“坐部伎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天授》《鸟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鸟歌者，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自《长寿乐》以下，用龟兹舞，唯《龙池乐》则否。”[2]（P475）可见《破阵乐》并非是来源于龟兹的音乐，而是在演奏时杂入了龟兹乐舞。由此可以想见，参军戏属于胡部也不能证明其起源于胡乐，而只能说明在表演参军戏时可能加入了西凉乐舞或其他胡乐胡舞。
黎国韬先生还在文章中举出许多参军戏与胡乐相关联之处。
第一，通过辨析现今通行的两种参军戏起源的说法，即段录所载后汉馆陶令石耽事，以及《赵书》所载石勒参军周延事，认为石耽事中并无“戏参军”的内容，所以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参军戏应为后赵周延事。这就犯了和王国维一样的错误，王氏是将一时期有无参军官职作为判断是否有参军戏的标准，任半塘在《唐戏弄》中已对此进行了分析纠正，认为“段氏谓始自后汉者，明明指弄参军之体裁，并不云参军之官职”[6]（P336）。所以有无参军一官，是否有戏弄“参军”的内容，并不能作为判断是否是参军戏的标准。黎先生进一步提出因后赵是胡人石氏所建国家以及石勒先世是西域胡人，所以参军戏渊源于胡乐的说法也就显得说服力不足。至于《因话录》中唐代肃宗朝阿布思妻为“假官之长”这一记载，黎先生又提出由于阿布思是胡人，故其妻也应是胡人，所以阿布思妻所弄“假官之长”这一参军戏也为胡乐的观点，显然有阐释过度之嫌。《因话录》中只提到阿布思妻“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假官之长，所为桩者”[7]（P835），并未说其善弄参军戏。阿布思妻因为擅长表演而被充为乐工才得以演“假官之长”，应该只是偶然现象。今天的电视综艺节目里，有许多外国人表演中国传统相声或中国歌曲，而且还可能演得很好，但这不能证明相声或一些中国歌曲来源于外国。同样，阿布思妻为“假官之长”也不能作为参军戏源于胡乐的证据。更何况在阿布思妻之前，开元年间就有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而黄、张并非胡人。另外，黎先生既说参军戏最早出于后赵，后赵石勒是羯胡，又提出阿布思是回纥九姓之首领，而参军戏是否曾在羯与回纥之间传播尚不可知，那么参军戏即使来自当时的“外国”，又究竟是从哪国来的呢？难道参军戏是在各个“外国”流传之后才终于传入中原的吗？因此，还是认为参军戏是在中原产生后传入胡地，或为一些进入中原的胡人所学习表演比较可信。
第二，黎先生对一些史料的解读也有不妥之处。如所引《云溪友议》中刘采春弄“陆参军”这条材料：“（元稹）廉问浙东。……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薛）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慢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文靴。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y》之曲也。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词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8]（P1308）黎先生认为刘采春在弄“陆参军”时所唱为“y之曲”，并提出“此曲经业师康保成先生考证，与戏剧中普遍出现之帮腔合唱‘哩觥有关，而且认定其必与西域乐曲有关，结论比较可信。由是可知，刘采春所弄之陆参军含有胡乐因素是无可怀疑的”。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众所周知，参军戏又称“弄假官戏”，演员在戏中假扮官员，故戏中角色应为男性，关于这一点，黎先生自己也在《参军戏与胡乐补论》一文中提出：“阿布思妻为妇女，她是如何扮演官员的呢？很明显，她戴上了假面具，所以这种假官戏确实是‘假’。”阿布思妻是否带面具下文再议，但很明显的是，演员在参军戏中是男性角色，刘采春也不例外，在戏中应是女扮男装，执笏作官员打扮，而《望夫歌》显然是以女性口吻演唱的，由此可见，弄“陆参军”和唱“y之曲”并非一事，二者应是两种不同的演出节目。
黎先生还举路德延《小儿诗》中的诗句“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9]（P8337），认为在参军戏中伴有柘枝舞的表演，而柘枝舞是胡舞，故参军戏有胡乐渊源。笔者认为诗不能如此读，否则同首诗中的“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岂不是说在唱“杨柳歌”的时候要跳“采莲”舞，“排衙朱阁上，喝道画堂前”是一边“排衙”一边“喝道”，显然不对。退一步说，即使诗中的小儿在扮苍鹘演参军戏的时候跳柘枝舞，也不能说明二者原本就是同时演出的，只是“情态任天然”的小儿的游戏而已，并不一定是在严格地作某种表演。《新五代史・吴世家第一》中记载：“徐氏之也，杨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训尤凌侮之。常饮酒楼上，命优人高贵卿侍酒，知训为参军，隆演鹑衣髻为苍鹘。”[10]（P435）要让一个临时被迫扮演苍鹘的小皇帝跳柘枝舞或其他胡舞，这既不合逻辑，也没有相关记载，因此在演参军戏时跳柘枝舞也是不可能的，故“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也不能作为参军戏源于胡乐的证据。
第三，黎先生对《太和正音谱》中“靓”下的注释：“书语称狐为‘田参军’，故‘付末’称‘苍鹘’者，以能击狐也”[11]（P53）提出一种猜测，由于陈寅恪《狐臭与胡臭》一文中论证“狐”原为“胡”，所以黎先生猜测参军称“狐”也有可能是胡人之“胡”。我们来看，《正音谱》中将参军称“狐”是由于苍鹘能击它，但苍鹘在戏中击打参军是到了宋代才出现的现象，唐代的参军戏并没有这一表演惯例，任半塘《唐戏弄》中早已考明：“盖认为不分唐五代两宋，参鹘静末之间必皆有扑击。按此于宋参军戏与元院本内确有之，王考及《古剧脚色考》所言已详；若谓唐参军戏内亦有，则向无明文，亦无暗示，不敢妄生。”[6]（P368）“今既著明唐戏内根本无扑打事，尚何来鹘之打参！”[6]（P372）既然唐代参军戏中本无击打动作，便不能认为参军之得名是由于被苍鹘击打，所以参军便是狐或其他动物，更不能进一步将“狐”与“胡”相联系。
在《参军戏与胡乐考》的最后和《参军戏与胡乐补论》中，黎先生都主张参军戏与钟馗及胡人信奉的祆教有内在联系，主要依据是脚色参军在戏中穿绿衣执木简，这与钟馗的扮相相似，而钟馗与祆教有许多联系，故参军戏与胡人胡乐也可能存在联系。的确，参军“绿衣秉简”已得到公认，但这真的是由钟馗的“绿袍靴简”而来的吗？我们可以比较几条史料。
《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12]（P43）
《江表志》：“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暴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状者。傍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我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13]（P9）
《太平广记》卷四九六：“（陆象先）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僚共约戏赌。……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僚皆曰：‘不可，诚敢如此，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象先亦如不见。”[14]（P4067）
以上三条材料的共通之处在于：扮作鬼神、身穿绿衣、假面或涂面，由此可见，唐五代宋在扮演鬼神的时候穿绿衣是一种惯例，并不是只有扮钟馗的时候才作绿衣打扮，所以将参军和钟馗的绿衣混为一谈有牵强之处。《新唐书》卷二四《舆服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六品、七品绿衣，八品、九品青衣。”“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职事官服绿、青、碧，勋官诸司则佩刀、砺、纷、。”[2]（P520）可见，绿衣也是官服的一种。参军到了唐代已不是什么重要官职，品级从九品到七品不等，而盛演于唐代的参军戏里的参军身穿绿衣，很有可能与其本来的官服有关，而并非源于钟馗。同样，参军之“秉简”也是官员的道具，而钟馗无论是作为驱魔大臣还是判官，其身份也是官员，所以也需秉简。此外，如兰陵王高长恭为了威吓敌人而戴上假面一样，钟馗的恐怖假面是因其驱鬼的需要，而参军戏作为一种滑稽小戏，并不需要什么恐怖因素出现，而且也并无直接记载表明参军在表演时要戴面具。今天的戏曲表演中，不乏男青衣和女小生，都不是通过面具来达到改变性别的效果的。所以，上文提到的关于阿布思妻戴面具一事，应该是黎先生的臆想。既然参军与钟馗并无直接联系，也就更谈不上参军戏与祆教甚至胡人胡乐有联系了。
综上所述，黎国韬先生的《参军戏与胡乐考》及《参军戏与胡乐补论》二文，由于证据不充分，又误解了某些史料，因而导致无法证明参军戏来源于胡乐，更不能证明参军戏直接来源于钟馗形象并与祆教存在联系。黎先生的本意是为参军戏的研究找到新的角度与突破口，用意虽好，然而遗憾的是，就目前所掌握资料来看，此说并不成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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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Analysis on the Canjun Drama didn't Root from Hu Music
Qi Xiang
（School of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njun drama comes from Hu music and there is rela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s joined the army and image of Zhong Kui and Zoroastrianism. brought by Mr Li Guotao's "Canjun Drama and Hu Music" and the "Supplement of Canjun Drama and Hu Music， think Mr Li's proof can't proved that the Canjun drama comes from Hu music. Chen Shang's "music book" proved that the Canjun drama belongs to the tang dynasty's indie "Hu Section"， and does not belong to ethnic minority music "Hu Music" collectively.So there had no direct connection of the army drama and the Zhong Kui image and the Zoroastrianism.
Key words： Canjun drama； Hu music； Hu section； Zhong Kui； green clot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