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玲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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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拍摄历时四年，通过对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记录，集中展现了中国最大的艺术家聚居地宋庄的艺术生态。十几年间，宋庄已由最初小堡村的几位艺术家发展壮大成为今天拥有几千艺术家，相关居住人口过万的中国最大规模的艺术区域。艺术家群居的生活方式以及艺术家与原住民、当地政府、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宋庄特殊的艺术生态，使宋庄艺术区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鲜活标本。
2009年宋庄艺术节，在宋庄的中心环岛矗立了一座七层塔形雕塑，从草根至金顶，阶层分明，被认为是宋庄艺术生态的象征，也是成功学弥漫的疯狂时代的产物。当资本进入，利益驱动，地价飞速攀升，一切变得更加疯狂，高涨的租金和房地产的开发迫使自由艺术家黯然离去，曾经的艺术理想国不复存在，乌托邦的梦想渐行渐远……
“三个代表游行”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10月25日，在距离天安门30公里外的宋庄，为庆祝“落地生根十五周年”，艺术家们也举行了一次“三个代表游行”庆典。
阵阵汽车喇叭声夹杂着“惨叫鸡”刺耳的声音中，一辆木制坦克车迎面开来，车上是刚刚病愈出院的宋庄诗人何路，他身后的费小胜挥舞鼓槌擂动战鼓，头戴博士帽的李娃克开着他的“金莲号”前方开道，神情庄严，不断捏动手中的“惨叫鸡”向围观的人群致意。仪仗队由宋庄艺术家组成，他们高举“庆祝宋庄艺术家落地生根十五周年”的横幅，紧随其后的是三辆汽车，车顶上分别架着三个人的巨幅画像缓缓行进，为首的是时任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的肖像，横幅上写着“胡书记辛苦了”，之后是被称为“艺术教父”的批评家栗宪庭的肖像，横幅上打出了“老栗你好”，最后则是诗人何路的肖像，横幅上是“何路出院了”的字样，队伍中不时有人反复高喊口号“胡书记辛苦了，何路出院了，老栗你好……”
仪仗队沿着宋庄主街道挺进，在上上美术馆外的广场上停了下来，诗人何路爬上坦克车顶，手执喇叭，高声宣读他的“三个代表”讲话：
“今天，我们庆祝宋庄画家村创建十五周年。在这里，我代表广大艺术家向宋庄政府，向胡书记，向老栗，向宋庄的艺术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胡书记代表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老栗代表的先进的科学发展观，何路代表的最广大艺术家的利益……”
从圆明园到宋庄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圆明园画家村解体，艺术家来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宋庄镇小堡村落户。低成本的生存条件和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由艺术家们。起初，他们怀揣着乌托邦的梦想以及对艺术自由的渴望来此落地生根，以艺术的名义生存和创作着，并创造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宋庄成为继圆明园之后的又一块艺术飞地。
潮白河地处宋庄的边缘，是宋庄艺术家们常去的地方。2009年七夕，第一届“偶发艺术节”在潮白河畔举行，艺术家们聚在一起烧烤、喝啤酒、摇滚演出、诗歌朗诵，行为艺术家自由地表演着他们的行为作品，在关于宋庄的记忆中，那是一段自由浪漫的时光。
栗宪庭：“圆明园是宣言，宋庄是实验，就是它真正实验一种自由做艺术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我所谓落地生根的概念，是指艺术家住下来了，而跟农民之间产生了一种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这个就不是圆明园当时的概念。”
胡介报（宋庄镇党委书记）：“我说能不能在宋庄打造中国的苏荷区，后来方力钧说‘您怎么那么没自信呢？咱就打造中国宋庄，中国宋庄将来会成为中国艺术的圣地！’”
作为最早进入宋庄的成功艺术家，同时也是宋庄艺术促进会的成员，方力钧曾积极参与宋庄的事务。2009年宋庄艺术节，方力钧创作了一个七层塔形雕塑矗立在宋庄的中心环岛，这件雕塑以不同的材质区分出七个层次，由最底层的草根泥土渐次是砖头、水泥、瓷砖、铁、铜、银，直达金顶，如今已成为宋庄的地标性建筑。对于这件作品的解读，一种认为是艺术家个人的成名史，由草根到金顶的奋斗历程，而另一种解读却指出宋庄社会已经分出阶层，底层艺术家与成功艺术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颇大。
2010年8月，方力钧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了他的艺术回顾展及新书会。展览盛况空前，艺术界大腕儿云集，始终被各种媒体的闪光灯追逐着、包围着的方力钧，俨然明星出场。
《像野狗一样生存》是方力钧编写的一本新书。在书中，方力钧展示了他的生活哲学和生存机智，也传达出一种成功学指引下的榜样的力量。对于“野狗”一词，方力钧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虽然是一个口语化的这样的一个词，像野狗一样生存，但是真正的生活里边，你很难对应着去找一个像野狗一样生活的实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日子就会很惨，就没法儿过了这日子。”
显然，方力钧“野狗”的比喻因无法找到实证而缺少了一些真诚。按照这种说法， 宋庄诗人何路也许更像是一只标准“野狗”。
宋庄的几个主要街区之外连接着大片农田和村落，村落里居住着很多艺术家。来到诗人何路和曾德旷合租的农家小院，透过铁门的小方孔，只见二人正光着屁股树下乘凉，喝酒吟诗。听见来人，二人慌忙逃窜找裤子，那种阳光下的自在不禁让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他们屋子里的标配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这种场景又让我想起艺术家大同大张的“垃圾宫殿”。此前，何路经历过一场大病，呼吸衰竭。病危之际，艺术家、镇政府、促进会纷纷捐款救助，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很多老艺术家非常怀念那时的宋庄，虽已出现阶层的分化，却仍旧像一个大家庭。
艺术家胡月朋：“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个对社会没有害的人，这样的人临危了，生病了，我们就要去关怀他，能够唤醒其他人对这种苦行僧艺术家的尊重。”宋庄不乏这样一些艺术家，他们以极低的物质生活换取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从未停止思考和表达。而诗人往往更加纯粹，在这个时代，诗歌是无法物化的，选择做一个诗人是需要勇气的。
诗人何路：“不存在甘心与不甘心，也不存在我放弃了什么，从圆明园时期到宋庄，它就像符合我心意的一种生活，俗话说，千金难买我如意。”
2000年之后，随着艺术市场的日渐火爆，一批艺术家成为艺术圈里先富起来的人。暴富了的艺术家们最迫切的就是摆脱过去贫寒的创作环境，竞相盖起了大型工作室，空间之大、举架之高可与美术馆相媲美。
艺术家王强是最早进驻宋庄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工作室虽然也在村子里边，但与何路的居住环境已是天壤之别。高墙阔院，包豪斯风格结合宋庄本土特色已然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工作室的主要设计理念。住进新工作室的王强却多了些感慨：“中国人讲的这个天人合一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比如我住这个房子里头，一个人在里头咣，就是这房子你控制不住，我觉得我像一个看门儿的、更夫、烧锅炉的。”
假如把方力钧的雕塑看成是宋庄各阶层分布的话，艺术家祁志龙无疑是居于闪闪金顶那一层的，他的工作室被誉为“宋庄第一豪宅”。在小堡村一片水塘边上，高压线下，批评家栗宪庭把自家的宅院建在了那里，他的隔壁就是祁志龙的院子。这是宋庄核心区域唯一有水面的地块儿，祁志龙向我介绍了他房子的布局，由两组建筑组成，客厅、展厅、起居室、客房、地下室，所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建筑材料极其考究，多是他从国外精心挑选回来的。曾体会过圆明园画家村的局促，祁志龙对今天拥有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我睡觉都是三天两头儿换房间睡觉，这两天睡这个房间，那两天睡那个房间。”
某晚，祁志龙家，一位山西富商来访：“它值钱不值钱我也不管，一出来我看好就买一些，画肯定会越来越值钱的，至于说你看怎么包装，你见过的画，只要你有钱，你认为差不多的人，每人收他五幅，将来二十年之后，这里绝对会有十几个人一幅就能值好几千万。”
祁志龙坦言：“画家画得好，后面得有人支持，有资金的支持……像我们这一批成功的，实际上是西方的资金在支持，得有人推动你，现在的艺术家比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的支持的可能性更多，因为国内的有钱人开始关注艺术家了。”
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西方视野，西方资本选择了几个易于被认知的中国当代艺术符号，如政治波普、玩世等，贩卖到国际艺术市场，一度刺激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泡沫。紧跟西方脚步的便是国内资本，在帝国主义制造的商业神话的幻象下，大量国内资本接盘。当然也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艺术家的崇拜，但他们更多表现出的是盲目和财富带来的自信。
1994年至今，艺术家刘炜一直居住在宋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里的老革命了。他的工作室并不太大，几乎没有装修，显得颇为随意，他指着堆了一地的白色画框告诉我他正在自己制作画框。我们坐下来，边喝茶边聊天。
刘炜：“张惠平、老方（方力钧）、老岳（岳敏君）、高惠君、王强、我，第一拨儿来的我们，老栗（栗宪庭）是后来的，最早住在这儿的是六个人，我们六个。老栗是后来的，这房子我就送给他了嘛。”
当我问起“你们这六个人还聚的多吗”，刘炜愣了一下，突然抬头：“没什么来往了，我不知道，我跟这些人基本上没什么来往，人家都有名了嘛，俗话怎么讲，反正都富了……”（笑）
随着天南海北的艺术家的到来，宋庄出现了各种风味的餐馆。刘炜是老北京人，比较性情，爱钓鱼，“风子宴”是他每天必去吃饭的餐馆。这是一个农家小院，刘炜经常把钓到的鱼拿来这里烧了吃，坐在院子里，刘炜侃侃而谈。
刘炜：“玩世（玩世现实主义）是老栗提出来的，他怎么提出来是他的问题……这种玩世里边，说白了，多多少少，我现在一直认为是老栗里边有一种反叛这种政治文化的一种东西在。你比方说，他拿一种像我们这样的图像来宣泄他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借用了我们的图像，实际上这个想法是他自己的，不是我们的，但是凭什么呀，我不要活你这几天，我再有名也是这几天，我要活一辈子！你想他的走狗就是方力钧嘛，现在还延续这个方式嘛，比方他画天安门上万只蝴蝶，他还是在这个玩世里头，没有逃出来老栗说的这个玩世里边……”
90年代，商业飞速发展，最初从圆明园来到宋庄的艺术家们，不同的人生选择带来了生存状态的差距，也渐渐疏远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诗人何路曾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采访圆明园艺术家的过程中，被艺术家的自由状态感染，主动放弃白领生活留在了圆明园。与圆明园相比，无论是生存环境还是创作环境，艺术家们认为宋庄更加吸引他们，陆陆续续的就有很多艺术家聚了过来。
何路：“离开圆明园，1995年就被警察驱散了，把这些画家艺术家送到昌平收容所，我也在其中。”
伊灵（圆明园画家村村长）：“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警察很客气到你家里。那时候一踢门，就查暂住证，没暂住证滚蛋！”
艺术家张东：“哎呀，当初来圆明园，就像到了延安一样……1995年撤的，我是5月28号给抓进去，最后一次斗争到10月份，走的那天我也是感慨万千，斗争来斗争去，我就知道圆明园有个厕所，我当初就有一种感慨，我想在厕所上写上，引用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的话，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后还是给赶走了。”
所谓的“老宋庄”指的就是从圆明园撤离到宋庄的艺术家们，他们成为早期宋庄艺术区的开拓者，对于“自由”他们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黑车司机老金是土生土长的宋庄村民，他得意地告诉我他家的房子都租给了艺术家，他用自己的夏利车接送过很多名人艺术家，每人都会在他的车身签名留言。老金有一个梦想，将来他要把这辆车变成艺术品参加拍卖。大量艺术家的到来，让宋庄村民们得到了实惠。
展览与艺术狂欢
在宋庄，除了政府举办的艺术节等活动以外，艺术家经常自发组织一些大大小小的展览活动。北京当代美术馆、上上美术馆是宋庄最大的民营美术馆，由私人投资兴建。宋庄美术馆是宋庄镇政府兴建的美术馆，栗宪庭任馆长。多年来，这些美术馆经常为宋庄的一些展览活动提供舞台。
2010年春，在宋庄的“北京当代美术馆”举办的“十三不靠”展览更像是一场艺术狂欢。进入美术馆大门，院场里艺术家片山和费小胜敲起了鼓，人声、鼓点儿声鼎沸。此刻的地面已是烟火升腾，“香火艺术家”康尔旭运来几百斤香灰，沿大门口撒向展厅门口，足有百米长，像一条燃烧的巨蟒，很是壮观。关注社会底层的艺术家张建华干脆把他的群雕作品“夜来香”搬进了展厅，生动地还原了一个按摩房的场景。诗人何路展示了他的“百元生活计划”，一百元生存一个月，这是当代“野狗”的一个经典文本，它展示了一个真正“野狗”的生活方式和诗人何路对这个欲望时代的反叛。艺术家张建华身穿屠夫行头，扛起半扇生猪甩向他的装置大菜刀上，切割给艺术家们分食。院子里，艺术家们吃烧烤喝啤酒，快乐地嬉戏，何路唱起了他的诗歌《桑塔拉的故事》，草地上，艺术家们席地而坐，随声合唱。
祥和的日子里笑声、歌声不断，曾经的宋庄充满欢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