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电影作品中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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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逻辑下的身体尴尬
革命时代渐去渐远，“后革命”时代的人们逐渐从社会政治中走来，走入纷繁多彩的文化政治，如身体、性、性别、种族等等。在此语境下，影片《金陵十三钗》没有执著于“南京大屠杀”所一贯负载的民族革命政治，而是与时俱进地转向文化政治，力图在文化政治所涉及的身体、种族、性等这些跟当下市场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出彩出新，却因为对于消费主义逻辑的执著而出现尴尬。影片如何在消费主义逻辑下出彩出新，影片的答案正如张伟平所说：“用故事攻击人的大脑，用视觉占领观众的眼球。”故事主要是战争背景下一群的故事。作为逸出常规生活的故事总能以其神秘、异趣以及身体的呢喃而源源不断地生发出期待感和诱惑力（尽管文化惯例迫使人们居高临下地对此做出鄙夷和厌弃的道德表演），这种太阳照耀下的规范化生活的阴暗异数犹如作为常规生活他异物的江湖侠客传说以及匪盗黑帮的地下奇闻，总能作为文艺书写题材为人或明或暗地青睐，尤其在消费主义逻辑控制下的当下文化市场，这些常常作为文学或影视剧的优选题材。相较波澜不惊的庸常生活，故事本来就难以平淡，再加上战争背景，于是乱世佳人的红尘悲情和凄美命运，一如其寒夜里不乏温度的香艳身体和泪眼朦胧的哀怨情仇，无法不成为市场的最佳选择。的故事确实是好题材，做好了，可以在生活的超常规背景下“展示最真实的社会图景，透视最隐秘的世道人心，提供最新鲜的审美体验”。[6]该片的故事注定地具有俘获力和攻击性，至于是否“攻击人的大脑”还要联系其视觉效果作出分析。为了“用视觉占领观众的眼球”，影片《金陵十三钗》的主创者可谓殚精竭虑。“美丽如画的女人”的身体被作为至关重要的组构元件捕获“眼球”，冲向市场。张伟平这样跟张艺谋说：“一部好看的电影一定是需要众生相的，‘生旦净末丑’，一定是各有各的彩。光有男女主人公有什么看头啊？要有战争，有美女，有救赎，有人性，有国家，有命运，才能构成一部真正的战争大片。”[7]这段话语表白中，将“战争”、“救赎”、“人性”、“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的主体就是关键词“美女”。为了实施“美女”攻略，“‘十三钗’连一个半熟脸都没有，美感无与伦比，完全颠覆了张艺谋以前选角的标准，突出的是一个‘媚’，个个都是一道不同的风景。在南京封闭开机的仪式上，‘十三钗’到现场，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奇。”[8]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的确够推心置腹的，惊艳美女的身体目标明确地“媚”获或“占领观众的眼球”，以兑现消费主义逻辑下的市场期许。在这个向度上，我们不能不说，身体以其肉体性被商品化、工具化，被作为欲望对象而展示和招摇，这是身体的欲望修辞，其功能被遵照消费主义逻辑开发利用。
影片中，女体横陈，生硬地搔首弄姿，夸张作态，甚至不少镜头让人很难不质疑身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无论历史常识，还是小说文本，甚至影片中一些身着棉衣的形象都分明理性地告诉我们这是南京的冬天。可即便是在逃命（并无皮肉生意经营）的寒冷冬日里，影片依然让们衣衫单薄（甚至只着薄透内衣）还要定格式地统一袒露。这种身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不攀上消费主义逻辑就很难解释了。刻意迎合俗众趣味的做派通常被冠以“媚俗”而遭诟病，影片《金陵十三钗》恐怕难逃此劫，伴随集体记忆而一息尚存的国族伦理注定了这种身体资源掠夺式开发的尴尬。当然上述做法可以被辩护为该片叙事的需要，甚至可以往题材的特殊性上开脱，最终押解到神秘的特殊生活上。但是这里面有个双刃剑现象：这个题材的影片既有为身体的欲望化媚俗展示开拓的由头，反过来，本来严肃阐释和思考身体的无辜行为也会被有意或无意地理解为别有用心的商业性运作。这把双刃剑也使得该片对身体的处理复杂而尴尬。影片《金陵十三钗》在身体的处理上并不甘于落下“恶俗”之污名，便采取往“雅”上做的策略（当然，这样做也未必一定就是“媚雅”）同时开发身体的隐喻修辞功能，通过身体触摸历史。影片中，豆蔻身体的受辱被转喻为国族遭难的政治仪式，日本士兵践踏的不再是个体的逍遥肉体，而是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尊严，这就意味着，豆蔻的个体身体被历史“铭写”②了国族政治意义和价值。影片对身体设计了救赎方案。一是将身体国族化，们乔装易容，代替女学生进入虎口（日本军方庆功会场），风啸水寒，各备凶器，做好以死相拼杀身成仁的仪式化准备。在这个维度上，们的身体因国族政治义涵的植入而被国族化和清洁化，而得到复活和救赎，这是涅磐之后的新生。第二种方案是通过性（欲望）关系的私性情感化让身体进行诗学转化。影片中，豆蔻突然情窦乍开，恋上垂死的王浦生，冒死寻找琴弦唱于心上人而未随愿，最终为情殒命（当然因惨死时曾怒骂国族敌人而同时兼具国族政治价值）。影片还让玉墨与约翰之间始于调情的欲望关系发生戏剧性质变（升华）。已换上学生装象征性地告别身体的玉墨让约翰最喜欢，他承诺道：“我向你保证，等战争结束，我要找到你，带你去我的家乡”时，玉墨含情脉脉地感伤道：“今晚过后，我的身体就不再属于我了，现在就带我回家吧。”于是，两性相戏转变为两情相悦的身体救赎。如果说上述前一种救赎方案主要依托于国族政治的宏大叙事，那么后者便依存于作为文化政治之一的性政治的微观叙事；但不论是哪一种（二者在影片中也有交合），影片中的身体都存在以下几点可能遭遇指责而致尴尬的把柄：第一，身体救赎的前提是对原有身体的否弃，而这种否弃的合法性如何确证？第二，不论哪种方案（国族男性化）都可以被女权主义者解读为男性文化权力的泛滥；第三，不论哪种方案的身体都只是福柯意义上的被动受到“铭写”的身体，而非尼采、德勒兹意义上的创造性、能动性身体，亦非巴塔耶意义上的反理性身体，身体还是否完整？
消费主义逻辑下的救赎尴尬
救赎也是影片《金陵十三钗》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影片中既有对于身体的救赎，也有对纯洁女学生的救赎，而救赎的生发空间则是作为西方文化重要象征元素的基督教堂，救赎的核心力量和主体角色则是美国人约翰。这样一来，影片中的救赎就被转喻为西方文明（核心为美国文化）对中国的救赎。不能不说，这是极易触犯众怒的尴尬之笔。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文本中也有这种大同小异的救赎话题，可严歌苓毕竟是美籍华人，其作品中他者身份的目光审视，甚至异质文化的理性批评，都有被谅解和宽容的很大尺度；可对于张艺谋他们来说，这就困难和尴尬了。张艺谋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可以说，消费主义逻辑致使他们务必如此，否则将有损海外名利。此处，“名”之目标在于国际大奖，“利”则指向海外票房收入。乍看起来，国际大奖好像与消费主义逻辑关系不大，而与西方强势文化密切相关，应该是代表西方文化价值的西方评委的口味起决定性作用。的确如此。既然如此，不去委屈求名，淡泊国际大奖，倒也无妨。其实不然，时至今日，传媒爆炸式的威力足以销蚀难得的独立判断力，致使国际大奖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票房（甚至包括国内）的风向标将顺应国际大奖茫然而动。因此，上述“名”“利”密切相关，已经声名显赫的国际级名导张艺谋未必在乎再多挣个奖项，但背后却是滚滚财源，细究起来，最终动力之源还是消费主义逻辑。在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上，张艺谋曾屡遭指责，主要来自学界。从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到《秋菊打官司》，在获取一堆国际奖项的同时，也遭到了曾经持续多年的严厉批评。批评者往往立足民族立场，运用来自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对张艺谋电影进行文化演绎，认为张艺谋刻意暴露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愚昧、落后、阴暗、丑陋的方面，迎合西方评委和观众的异趣和猎奇心理，供他者居高临下地赏玩，以此交换国际奖项，并从而获利于海外票房。批评的中心话题是张艺谋的文化身份及其文化立场问题。针对这些批评，张艺谋并没有也无力从学力上回击、辩驳甚至表白，但在影片《英雄》中，张艺谋倒是对这些批评进行了老辣的总结性的集中回应，倾力打造了其“新概念英雄”（英雄当胸怀天下），回答了上述关键性问题，“我是文化英雄，我站在天下拍电影”，从而完成了其“文化英雄”的自我指认。[9]此后，针对张艺谋的上述批评渐渐式微，未必与此无关，而张艺谋的路数也飘忽不定，但主要是做大片。当下，张艺谋又要因文化关系问题的处理而遭遇尴尬了。不过，从影片《金陵十三钗》文本分析来看，张艺谋似乎做得很决绝，比异国他乡的严歌苓要放得开。影片将同名小说中的英格曼神父置换成最普通而庸常的美国人约翰这个只学了几年殡葬手艺靠死人吃饭的小混混式人物，并将救赎大任托付于他。这就使得人物更具普遍性和生活味（更有看头），也从而更加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优越性和普泛意义，因为，神父救赎固然可敬，但是连偶然相遇的庸常小人物也能救赎就愈加可颂并值得反思了。而且，小说中英格曼神父有心无力的保护和救赎主要是为了凸现战争的残酷和（日本军人）人性的扭曲，旨在理性反思；而小人物约翰的救赎却成功地给人实实在在的温暖和希望，实质上戏剧性地彰显了西方文化的救赎力量和信心。
当然，影片并没有完全抹去英格曼神父，让他不出场（“飞了”即被炮弹炸死了）却起着在场的影响作用，临死前曾嘱咐陈乔治保护好女学生，这样，基督教文化就依然可敬。影片《金陵十三钗》中的救赎具有文化仪式色彩，象征味颇为浓厚。们决定杀身成仁，代替学生赴难以拯救学生，既是对学生的救赎，也是自我救赎，让“身体拉住灵魂和神明的衣襟”[10]而升腾，实现涅磐后的新生（当然这种新生未必是世俗生命的新生），孕育于作为西方文化象征的教堂的救赎行为不再只是表征杀身成仁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被这个特定空间感染了西方文化脱凡入圣的诗学意蕴。约翰用他那双临时神父的富有象征意味的手为们改变形象（易容），改变成纯真的少女学生模样。通过这种类似施洗的仪式化展演，们告别自身历史，曾遭厌弃的身体被象征性地清洁化而得到救赎。当影片中约翰对玉墨承诺战后寻找玉墨并带她去他家乡时，玉墨不无感动地请求约翰“现在”就带其“回家”，这样一来，阳性逻格斯就和异质文化关系互文性地交合一体，相互注解。影片结尾处，约翰代行神父职责，完成了同名小说中神父没有也无力完成的对孩子们的救赎活动，不论世俗的还是仪式的，所有价值和意义都交给了受众。在消费主义逻辑的指引下，在市场的诱惑下，影片《金陵十三钗》对救赎话题的处理中的西方文化本位倾向，预留了文化上“自我殖民”的尴尬把柄。经上述分析可知，不论是影片《金陵十三钗》的定位，身体的展演，还是救赎的处理都很尴尬，而这几种尴尬都与横行于商品时代的消费主义逻辑密不可分，难怪卢卡奇这样焦虑地指出：一旦在一个社会里商品形式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就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
作者：王宗峰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