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交易成本研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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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导师后来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总结。
专栏写到现在，基本上都在谈管理学理论，但一直没谈到一个非常主流、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的题目：交易成本经济学。其英文叫作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简称TCE。虽然在其他的文章中曾有所涉及，但还从来没有完整地讨论它。
留到现在才讨论，也许是一种近乡情怯的心理。当年读书时，曾经为之付出过很多辛苦，了解得越多，觉得自己懂得越少，越不敢轻易对其品头论足。那时候，我作为一名外国学生，顺利通过了需要大量密集阅读和写作的博士生资格考试，自以为已经掌握得很好，遂选了交易成本领域的梅尔教授作为导师。导师比我大不了几岁，高大英挺一表人才，彼时刚刚以连续数篇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声名鹊起，成为管理学界的一颗耀眼新星。
没想到初次与新星面谈就很尴尬。我吭哧吭哧写了一周的proposal，自以为有点创见，没想到新星十几秒就看完了，一向直言不讳、语速奇快、善于提建设性意见的他，竟然迟疑了许久说不出话。美国教育讲究鼓励为主，我想他是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汇，又不好意思直接开骂，想提建设性意见都无从开口吧。
这次尴尬会谈的结果，是导师认为我的理论基础很差，决定给我单开小灶，或者叫“指导式学习”（directed study）。我们一起构建一阅读清单，列出1970年代以来的上百篇文章、书目，差不多包括所有和交易成本有关的内容。然后，我以每天3～5篇的速度连读带写，对每一篇进行总结和批评，把读后感发给导师指点。那段时间不光我觉得昏天黑地，导师后来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总结。估计我那半吊子英文也让他读得很痛苦。
痛苦归痛苦，但下了功夫的东西总会理解得更加透彻。导师的导师正是把交易成本经济学发扬光大、并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据我听到的小道消息，导师和他的同学们，当年也被威廉姆森教授“虐”过，除了被要求在阅读、逻辑、写作上猛下功夫，而且作为一心学术的学者，老爷子信用卡不用、电子邮件不写不回，一律口述，由学生们代劳。
说了这么多，还没讲交易成本理论的内容，我也是醉了。太沉湎于过去那点经历没意思，还是说说我有限的理解吧。这是个关于战略行为选择的分析，以交易、而不是企业本身为基本单位，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对每笔交易而言，企业是应该选择内部制造还是外部购买？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哪个的交易成本低就选哪个。那么问题就来了：交易为什么会存在成本？有哪些内容？怎么比较其高低？
关于存在，最简单的答案是：人性。或者说，自利的本质。威廉姆森沿用经济学的分析角度，把企业、组织简化为逐利的个体，也就是经济人（不是经纪人哦！）。经济人的理性程度有限、有边界；同时，只要有机可乘，便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凡能利己，不惜损人。在这些前提下，任何交易双方都有可能出现道德风险，从而造成合同之外的成本，包括筛选信得过的交易对象、谈判并签署有约束力的合约以及签约后对执行过程的监督。
这三类正是最典型的交易成本。由于企业不可避免地“唯利是图”，在交易过程中它们就有可能――虽然不是必然――产生于合同内容之外。所以，威廉姆森认为企业应当首先控制了这些一阶（first-order）成本，再谈合同执行过程中与生产、运营相关的二阶（second-order）成本。
判断交易成本的高低，则依赖于交易的三大特性：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所谓资产专用，指的是某项资产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依附于具体交易。比如说，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特定型号的设备，那么这条生产线就具有高度的资产专用性。而电脑及周边设备可用于不同的项目、参与不同的生产过程，就不属于专用资产。
不确定性和频率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即来自交易外部的风险和交易频次。总体来说，一项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越强、不确定性越高、频率越高，那么因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出现问题时，给交易双方造成的损失――或者成本――越大。
虽然都是随着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交易成本在不同的治理结构下起点和增速都不相同。在简单的市场化买卖（M）结构中，筛选、谈判、监督成本的水平总体较高，但成本随着风险水平只有缓慢的增加。与之相对，在内部治理结构（H）中，因为企业对自身的了解和管理权，三类交易成本起点较低，但随着风险增速最快。还有第三种混合式治理结构（X），例如长期交易合同、特许经营、企业联盟等，交易成本的起点和增速都介于M和H之间。
以此推断，三条成本曲线会出现三个交叉点。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观点就出现了：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必须成本最小化，特别是一阶的交易成本；那么，只需在对应的风险水平上选择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就可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这个理论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概念，叫作“基本转换”（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说的是在进入交易之前，企业面对无数潜在的交易对象；一旦付出努力去筛选，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候选人了，此时对于企业来说，候选人和市场上那些面目模糊的潜在对象已经截然不同，由此进入了“小数谈判”（small-number bargaining）阶段。正是这个小数谈判过程，使得企业必须要关心谈判和监督的成本。否则，只从市场上买卖，自有市场机制来惩戒机会主义者，何必要担心那些后续的成本呢？
和其他管理学的理论相结合，交易成本还可以在很多领域绽放光彩。话说当年，威廉姆森几篇经典论文我看了不止10遍，还不算他那本著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每一次读，因为自己状态不同、研究问题不同，常读常新，总有新的体会与收获。我自己的毕业论文，正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抽取了一个小问题展开，写了3篇互有联系但互不相同的论文。
距我和导师的尴尬会晤4年后，毕业典礼上，眼前是闪光灯，台下是我的亲朋好友，当我战战兢兢地身着博士学位服与导师合影时，他悄悄跟我说：你是我带的第一位博士生，我当初紧张透了，完全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唉，您不觉得您的坦白晚了几年吗？不过算了，毕竟是个非常不错的阅读训练，我想此后的人生中，可能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个秋天，心甘情愿、起早贪黑地读那么多文章、那么自由而安静地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