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灰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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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部小人物叙事，《耳朵大有福》以一种纪录片式的叙事方式，全面、立体地再现了当下小人物的酸甜苦辣，这种叙事既是对知识界人文主义精神的一种内在延续，同时也体现了创作者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　底层；纪录片叙事；影像真实

作为一种对“中产阶级”、“城市白领”叙事的反拨，世纪之交，底层人物、小人物的叙事开始频繁地见诸于文学、影视剧文本，成为一种流行。从关注底层、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到建构底层主体自身，新时期形态各异的文本再现实践通过一种通俗文化的方式，以极低的时间和空间成本，深化了人们对这些社会“卑微”群体的集体认知。同时，底层人物对这些文本的具体体验也成为他们于社会体系中进行“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尺度。

电影《耳朵大有福》同样是一部小人物叙事。似乎注定了与小人物有不解之缘，从《看车人的七月》、《马大帅》、到《求求你，表扬我》，小品起家的喜剧演员范伟一路走来，为我们诠释了小人物形态各异的生存方式与生存哲学。改编于2002年反映退休人员一天生活的纪录片，《耳朵大有福》剧本曾于2006年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获奖，2007年真正进入拍摄阶段。题材的孕育、成型前后横跨四五年的时间，充分的时间沉淀为这部影片增添了厚重的主题内涵，同时，也为影片额外营造出了一系列“纷繁杂陈”的视觉因素。

不同于以往小人物三种主流的影视剧叙事模式，如以精英自居者居高临下的“他者”叙事：“‘小姐、发廊’成了其中的关键词和主要人物……‘底层关怀’这词本身很好，只是现在被滥用了，而他们的写作，呈现给我们的却是‘的想象，猎奇的态度，粗糙的观察，矫情的故事’……要命的是，他们的视角从来都是居高临下的，小姐的身份对他们而言就是小姐。所谓悲悯，却是一种道德上的虚伪姿态。”“悲天悯人”者充满情感的“介入式”叙事：作者对社会底层人物、小人物常常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常常以“诗意化”、“浪漫化”的方式体现在具体的文本叙事中。文本中刻意拔高和放大的小人物近乎完美的人格常常建立在对社会其他群体(尤其是精英群体)人格妖魔化的基础上，例如杨亚洲的一些影视作品。另外还有“愤世嫉俗”者深恶痛绝的“控诉式”叙事：对底层人物苦难命运与生存状态的展示更多的是服务于作者对社会的批判主题，宏大的主题模式使得人物性格的刻画过于粗疏，不够丰满和立体化，影响了观众对这些群体的情感投入。《耳朵大有福》创造了另外一种“纪录片”式的写实叙事模式：客观、冷静、旁观者的视角，简实到近乎白描的拍摄手法，为观众再现了一个普通铁路工人退休后第一天的酸甜苦辣。没有华丽的布景，明星云集的演员阵容，悬念迭生的曲折情节，充斥影片中的背景破败、僵滞、落后。影片所展示的空间场景仿佛是一个为时代抛弃的“孤岛”，这与影片故事发生的真正时间(2006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落差，“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国人日益丰裕的物质生活、高楼大厦、现代化、数字化……”社会的主流叙事语言与简陋的家、凄凉的病房、嘈杂凌乱的菜市场、轰隆驶过的火车、断壁残垣、一元钱的擦鞋铺等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没有粉饰，真实得近乎残酷，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小人物的无奈人生!

影片“纪录片”式的白描比较有效地避免了知识分子“代言叙事”所产生的形象“异化”。“代言常常异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被代言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常常引用底层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状的不满。他们擅长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影片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更为丰满、立体的小人物形像：不无自尊、自强、乐观、豁达，但还带有那么一点死要面子活受罪、窝囊、不切实际的王抗美。人物性格的刻画没有任何预设的价值判断，只是一种平实、客观的展示。这种展示“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学意义上重建他们的生活。”影片中围绕王抗美的日常生活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色调：一方面是为众多人所羡慕的、光鲜丰裕的生活表象：白皮的中华烟；退休的铁路工人，“一天24小时都在挣钱”；享受各种健全的保障体系，“人没了之后还追加一年工资”；媳妇一天的营养三餐，“晚上水产，中午肉禽，早上肠、花生米、鸡蛋”；大款女婿，“姑爷少喝一顿酒，都够我(王大耳朵生病的妻子)补半个月的了”；电子算命的预言“妻儿老小皆如意，不需劳碌自亨通”另一方面是被有意无意隐藏的另一种“灰色”、“沉重”的人生底色：火车噪音严重污染的破旧屋子，整日载着主人公奔波于医院、菜市场、家里的破烂自行车，久病在床的媳妇高昂的营养费，尚需要孝敬的高龄老父的凄凉晚景，女儿婚姻的不如意，混混儿子的不务正业，为喧嚣、浮躁的社会所不容的沉重的艺术理想，为贴补家计不得已再就业时的年龄、体力歧视……王抗美以一种小人物特有的生存智慧频繁穿梭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在众人的“企慕”中违心而又沉重生活着，疲累不堪!然而，生活却不会因此而彻底陷入绝望，苦难之中，仍然存有坚韧的信念。正所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王抗美身上不仅映射了特定时代小人物的特定经历和特定命运，同时，也映射出了同一种文化语境下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经历，很多人可以在王抗美身上看到曾经或者未来的自己。

影片的基本定位为一部轻喜剧风格的贺岁片。影片市场宣传海报上范伟的四种滑稽造型“关公造型”、“超人造型”、“怪物史莱克造型”、“日本相扑运动员造型”也为影片也制造了很多收视悬念。但综观整部影片，似乎与影片的最初定位与市场宣传之间存在错位。虽然在影片中不乏轻喜剧元素，然而这部影片给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沉重、压抑。在当今票房决定一切的商业文化氛围下，影片的营销策略有对市场元素的主动迎合。然而，就影片内容来看，制作方的主体精神特征和美学追求还是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呈现，包括具体出现在影片中的轻喜剧元素。“黑色幽默”不是市场噱头，却是，J、人物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人生，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开掘了影片的主题内涵：“新闻联播就酒，国内新闻喝一瓶，国际新闻喝一瓶”；“确保咱家一家一个病人的基本配置”；形象设计的各种搞怪造型；简陋音乐“倒骑驴”上的劲爆舞曲等，将主人公那个时代人的沉重与当下社会的隔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真实并不纯然是紧张或者崇高庄严的悲剧，它也有可能是喜剧，小人物本身就带着天然的喜剧性，他们的弱点甚至愚昧和他们的不幸和屈辱一起，构成了丰富的人生内涵。这同样是真实性的体现。”

怀抱“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小人物的群体世界，客观、冷静地反映其真实的生存状态，关注其命运，通过影像文本触动人们的心灵，呼吁社会对他们的理解和宽容，这个过程既是对知识界人文主义精神的一种内在延续，同时也体现了创作者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研究者刘红梅曾经这样概括“人文主义”的含义：人文主义传统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特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人文主义聚焦在人的身上，一切从人的经验开始。其二，每个人自身都是有价值的一一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一一其他一切价值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其三，人文主义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所作的解释。从人文主义实践的层面来讲，《耳朵大有福》无疑是一个典范：小人物的历史，不张扬、不造作、不矫情，平实简单，但却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