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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介绍了自汉代以来学界对《论语》中“一以贯之”一句的理解与争论。笔者认为:实际上,“一以贯之”表明了思维上注重整体、联系与连续,正如“一”作为数字的起点,“一”的思维方式是进行思考的起点,是中国文化中“暗含的前提”;一”的思维方式是孔子认识事物的首要方式,它表明一种整体性和连续性。在这之下,才产生了夫子追求“和”的理念、向外推导式的思想和两取其中的方法。
【关键词】 《论语》;孔子;思维;一以贯之
在《论语》中“一以贯之”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论语・里仁》篇孔子与曾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一次是《论语・卫灵公》篇孔子与子贡所讲,“予一以贯之”。多少年来,人们认识到子贡与曾子作为孔子重要的弟子,这两次谈话涉及到孔子思想的核心问题,然而对“一以贯之”的解释,却诚如程树德先生在《论语集释》中所说,这个问题“自汉以来,不得其解也”。
当前,对于孔子“一以贯之”的研究显得纷繁复杂。梳理古代历史中对此句的解释,大概能分为几个阶段:汉至于唐,把此句作为孔子解释自己“道”的说法,把“贯”解释为“统”,此句是“执一统众道也”,以何晏、王弼、皇侃等为代表;宋明之际,释“贯”为“通”,把此句解释为“犹言以一心应万事”,又将曾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此句乃是孔子向为道所困的曾子解惑之语,此类说法以朱熹为代表;明末到清,把“贯”解释为“行”、“事”,此句含义是“知行合一”,“非传心之妙”,而是“传心之功”,以王念孙等清儒为代表。
细察这几种说法,其思路大体可分为两条:一是由文字训诂到字义解释再到整个句子的理解;二是在先验论下直接引申其含义。这两种都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其特点在于注重个体内在的体悟、师承门户的讲授、训诂学的基础、文献数量的积累等等。不过,这些特点成为中国文化的特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缺陷。例如在本句的解释过程中,对于“一”的含义,很多学者持有儒、道门派之见,各家门户之别,不肯越雷池半步,又缺乏不同文化类型的比对,故而使得其在表述上缺乏逻辑,将隐含的思维方式与本身的含义有所混淆。
近代以来,章太炎、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许多大学者都进行对“一以贯之”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时尚处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起步阶段,很多文化中关键问题还没有得到重视,故而并没有走出以上传统的三种内容。当代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反是执着于孔子思想核心的讨论中,对于孔子思想采用的析分方式,对“一以贯之”里孔子的“道”给予纷纭的解释,比如“仁学”、“中庸”等概念,实则是出离了文献而作一般性的讨论。
从现代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从更加宏阔的背景下去研究这句话,眼光并不仅在中国的,不仅在孔子的,也要世界的,要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上来看待。
首先,在《论语・卫灵公》篇出现“一以贯之”这句话的时候,重视在“学”的问题上,简言之是“多与一”、“博与约”的问题,而《论语・里仁》篇中此句有前置定语,讲明是“吾道”,则是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来表述。但从两者语句相似的角度来看,它们反映了孔子的思维方式――“一”的思维方式。子贡以“多”闻,然夫子教导他要找到“一”,其内涵是表明这里的“多”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因而才能有“一”。而《论语・卫灵公》篇中“吾道一以贯之”表现更加明显,只有处于一个整体中,才有终始、本末,才有广大与精微并存,才能贯通。“一”的思维方式是孔子认识事物的首要方式,它表明一种整体性和连续性。在这之下,才产生了夫子追求“和”的理念、向外推导式的思想和两取其中的方法。
“一以贯之”表明了思维上注重整体、联系与连续,正如“一”作为数字的起点,“一”的思维方式是进行思考的起点,是中国文化中“暗含的前提”。但在当前学界,对二分和三分研究地较多,反而忽视了作为起点的“一”。前者有学者著书、作文论述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问题,内容广大而精微;后者只是拘泥于学派的限制,或作一般本体讨论,例如“理一分殊”,或形下作“整体”的解释,例如知行合一。
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独立绝对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变,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矛盾,追求和谐,但相互转化实则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是相关的,在本质上他们是一体的。用中国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就是“二”的事物本身就是“一”的。所以“由一而生”、“混同一体”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问题,它代表着思考的开端与终结。孔子的“一”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表现,“一以贯之”中贯通性的推导思路也是中国文化的脉络所在,“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正是东方与西方文化区别的大前提。
相较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中心来说,孔子的人文精神有所区别。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权相对下的人精神主体觉醒,但在中国传统中并没有天国与人间的分立,孔子思想中的“一”代表贯通与连接,有一则必有二,有二必能合为一。所以如果仅用这种说法来概述中国思维方式、思想内容是不全面的。孔子是将自我或者人类群体放在了一端,与另外的一端他人、社会或者自然组成了一个整体。这种整体一个是两端的双方能够相互靠近而交换的世界。只不过,自我作为实践的主体,具有能动性,是较为特殊地一端而已。人与自然一样,都是被规律所限制的,而人的特殊性就在于可以通过主动的行为,规避与向上而达到“悠远”(长久)、“薄厚”(向上)的境界(成己),或者在更高的层次上带动周围事物共同走向这一目标(成物)。
正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文化里“‘我’与‘非我’”并未分开,《庄子・天下》开篇讲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在乎?曰:‘无所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世界是一个整体,这种认识变成了学者们的思维方式――整体是先验的,无所不在。于是,在中国学者的思想中有先后、终始、本末,有始终存在的联系与转化,这才是“一以贯之”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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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 岳(1991-)男,山东泰安人,曲阜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