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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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9日，法国一位52岁的小学教师Chantal Sebire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尚泰儿并不是一个厌倦生活的人，她热爱自己的事业，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那些曾经让人珍惜的时光给她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记忆。可是，她现在的记忆却好像是一片空白，她所能记起的就是痛苦，折磨人的痛苦，日日夜夜让她不得安宁的痛苦，这种痛苦让她不知道应该怎样生活，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身患绝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是自己？尚泰儿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肿瘤会长在脸上，为什么会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让自己面目狰狞，为什么自己丧失了味觉、视觉和一切一切正常的感觉。难道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吗？尤其是看到有的孩子被自己的怪相吓得跑开的时候，她就更觉得这一切太不公平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会到头呢？
尚泰儿想去战胜疾病，可是，这种肿瘤太罕见了，医生也无回天之力。别人可以施舍同情，痛苦却只能由她一个人来承担，她所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这时候对她来说一点用也没有，痛苦就是痛苦，疼痛就是疼痛，无法回避也无法掩饰。尚泰儿决定在自己还算清醒的时候，向法院提请安乐死，希望法官能够体谅她的痛苦，让她能够选择死亡，对她来说，死亡看上去仿佛是一种更人道的选择。
让尚泰儿失望的是，法院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在法国安乐死是不合法的，没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判决。在痛苦与合情合理之间，尚泰儿绝望了，她决定自己来做这个决定，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服下了毒药，终于找到了解脱自己痛苦的方法。2008年3月19日，在自己的亲人和孩子们的悲哀之中，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间。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人们在同情的同时，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权力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如果我们没有权力，那么谁又有权力呢？安乐死究竟是不是应该合法化？面对生命的痛苦，我们的选择究竟应该是什么？人的出生是一个偶然，人的死亡却是一个必然。然而，这个必然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仿佛是由超出人间的力量来控制的，而不是我们每个人能自己决定的。如果想死就死，这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安乐死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老话题。世界上，仅有几个国家规定安乐死是合法的，身患绝症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可以选择安乐死。可是，在绝大多数国家，安乐死是违法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对生命的权利问题。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无论是我们的出身有多么卑微，也无论我们是出生在什么地方，这种权利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这种权利就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我有时倒是希望真的有上帝存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人间的生杀大权交给上帝，由上帝来做决定。可是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别人也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们就只能依靠法律来规定。可是，法律就应该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我理解尚泰儿的痛苦，扪心自问，我好像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她被死亡一点点吞噬吗？她的亲人又怎么能忍心呢？也是发生在法国一个小村子里的事，由于墓地短缺，村长想出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妙计，他召开全村大会，在会上宣布了一条规定，这条规定是，由于墓地短缺，村里的人谁也不许死，如果违反规定的话，一定严厉制裁。这则消息被当成笑话在流传，因为生死由天，谁规定也没用，该死的还是照常要死，不会因为制裁就不死。这样的笑话帮不了尚泰儿的忙，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除她的痛苦，都说痛苦可以分享，一个痛苦可以变成半个痛苦，可是惟有病痛无法分享。
与此同时，我在网上又看到了国内的一篇报道，妹妹患有轻微的精神病，姐姐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把妹妹捂死了。法院判姐姐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可是，她的父母及邻居却向法院求情，请求他们宽大处理，姐姐也是没有办法，再说一个精神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价值呢？为什么把姐姐判得这么重，她这样做不也是为社会减轻了负担吗？左邻右舍，网上网下，到处都是同情姐姐的人们，记者不禁问，究竟有没有人关心精神病患者的权利呢？他们本身就是弱者，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吗？难道姐姐就有这样的权力来决定妹妹的命运吗？这究竟是对生命的漠视，还是为妹妹逃离苦海助上一臂之力？人们的同情究竟是合情合理还是助纣为虐？死亡是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呢？我没有答案。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无痛苦的死亡，另外一层含义是无痛致死术。可是，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却牵扯到医学、法律、经济、伦理、道德等等方面的问题。围绕着这个话题，争论就一直持续不断，人们最大的担心就是，一旦这种权力被滥用，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法律究竟能不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呢？究竟能不能让生命的权利得到最大的尊重呢？
尚泰儿死的时候，她的3个儿女就在她的身旁，我想象不出他们的心情和他们的感受。看着自己的母亲离去，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尚泰儿是怎样对自己的亲人解释自己的想法？她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痛苦，又为别人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她的孩子们究竟会怎么想？我无从得知，也不想深究，因为毕竟是一件痛苦的事，何必又分析来分析去。
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世界上无数的尚泰儿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思死亡的问题。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诗是美丽的，可是现实却不一定像诗歌。都说人生莫测，生死无常，也许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究竟应该怎样死去，但是我们却应该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活着。活得好的人，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才会安详，才会心平气和，才会尊重生命，才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的“村长”命令我不许死去，我也会欣然领命，欢欣鼓舞，因为我相信上帝终于显灵了。安乐死也罢，不安乐死也罢，心底里，我还是想活下去，活他个上下五千年，一直等到有墓地的时候为止，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呀。只要没病没灾，咱绝对不会让“村长”为难，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活着多好啊！有这样的村长吗？我真能如愿吗？
“村长，村长”，你在哪里呢？
悉尼的脸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容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脸面，可是这张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从2006年开始，澳大利亚的一群摄影师决定把每个城市的脸用相机拍摄出来，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城市。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拍摄了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脸。每个城市的脸都有些不同，每个城市的脸都代表着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
拍摄的过程其实也很简单，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各个种族、各种肤色，都要有人参加，因为这样才能反映一个城市的真实面貌。拍摄的所有照片都输入电脑，通过特殊的技术进行合成，我们终于看到了悉尼的脸。在这张脸上，我们可以看出，悉尼还是一个白种人的形象，这是因为在这里居住的大部分人都是欧洲人的后裔，他们还保持着白种人的特征。可是，这些特征也不再是棱角分明了，他们的轮廓渐渐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里还居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其他种族的人们，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的脸。
用一张脸来反映一座城市是不是有些太简单了呢，这张脸能代表悉尼吗，这张脸是我们印象中的悉尼吗，在这张脸上能看出善良和丑陋吗？也许我对一张照片的期望值太高了。现实中有许多事情，这张脸是无法反映出来的，但是，那也是悉尼的脸，那也是我所居住的城市。
2007年12月，澳大利亚惟一一个被美国抓进古巴观塔纳岛上战犯监狱的David Hicks终于被释放回家了。他的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设法营救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相信儿子并不是，他不会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至于在阿富汗被抓纯属是被冤枉。父亲一直一个人在为儿子的释放而奔走呼吁，因为他坚信无论儿子有什么过错，儿子终究是儿子。David Hicks回国后，来到了悉尼定居。舆论一片哗然和惊讶，悉尼人也仿佛担心起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一个嫌疑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在人们议论犹豫的时候，悉尼的一位百万富翁接受了他，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评判别人，上帝才是最终的裁判。他要帮助这个年轻人重新生活，重新开始。尽管这样做要经受很大的压力和误解，可是，一个人的价值比误解和压力要大得多。他相信孔夫子的话，对待别人就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一样，这样做没错。这位富翁的名字叫Dick Smith，我在悉尼的脸里面寻找他的面孔，他是不是也能够代表悉尼呢？
在悉尼的闹市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两个身穿黄马甲的人，他们不是政府人员，也不是公司雇员，而是贩卖杂志的小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吸毒史，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少人为此倾家荡产，流落街头。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一家慈善机构帮了他们。这家慈善机构办了一本杂志，就叫《The Big Issue》，杂志卖5澳元，除去2澳元成本，其余的就归卖杂志人所有。表面上看，悉尼是个没有穷富差别的地方，可是这些黄马甲却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他们的故事也许可悲，也许可怜，可喜的是，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又重新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他们沉沦过，他们失意过，他们的人生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他们在坚持，慈善机构在坚持，能救一个就救一个，这就是慈善，这就是良知。我希望在悉尼的脸上也能看到这些人的脸，因为他们代表着平凡中的希望。
一位百万富翁放弃了自己的公司和事业，每周坚持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他的公司就叫“车轱辘上的晚餐”。因为他自己也有过短暂的一段时间无家可归，所以他就特别理解无家可归人的处境，自己有钱后，他就利用假期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晚餐。没想到越做越上瘾，他同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了解到了他们的身世，就更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公司挣的钱都搭在了免费晚餐上。全悉尼有好几千无家可归的人，每次一人一顿免费晚餐就是上万元的花费，还不用说搭进的人力物力。可是，他却无怨无悔，一直做下去。公司经营不好了，他搭自己的钱去帮助，好多人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新生。我却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可是，我仍然在悉尼的脸上寻找他的面孔。
刚刚到达悉尼的时候，我还分不清东南西北。一次晚上去找一份工作，回来晚了，在公共汽车站等汽车，看到时间表上写着晚7点是末班车，可时间已经过了7点，于是我就问走过来的一对中年夫妇，他们说没有车了，不过这里离地铁站也不远，我还可以去赶地铁。看了看手中的地图，我狠了狠心，决定自己走到地铁站，我正要向前走的时候，却突然听见有人在喊我，原来那对夫妇担心我一个人不熟悉路，决定用车送我一程。我跟着他们回到家里取车，然后他们开车送我到了车站，车站到了，我下车道了谢，却没有问他们的姓名，挥挥手就这样告别了。事情虽小，我却永远记住了陌生人的善良。悉尼的脸上有他们的面孔吗？
我久久凝视着这张脸，在这张脸上，我看到了善良，看到了丑陋，又看到了善良，又看到了丑陋，一张脸也许根本代表不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也许不止有一张脸。艺术家们还是应该不断地拍摄下去，直到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为止。
我所居住的城市有这样一张脸，你所居住的城市的脸是什么样的呢？白脸、黑脸、红脸、还是花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