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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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也是荀子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学术阵地。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足见荀子当时学术地位之显赫。田齐政权虽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其他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允许其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宽容政策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荀子提供了足够的思想源泉。
荀子除上承尧、舜、禹、汤的王制及孔子仲弓的“礼”之外，受田齐法家的影响也很深。田齐法家，推崇管仲功业、主张法治。尽管荀子从儒家的立场对其进行了批判：“尚法而无法，但也吸收有关“法”的合理成分。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者，法也”，“故非礼是无法也”。由此可见，荀子所隆之礼是包含着“尊法听制”的礼。荀子推崇的礼是，礼中有法，法中有礼。他说“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纂论公察而民不疑”，“怒不过予、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显然这些与慎到之说相一致，都强调了“法”的原则确立对建立社会公正的重要性。
荀子学说中融汇了法家“公而不党，易而无私”的精神，从而充实了儒家政治学说的内容，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且其学生韩非、李斯后来都成为战国末法家的代表人物，与荀子接受和吸收田齐法家的某些学说密不可分。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显著。是时，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
荀子出生成长于三晋之赵国，先后数度游齐，并长期居住于齐；还曾游燕、游秦，并两度游赵、游楚，最后卒于楚。可以说，荀学的形成，主要是对儒家文化以及法家文化所作的批判性总结和创新性整合；而商鞅以来的秦文化实际上是三晋法家文化移植的产物，所以从根本上讲，这一学说是三晋文化与齐鲁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
其一，荀子出生与成长的三晋大地，既是战国时期法家的策源地，又有战国初年魏文侯重法尊儒的成功治国之道以及赵烈侯儒法并用的社会改革实践。
荀子生活的青少年时代当距魏文侯、赵烈侯时代不太遥远。魏文侯重法尊儒的成功治国之道以及赵烈侯儒法并用的社会改革实践，给青年时代荀子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应产生过深刻的历史启迪。后来他又两度游赵、一度游秦，对三晋以及秦国法治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审视。尤其是在秦国时，他在回答秦相范睢关于“入秦何见”的游秦观感时，既高度赞扬了秦以法治国达到了“治之至”的最佳境界，同时又深刻地指明“秦之所短”在于“无儒”，仅严刑酷法而无礼仪教化，虽一时“其强海内，威行诸侯”，却潜伏着一朝倾覆的危机暗流。秦王朝即兴而亡的历史教训证实了荀子的这一预见。可见，丰富多彩的三晋文化以及作为三晋法家文化移植产物的秦文化，是荀子“隆礼重法”学说形成的现实的和历史的重要依据。
其二，荀子长期生活的齐鲁大地，既孕育了以“礼治”、“王道”为主旨的儒家文化，又培植了诸子学说荟萃交融的“稷下之学”，同时还有管仲以来齐国礼治与法制相济相辅的治国实践。在批判性总结和创新性整合诸子学说特别是儒、法学说的基础上，荀子也从齐国管仲和管仲学派的礼、法相济相辅的治国实践中得到深刻的历史启迪，其“隆礼重法”学说最终形成。这说明齐鲁大地博大厚重的文化资源，也为荀子确定“隆礼重法”学说提供了现实的和历史的依据。
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汉朝，经过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至汉宣帝，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遂被确立基本国策。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互为表里，以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兼施并举，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国策，这充分反映了荀子学说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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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娜，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