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花落下的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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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的眼神是明亮的，如面前的煤油灯，焦渴地凝视，直到棉质的灯芯燃烧成朵状的灯花，直到灯花落下。
童年记忆里，故乡冬天的夜晚是宁静的，万籁俱寂，除了偶尔路人的咳嗽和踩着冰凌“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世界仿佛被寒气冻结，一切有气息的东西都被黑暗凝固，有种无法穿越时空的亘古无极之感。一家人无聊地围坐在四方的饭桌周边，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抑或意见不和时不太剧烈的争论，就好似一个清贫的单位里召开的一场年终民主生活会，缺乏主题，无牵无绊，允许各抒己见。
我就喜欢这样的夜晚，或许它已成为我乡愁的一部分。有感情的记忆总是给人温暖，哪怕是屋外北风呼啸，屋内冷如冰窖。每年的冬天，我都会想起这样的冬夜。
记得这样的夜晚总是从外祖母开始，一家人草草吃过青菜泡饭，等外祖母把锅碗瓢盆洗刷完毕，大大小小的洗漱也就接近尾声。
冬天的夜晚总是漫长的，无以娱乐。枯燥、无聊是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生活的主旋律。长夜漫漫，度日如年，这种一家人围桌长谈便成了一种约定成俗的习惯。
八十年代初，中国南方的农村，温饱问题刚刚解决，但物质的匮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能长时间地点着煤油灯的家庭也是凤毛麟角。外祖父是乡油榨坊的工人，相对而言，我家的煤油是宽裕的。
外祖母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很少与家人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大发言论，除了日常用度的“汇报”和来日工作的安排外，她习惯了沉默。她喜欢听着她的子女们“叽叽喳喳”乱侃大山的无聊话题，聊以打发这漫长的冬夜，也许在她心里这根本就是一种天伦之乐。看着一群儿女（外婆一共生了十一个，养大了九个）在自己艰辛的抚养下渐渐长大成人，她功不可没，这是一种无比的欣慰。
那时我还很小，踮起脚来刚好是吃饭的桌子那么高。因为家里唯一的一张父母结婚时的木架床无法挤下一家五口人，每天晚上我便被寄居在外祖母家。今天被安排在阿姨的被窝里，明天被安排在舅舅的脚底下，像个被踢来踢去的破皮球，“居无定所”。幸好父亲在外祖母家的威望甚高，我深得外祖母的疼爱，虽然经常会遭遇舅舅们的白眼、讥笑和怒斥，但在外祖父和外祖母威严的呵护下，相对于表哥而言，我还是备受待见的。
因此，外祖母家煤油灯下的长谈，我是最小的听客。
记得一家人常常谈起的话题往往是他们的回忆，和每天劳动的心得，而我往往把他们谈及的内容想象成跌宕起伏的故事，偶尔也会把自己假想成故事的某个极其微小的角色，或者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一边痴痴地听讲，一边傻傻地幻想。
这样的夜晚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情节莫过于腊月的年底，外祖母在煤油灯下――规整外祖父从榨油坊分到的福利――十斤豆泡。豆泡是那样年代的稀罕物，在农村，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能吃上。油榨坊里的豆泡是最油最香的。油光黄亮的豆泡让人垂涎欲滴，偶尔乘人不注意的时候，我会赶紧抓两个往嘴里使劲塞，然后便假装尿尿，躲在骚味浓烈的尿桶旁偷偷大嚼特嚼。以至多年以后，那种带着尿骚味的豆泡始终让我无法忘怀，一闻到尿骚味，嗅觉就会自然而然地幻觉成豆泡的香酥美味，就像人们一谈到杨梅就会流口水的条件反射。
外祖母家是个大家庭，所以每有好的吃食，外祖母都会精打细算，――分配均匀。总共十斤豆泡，为除夕晚上的年夜饭准备一盘是必不可少的；大女儿、二女儿和大儿子都分开单过了，每家都要准备一份；正月初三是亲戚之间大拜年的日子，中午得做满满的一盘才够；元宵夜在家乡被称为“小年”，当晚的菜肴绝对是不亚于年夜饭的，所以也得留足一份；如果家族里当年有刚结婚的“新嫂子”或者“新姐夫”，按照习俗，每家是必须请到的，这是个未知数，多请多留，无法预计。剩余不多的豆泡，外祖母便会用盐腌制起来，与咸肉放在一个大陶罐里，或用麻绳穿成一大串，高高地挂在厨房的椽子上，以备来年四、五月间闹菜荒的时节招待偶尔到访的客人。自家人是从来都舍不得吃的。
每次分配这些年货，也许是外祖母一年当中最高兴、最炫耀的时刻。那天晚上，她会早早地收拾干净八仙桌，特意把煤油灯的灯芯用针挑长点，让火焰燃烧得更大更亮些。淡然色的火焰，往往在这样的夜晚也是燃烧的最充分最欢畅的，油油地照耀在外祖母幸福的脸上和油光滑亮的手上，交相辉映的灯火会把整个寒冷的冬夜照亮得金碧辉煌，暖意便笼罩了外祖母家简陋的小屋。外祖母一边手脚麻利地分配，一边口里念念有词地解说，仿佛是自言自语，又仿佛是一种满足的炫耀，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这样的夜晚每年只有一次，但这难得的瞬间幸福一直延续到我读初中离开外祖母家住校以后才从我记忆生生被抠挖了。
有些只有一次的记忆，往往是人生之中最美好的片段，无法拾回，也无法抹去。
1983年的腊月，三阿姨要出嫁了，一向大胆追求爱情的三阿姨是兄弟姐妹当中最浪漫的一个，也是最有主见的一个。家境贫寒、身材矮小的三姨父是个老实巴交的石匠，他来外祖母家提亲时，因其貌不扬而遭遇三阿姨的断然拒绝。但仁慈而保守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生怕三阿姨的倔强会坏了诚实守信的家风，便强迫三阿姨出嫁。迫于父母的威严，孝顺的三阿姨答应了，但却提出了一个对当时来说却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嫁妆里必须有一台收音机。
收音机是三阿姨自己去饶埠镇选购的，尺寸非常大，绝不亚于之后几年里流行的小型黑白电视机。这款收音机可以插直流电，也可以用电池。蓝色的收音机耗能非常大，每次四节电池的能量三四个小时就耗尽了，这对一般的农家来说是无法承受。也许是三阿姨把对婚姻所有的不满都撒到这台收音机上，只要有空，她便会打开收音机，一边绣鞋垫（准备嫁妆），一边悠然自得地听着收音机，外祖父和外祖母是从来都不敢干涉的。作为父母，他们怎么不知道女儿内心的愁苦？在农村，退婚是伤风败俗的事情，有辱门风啊！
在三阿姨结婚前，自从有了收音机后，外祖母家的传统节目夜谈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听收音机。
广播剧是当时收音机里最传统的节目，备受年轻人追捧。当然，听广播剧于年幼的我而言当然是无聊透顶了，但每次看到阿姨舅舅们全神贯注的神情，我是十分羡慕，也是十分不屑。每当广播剧一开始，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个个屏住呼神绷紧，放大的瞳孔在煤油灯下忽闪忽闪地熠熠发光。我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连偶尔的一声咳嗽都会无端引来他们的大声呵斥，成众矢之的而群起而攻之。
耳濡目染，印象最深的广播剧当属路遥的《人生》了。剧情我是完全听不懂的，也记不得，但其中的男女主人公――高加林、刘巧珍却是记忆深刻，剧中小孩子们编唱的歌谣“高加林、刘巧珍，老头老太进县城”却耳熟能详。直至读高中时期，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因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而全国上下掀起一场路遥热，我方才读到《人生》。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突然之间闯进了幼年的记忆，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切都恍如隔世后鲜活再现，仿佛那些情节都是自己过去经历的一部分，其中的人物深深地打上了三阿姨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特有烙印，清新，亲切，那种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向往更是深深影响了一代国人。也许小说本身就已镌刻了生活的固定章节。
三阿姨远嫁后，我在外祖母家的优待和浪漫记忆也随即消失了，仿佛寒冷冬日里的催眠，走到了尽头。
寒冷的冬夜，在温暖的书房里，偶尔读到宋代诗人赵师秀的“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诗句，那种在漫漫长夜耐心地看着灯花落下的寂寥情景，以不可复制的遗憾影像，突然勾起了我对过去绵长的回忆，以及对那个煤油灯的年代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