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论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先生是一位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档案学家，在近20年中，其学术思想对我国档案学产生了深刻、积极的影响。本文仅就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建构理论和思想作一提炼、解读和分析，以纪念这位思想前卫、富有社会洞察力的前辈学者。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档案学思想

自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1947～2014）先生就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所提出的“后保管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范例的转变、“四个档案范式”、档案记忆建构，以及他进行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档案学思考，都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引入，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导向。作为一位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档案学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库克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应是国外学者在我国影响程度最高的一位，其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挖掘。这里，仅就库克先生的档案记忆建构理论和思想作一提炼、解读和分析，以纪念这位思想前卫、富有社会洞察力的前辈学者。

1 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的重要学者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作了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主报告（简称特里・库克的“十三大报告”），报告一开头，他就援引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政府提出建造“记忆宫殿”这一历史典故，指出今天“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并提出了记忆宫殿建造的一系列问题：

“回顾自身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1]

在库克看来，记忆的结果并非无可争议。他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美国历史学家杰尔达・拉勒等学者的观点说：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从中世纪到本世纪，妇女都被排除在社会记忆工具和机构之外，其中也包括档案馆；而非洲档案人员也在怀疑欧洲文字文明衍生的古典档案概念是否适宜于保存以口述形式记录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成熟期’”。因此，他以记忆为牵引，阐述了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通过回顾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引发我们思考、探索档案工作者如何“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从而更好地构筑人类记忆的“殿堂”。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记忆属性和功能的阐发虽非久远，但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已经出现。国外较早作出档案记忆论述的，要追溯到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我国将档案作为记忆来看待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对档案起源的论述。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史教研室编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实践，要求彼此交往，当时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述和交流思想与经验。但是语言不能远传，也难记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为适应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人们就开始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法。结绳和刻契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进入80年代后，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将“延伸记忆”作为档案的文化表现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档案起源论中关于结绳、刻契为人类记忆辅助系统的思想，指出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2]但这些论述只是对档案功能的一种观念表达，并未进入学理性层面。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3]但真正进入进行论述并提出思考的只有库克的报告。纵观近20年来的档案记忆研究资料，仅就笔者所见，也以库克的“十三大报告”及其后的相关报告为较早。如2000年在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主题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会的记忆”）上作的《超越屏幕：文件连续体和档案文化遗产》报告；200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上作的《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报告等。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库克先生是档案记忆研究的开山鼻祖，但作为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重要学者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研究引发了档案学界对档案记忆问题研究的持续关注和深化。

2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的要点与表达

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对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内涵大致可以提炼如下：

2.1 “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在档案是不是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学者还存在疑虑，或认为档案只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不是社会记忆本身；或认为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属性，但不能成为社会记忆；或认为社会记忆是活的，而档案文献是死的，等等。而在库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就将档案视为社会记忆。在“十三大报告”中，他用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的话说，“档案里包含了国家和人民‘集体记忆的关键’”；在《档案馆、档案、权利：现代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他强调“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在档案之中，没有档案，记忆就会摇摇欲坠、对成就的认知就会消退、对过去的骄傲就会消散。档案挽救了这些损失，档案包含了已经消失的证据，这在现代社会尤为贴切……档案仍是理解历史的基础，对我们的经历、认知、叙述予以证实。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4]

对档案记忆，库克赋予了它崇高的价值和意义，把它和民众的根源感、归属感联系起来，认为“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 [5]为此，档案人员“掌握了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这种幸福来自于过去的持续经验以及根源、归属和性质的认识”。[6]库克的这些论述已得到档案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并已产生现实性影响。

2.2 “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档案在社会记忆之中，既是社会记忆的独立形态，又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单纯从库克这句话的表述上看，并不能体现出其中所潜含的档案记忆思想，因为，社会记忆本身就不能局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不过，结合库克的原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不能仅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而应有更为广泛的档案文件记录。

库克在论述加拿大档案宏观鉴定法的形成与发展时指出，最初的档案原则的经典论著都是由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的，主要关注的也是政府、公共或集体文件，研究这类文件向档案馆如何有序移交，研究如何保护它们的原顺序和最初的分类；私人和个人档案则被赶入了图书馆和图书管理人员的地盘。由此，“传统的档案观必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忽视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国家的影响”。但在近几十年来，对档案机构存在原因的看法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向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转移。“宏观鉴定注重管理的职能而不是每个政府机关的结构或工作活动，它像重视国家的作用那样重视公民和团体的相互作用，它包罗所有载体，寻求多种叙述和有争议的热点论述，它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设法给它们一席之地。”[7]库克的这一思想突破传统的官方记忆的阈限，将民众（民间、私人）记忆思考纳入档案“记忆宫殿”的建造范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观进行诘问、反思和修正；也体现出后现论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8]

2.3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一文中，库克从后现代的视角，考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影响和作用，批判性指出，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只是从事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构成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但事实上，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活动中并非是自然、客观、中立的。他针对加拿大历史学家乔伊・帕尔的论点，分析指出，“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是“构建社会长久记忆的主建筑师”。[9] “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的保管者对那些建构记忆和形成认同的档案通过积极的管理、鉴定、挑选、描述、保护、使用等行为施加影响”，[10] “档案工作者在其各项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因此，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要使“幽灵必须变成血肉之躯”。他引用一位南非档案工作者的话说，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建构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生活将传递给后代”，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为此，他提出并倡导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11]

2.4 “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子文件的大量生成，如何确保“电子记忆”这一人类新型记忆形态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国际档案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现实挑战。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在总结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电子文件的出现及其管理，梳理分析了档案领域存在的12个关键性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从整体上要求我们在1996年采纳一种新的概念范例作为我们未来档案理论的基础”。这一新的概念范例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后保管模式”，其核心为：“从由此产生的文件或产品转向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意图”；“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12]国内学者对后保管模式多从电子文件管理角度加以解读，认为其中包含着新来源观、宏观鉴定法和知识服务，但其意涵和范围不止于此。库克将后保管模式作为解决电子文件管理的思维变革，更将其作为构建新的全球信息秩序的指导思想，在报告结尾处，他说“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以记忆开篇，以记忆作结，库克在构思和谋划新世纪档案“记忆宫殿”建造的设计理念与实现路径。

3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

是中国成就了库克的“国际地位”，还是库克的档案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国际地位”？近年来，库克的档案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学术现象，还需要放到国际档案学的发展全局中去衡量和评价。但不管怎样，库克档案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讨论，一方面，说明我国档案学的开放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库克思想中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要旨。这种精神要旨笔者认为，就在于库克以后现代主义者的眼光观察我们的档案世界，将档案、档案工作放到整体社会环境中，思考并探讨社会变革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作为一位档案学者的专业应对。他强烈呼吁“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为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13]

在库克的档案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变革及其专业影响的深刻认识。在提出后保管模式时，他指出：“在档案论述中出现的这种‘后保管’不仅反映了档案论述的自身发展，而且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文件形成和文件保管现实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起因于国家概念的演变以及国家与其公民的相互作用的变化，公民对国家档案机构和全民集体记忆性质期望的变化，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化和随之出现的‘后韦伯组织理论与实践’，现代文件的巨大数量和丰富载体，计算机和通讯新技术，政府和公民对信息的新利用以及在利用上的新限制，社会学理论和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广泛变化。因此，在档案思想中即将出现的‘后保管’模式，不仅仅是因为电子文件带来了困难。”[14]

正是由于在社会变革中思考和把握档案现象，所以库克的档案观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实体走向建构，档案工作者的作用由中立走向中介。“库克认为，后现代社会，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档案不再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而是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的体制。”[15]库克由此也深刻体会到各种社会因素在档案学、档案记忆留存中产生的作用。“以前普遍被认为是客观、公正、无私的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主观成分”；“任何科学对于其内容、方法和人员的选择，所接受的标准，失败的原因无不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和利益，无不体现了更深层次社会的、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性别的、情感模式和权力的斗争”。[16]在论述档案记忆的构建时，库克特别谈到权力对档案记忆的影响。“嵌入在档案馆和档案中的权力关系尤为重要”，“档案馆有权优化或是边缘化，它们既可以是特权的工具也可以是反抗的工具，它们既反映权力关系，又包含权力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有些人能够创建和保护档案，而另一些人则不能”，[17]如此等等。看到各种社会因素对档案学、档案记忆的影响，不仅为档案学融入更多的学术元素，增强其时代生命力；也使我们对档案记忆的分析更好地与社会融合，在社会中把握档案记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自库克的档案记忆观引入以来，档案记忆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新增点。学者们围绕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档案与国家、民族认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国家记忆建构，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和研究纲领等问题，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在CNKI数据库中，题目直接标明“档案记忆”的论文计29篇；在题目标明“社会记忆”的论文中，档案学成果约占30%。在国内学术交流、科研项目立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档案记忆也备受瞩目。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上海大学图情档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等都曾举办过以档案记忆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学术讲座；至2014年，已有4项相关课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果说1997年，库克引导中国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那么现在可以说档案记忆研究已“登堂入室”，在社会记忆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已成为档案学的一种新范式。

不仅如此，由我国档案部门发起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项目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2002年以来，在青岛市档案局馆的示范带动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等一些大中城市档案部门相继规划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从自发走向自觉，已成为“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并正在向“国家记忆工程”、“城乡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数字记忆工程”拓展，为档案工作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探索方向，更为档案记忆研究提供了实践载体和理论场域。或许如库克所言，“这些以‘记忆’概念为中心的档案关注点”，“反映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档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后现代革命对于档案行业的社会使命的意义”。[18]

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对档案记忆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功能与价值，以及在社会变革中思考档案学发展等都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档案记忆思想还未能形成丰富的体系，留下一些遗憾，但或许正是这种缺憾，能留给后来者更大的创新空间。哲人其萎，我辈奋之！

参考文献：

[1][5][6][12][14] 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176.

[2]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2～13.

[3]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概述[J].兰台世界，1998（11）：5～6.

[4][10][17]Terry Cook.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 Archival Science，2002，2（1-2）：1～19.

[7][11]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8]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华夏出版社，2003：13.

[9][13][18]特里・库克.四个档案范式――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J].档案学研究，2011（3）：81～87.

[15]王静，王萍.评特里・库克以后现代思想诠释档案学[J].档案与建设，2005（7）：10～13.

[16]特里・库克，刘越男（译）.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J].山西档案，1997（2）：7～13.

（作者单位：丁华东，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余黎菁，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来稿日期：2014-08-15）